王璞 林凌：还有左翼诗人吗？他如何看待最近热传的工人诗篇？-王璞、林凌
———为什么用“宝塔”这首诗来命名你的诗集？
———这首诗的纪念意义在于：当代史的无效（和无聊）把我们这一代人区隔开来，使得我们的政治和精神生活无从定型；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我想我们只能用我们重新分享和不曾分享的一切血肉和岁月来填充那塔影，让它充实些，挺拔些。因此在这首短诗的最后，我暗示我们可以按任何方向去展开自己的心灵史，去逃避，去对抗，去迂回，去解构，去反讽，去归隐，去实干……但不论怎样，必须争一个激进性的底线、底气和底色：若还有塔，那它“必须首先是红色”。
王璞，诗人、学者、文化工作者。1980年生于山西。1999年至200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2006至2012在纽约大学（NYU）攻读比较文学博士，2012年至今任教于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在北大期间，曾是五四文学社主要成员，参与组织未名诗歌节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并编辑过《未名湖》《启明星》等刊物。曾获未名湖诗歌奖、刘丽安诗歌奖和诗东西诗歌奖。除诗歌作品外，发表有中英文学术论文、书评、散文和翻译等作品。现在正在撰写一本关于郭沫若和中国革命的学术专著，有空时还在翻译与本雅明相关的文献。
《宝塔》
**林凌：**很高兴借观察者网的平台跟你聊一下你最新的诗集。我们都知道你的左翼立场，能不能管你叫左翼诗人？
**王璞：**你提的这个问题关系到一个古今中外都十分渊深的学问：标签学。任何严肃的诗人都希望直接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和世界交流，而不是被贴满标签，但标签在话语的流通中难以避免，就像人不可貌相，但相貌识别总少不了。最好是看其相貌但不做外貌党，有标签而不迷信标签。
标签都是简单化的，不过我不介意左翼诗人这个称号。虽然它让我有点不安，但这个标签也给人以某种惊喜乃至惊奇。它携带着关于“左翼”、关于“诗人”的包裹和包袱，打开来一看都是问题：你是在何种意义上管我叫左翼诗人？因为我作品的意象“左”？内容“左”？风格“左”？或者因为我们认识，你知道我在私人的或公共的场合表现出了“左翼立场”，所以我可以被视为左翼诗人？其实，至少在此刻的中文语境中，“左翼立场”本身也只能呆在尴尬的引号里，什么是“左翼立场”，还要打个问号吧。
所以，你给我贴个标签也等于是在试探：左翼诗人这一物种在当代还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吗？左翼诗歌在今天的历史迷宫中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林凌：**正是如此！这样提问更到位一点，但这个问题好像很大，不容易谈，要找一个抓手。在1980年代之前，大多数优秀诗人，都和“左翼”有渊源。我会这么提问，也有一种蛮幼稚的焦虑，好像再不会有“左翼诗人”了？当然也可能是我知识面狭隘，但在大众层面上讲，似乎真的没有了。首先“诗歌”就变成一个特别小众的趣味了，诗歌的名声这些年很不好，梨花体啊，文联主席晒诗遭讥笑啊等等，除了审丑，以及把诗人当小丑，否则公众几乎不怎么谈论诗歌了。朦胧诗、顾城、北岛、于坚等等，诗歌热好像都是上古的事情了。然后“左翼诗歌”，如果有这么个东西，就更可疑了，比如从“底层文学”兴起开始，一直到最近流传甚广的“工人诗篇”，你说这是“左翼”吗，好像也是，但工人、底层民众更多地被当作了一种符号，一种消费品，哪个立场、哪种情怀，谁都能拿来悲天悯人地用一下。而真持左翼立场的人，好像能做的并不比别人好到哪里去，无论是艺术还是政治层面，我们在其中看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王璞：“标签”之后又来了“符号”，我把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说说吧。很惭愧，对于工人诗歌的问题，我没有太多的跟踪和了解。但据我所知，它形成了一个受到较广泛关注的运动（包括最初的作品发现、发表流通、相关研讨推介、纪录片等等），自然有正面意义。至于最终的符号化，只要进入媒体空间，这难以避免，而如果不进入媒体，那么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也无法形成流通，这是已然成为常识的两难。不止国内媒体，前一段也看到了所谓“西方媒体”对工人诗歌的一些报道，也有消费中国符号的痕迹，但一点不奇怪。
**林凌：**你在国外，对此应该深有体会吧？
**王璞：**说到诗歌变为政治符号和政治资本的情况，我不禁联想起前一段我参加柏林诗歌节的见闻。今年6月的柏林诗歌节，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六位中国诗人，并举办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当代诗歌的活动。活动相当成功，至少我作为参与者觉得收获颇丰。但面对我们这些中国诗人，个别欧洲人和欧洲媒体不断地最简单、 最乏味的方式提出关于诗歌和政治的问题。在我错过的一场研讨会上，几位中国诗人因为没有批判中国政府和中国体制而引起了某些“有良知”人士的高度不适，其中一位诗人谈到了自己在写作中追求“气氛的精致”，事后在个别媒体上却被扣上了“中国官方诗人”的帽子（当然这一类媒体大多本就不太靠谱）。熟悉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人，常会用“政治庸俗化”一语，来形容中共历史上一些不成功的文艺政策；现在，这上纲上线的衣钵却传到了自由的老欧洲手里。老欧洲自有其逻辑：中国一定没有文艺自由，你是来自中国的诗人，那么你的诗歌一定以抗议为主，好不容易你来到了我们自由的土地，一定要发表抗议中国政府的言论，什么？你更想谈论文学本身，对不起，那个话题是留给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艺术家们的，你们必须先反政府嘛！你不反政府，那你一定不是中国好诗人，你该不会是体制内权力集团中人吧，你没有心灵自由，可悲啊……
大多数严肃的中国诗人——以及他们的足够有见识的外国同行——都会觉得这游戏有点太无聊，而且即便在西方受众中我相信这个玩法也已慢慢失效（所以柏林诗歌节的主办者对这类媒体论调最后都有点看不下去）。但在后冷战的无解格局中，这类怪圈会不断出现在“中国/西方”的互看与错认中，它像杂草一样野火烧不尽，因为在“中”在“西”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已经教条化的虚伪，总有某些势力会去这样期待，总有某些势力会去适时迎合，再没有意思也还是会重复下去。也只有通过重复，它才成为了教条。所以另一位和我同行的诗人会感概：这次见识了欧洲的教条主义。
我个人主张既不去参与这个游戏，也不去反对它——因为反对它也会不小心让它更自嗨。诗歌节期间在被问到关于中国当代诗歌是否反政府时，我的回答是，其实在诗歌中去寻找赞同和反对官方的信息和姿态，最多构成一种很低级的政治，甚至都并不是政治，而恰恰是“去政治化”的手法。我欢迎并急切盼望着对诗歌的真正政治阅读，但诗歌的政治有时需要到看起来最不政治的地方去寻找，甚至到所谓“纯诗”中去寻找，在其中也许可以遭遇隐秘的政治介入契机。（只有你足够诗歌，你才可能足够政治！）
林凌：“到看起来最不政治的地方去寻找诗歌的政治”，我想待会你有必要再好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但首先我们好像可以说，西方媒体把中国诗歌当成政治符号的态度，和国内一些媒体对工人诗歌的消费态度，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吧。
**王璞：**关于工人诗歌或底层文学，我发现已经有一些学者和批评家在更积极地探讨，不过这些似乎主要局限在文化研究和思想论争的圈子之内。在更广泛的文化传播中，诗歌的话题性，近来的确是和一些似乎过于符号化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但我个人一直认为，当代诗歌其实非常繁荣，“小众”则“小众”矣，情怀和抱负是大的，且充满原创力。我这一判断就和大家平时的感觉形成了有趣的反差。说“公众几乎不讨论诗歌”吧，但时不时地，我们可敬爱的“公众”还要在媒体的循循善诱下把诗歌从话题库里抽出来，打趣一番，调侃一番，然后再补上几句感概：“现在哪还有好诗啊”“诗人都堕落了”云云。其实公众是不断在确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偏见，针对自己的内心空洞化进行一种纾解性的原谅和宽慰。工人诗歌的作品中，1）有一些显然以一种语言的敏感触及到我们当代生活刻意忽视的实相。2）“工人诗歌”话题的运作，力图沟通诗歌与现实， 尽管在符号化的过程中，诗的部分更多成为了药引和噱头，重音落在当代新“工人”这一身份上，但至少说明关于诗歌的想象本身仍具有公共性和话题性。3）当然最糟的时候，“工人”和“诗歌”都成了扁平的符号（你的苹果手机上有自杀诗人的血！）。
**林凌：**好像更多的时候，我们遭遇到的就是这种“最糟”的情况？严厉点说，现在的这种“工人诗歌”本身就是工人的异化。特别危险的想法是，关心嘛，总比不关心要好，至少能暴露底层民众凄惨的境遇，越惨越好，越显得有关怀，有艺术性。我其实挺好奇这些人会怎么看待毛时代的工农兵文艺或者像三突出这样的创作规矩。最近侯孝贤接受采访说到贾樟柯，我觉得说的比较好玩，他说“觉得他（贾樟柯）拍得太快了，许多社会事件不能拿来就用，需要消化、打磨一下。”“《小武》拍得还不错……其实所有的剧本、素材，哪怕你是要用社会新闻（去拍电影），也是需要去沉淀的，沉淀之后，因时因地而异，你要落实。”
**王璞：**还是回到符号化的问题。要吸引大众的眼球，依靠的就是政治无意识的符号学。政治即语言。**诗歌能否抵御语言中的符号化倾向？**从工人诗歌我联想到了一个例子。在整个左翼传统中，“工农兵”写作一直有一个困境：一方面，人们希望给予被压迫者“书写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又希望来自底层的“他者”要保持底层身份，写出所谓的“底层意识”。这种底层意识的预设，也有可能变成一种价值符码，用以规训工人诗人身份、规训他们的写作、规训作品的接受。法国思想家朗西埃尔在他的研究中曾意外发现了十九世纪法国一些工人（包括手工匠）的诗歌作品，而它们已经被历史遗忘，正因为它们不符合我们关于那一时代“工人”的期待和设定。朗西埃尔认为，在这些作品中，你找不到什么工人阶级意识，什么革命性，因此当他的研究发表时，甚至受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质疑。但这份历史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当年的法国工人诗人们曾给他们崇拜的大文豪雨果写信，渴望得到指点。雨果回信给予鼓励，但同时寄语他们要永远保持“工人”的底层本色——这种说法和我们今天有些人对工人诗歌的态度也不无相似吧！其实雨果已经把一个个活生生的劳动者/写作者变成了文化政治概念。另外，当时很多工人和圣西门主义团体搞在一起，也是为了能够参与到一些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在一些神秘主义的迷狂聚会中去享乐乃至去乱交。这通常被认为是当时工人缺少正确的“阶级意识”的表现。但朗西埃尔的回答是，为什么工人不能去“放荡”？工人的解放究竟应该由谁界定？难道和资产阶级文化混在一起工人就会丧失自己的思考和体验能力？
朗西埃尔后来说，真正的平等，是一种心智的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去感知，想去感知什么就感知什么。我似乎扯远了，但这种激进的平等观在我们关注底层文学之类话题时有助益，而且，在本质上和当代诗歌的解放精神相通。**诗歌，在其最佳状态，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全部自由和不自由。我们生活在一个看似很自由但心智不解放的世界中。通过诗歌，我们可以发现加在我们身上的各种符号性的设定，发现我们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我们常在慨叹当今各种文化生产都比较操切低效，其实当代中国各个创作门类中都有亮点，只不过它们的能量总是很容易被耗尽，缺少持续性。要改变现状，必须在实践中永不停息地解放心智。只有在暂时不计传播学后果的创造性劳动中，这种解放才会发生。
**林凌：**借用一下你的话，眼下许多底层文学与工人诗歌，恐怕正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是在语言和形式层面一再地指认和凝固“加在我们身上的各种符号性的设定”。在语言和创作的重复中，让扁平的更扁平，让符号化的更符号化。为什么说他们在消费穷人呢？穷人就是我们头脑中的穷人，竟与我们的想象一模一样！当我们要去言说的时候，竟又与我们习惯的表达方式完全不冲突！而当他们要言说自己的时候，又完美地契合了我们的情感表达！太神奇了，所以保持在那个位置上就行了，满足我们的同情和批判的欲望。我对当代诗歌不熟悉，你所说的当代诗歌的情怀和抱负，仍有诗人保持着这样的创作自觉吗？
**王璞：**其实，在当今的诗歌创作中，有不少杰作都是以试验性的语言去关照剧变中的生活世界，萧开愚的《内地研究》和余旸这次同我一道推出的诗集《还乡》是我立刻想到的例子，而我的涉猎其实还相当有限；这样的作品也许没有形成公共话题，但创作自觉毫无疑问存在，这类作品我个人认为很有价值。
一方面是诗的多元实践的收获期，一方面是诗歌在大众文化中的“灯下黑”，这又一次证明了诗歌在当代意识形态风景中的尴尬位置。在这一点上，当代诗歌和当代政治还真有几分神似。政治和诗歌是我们神奇祖国的两大互为镜像的梦境。戴锦华老师常用“鬼打墙”来形容意识形态上的迷魂阵或回音壁，政治和诗歌就是两个鬼打墙的场域。常听人抱怨，当代中国人功利，不关心诗歌；当代中国人犬儒，不关心政治。但同时，诗歌和政治是两处巨大的想象力淤积。人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就诗歌或政治说上几句，但每个真理般的判断一说出口，就落入了层峦叠嶂之中，现出其含混多歧。我不知道我们何时能真的面对我们社会肌体内的话语泡沫。
**林凌：**所以你说自己“不介意被称为左翼诗人”可能说法谨慎了，甚至不该说“姑且”称你为“左翼诗人”，你对诗歌和政治解放的期待还挺鼓舞人心的，或者是否可以说，正因为对于解放政治的期待，你对于诗歌的形式和语言本身的探索才比别人更执着，也更精心打磨艺术的功力和造诣；与之相反的，正是那些符号化的、扁平的、流于表面的对于底层的书写。
**王璞：**这个标签表露出一个具有致命迷惑力的命题：诗歌的探索性和政治的激进性之间的关系。于此，我触及它的方法，是来一个“说来话长”，我对当代诗歌和政治关系的认识，就在一个很漫长的语境中形成，这个可以待会再说。但总的说来，我渴望诗歌去想象历史，裹挟现实，但同时，我认为诗歌的政治必须存在于诗歌语言的最内部。诗对政治发言，仅仅是外在的，诗歌中各种立场、表态和动议，都不过是话题性的糖霜，流于表面。我曾在我的创作谈中说过，我相信，诗的语言意识，也就是它的历史意识，诗歌必须作为一种历史想象力内在于政治——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政治的新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捍卫当代中国诗歌的“新诗”潜能。坚信诗歌语言的先锋性内在于政治的激进可能，如果这一想法算是“左翼”，那我就率性接受“左翼诗人”的面具吧。
如果要追溯一下我身上的“左翼”的诗和诗意的“左”，我也挺愿意与读者分享。我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期间，从本科结束到硕士生涯的一段时光，对我个人成长来说是一场重大甚至不乏美好的乱局，也巧合于“胡温时期”的开幕、反恐战争的升级和中国经济的提速，那时，有三个决定性的事变呈现在了我的精神生活之中。其一，是我特别明确地感知到了当代中国诗歌在经历了九十年代的动荡演变后正产生出越来越多让汉语暗中骄傲的优秀作品，尽管这种收获几乎不为局外人所知（还记得洪子诚老师在2001年末的诗歌细读课上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原来，九十年代以来有些精神探索是发生在诗歌之中）；其二，是我切身体验到批判理论的整个传统正在中国当下的历史现实中获得新的相关性，在介入尚未得到命名的中国巨变时表现出新的生产性（顺便一提，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新左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在思想上显得多么生气淋漓！政治哲学的突然兴起又带给我们这些文科生怎样的震动。在宿舍楼道里，我们不再抱怨理论天书的难解，而是讨论着理论穿过现实的痛快和痛楚）；其三，是我比较近距离地观察到人文学者开始重新发现和挖掘曾一度被遗忘的左翼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遗产，并从中寻找我们时代的资源（举例来说，2004年程凯关于左翼文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很快就在我们这些小字辈的口耳相传中成为了传奇，而十年后的2014年，他的相关专著也终于面世了）。这三方面不见得一定相关，其实各有渊源，但对我来说，它们同时发生，构成了同一个事件，内在于我的精神养成，像是灵魂中的地壳运动，宿命般地规定了我后来的动向，其震感我今天仍能感到。
**林凌：**我还是想谈一下你的诗歌。我个人感觉，其中的一部分，属于谁都能看懂（比如这一段：“一生也将这样过去/就像今晚顿悟后的慨叹：/前面是落满语言的灰色的路/车辙密布，芜杂而凌乱/后面是静穆的钟声/我只能在街灯下停很短的时间/一生也将这样过去/就像干燥的一天匆匆烧完”）；而另一部分，能读懂的人恐怕很少，因为需要相当强大的知识储备（特别是“第五辑 自然史与社会史”以及“第六辑 距离的阻滞”，你在后记中谈到自己的创造，谈到最关心“诗歌的历史包容力”：“一道诗歌的闪电可以照亮多少当代事物？”你所提到的本雅明、波德莱尔、戈达尔或者布莱希特；你所使用的意象；你所期待的诗歌呈现“革命政治”、“普遍历史”、”商品拜物教”等主题,对普通读者来说是不是太古怪了？）你自己是否意识到自己所有诗歌中，这种巨大的张力？
**王璞：**一般来说，诗注定比大多数微博、广告和真人秀要难懂一些。进入现代以来，人们对于诗的可理解性关心得有些过头了，但难懂与否，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评价标准，而只涉及到一首诗和另一首之间的个体差异。
更具体地说，有一种难懂是因为诗作内部有庞杂的指涉，这就是你说的需要“强大的知识储备”才能看懂的情况。我也确曾听到过这样的批判，说我“掉书袋”“学院气”。我的确非常在意每一行诗句的包容力 ——表现出来就是你说的诗集最后两部分，特别是组诗《距离的阻滞》。**我非常享受诗作所能容纳的各种张力，并追求身体体验、个人领悟、哲理批判和历史想象之间的综合，虽然这种综合注定是脆弱的。**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代诗歌的一个整体特点，我不过是一个力图有所创新的继承者，想锻造一种在知识和情感上都更切身、更大胆也更不屈不挠的诗歌质地。我不同意说只有具有特定知识储备才可以读懂我的某些作品，我相信它们在语言层面就足以让人有所感、有所愉悦或惊奇。但我承认我在追求自己的风格癖性时可能过于自我、甚或不够成功，那也没关系，当代中国诗歌中风格的多样性保证了任何读者都能遇到真正有意义而又足够“界面友好”的作品。只需要记住：“懂不懂”本身只是诗歌体验中的一种效果，而不是实质。
**林凌：**为什么书名要叫“宝塔”？这首诗有什么特殊之处么？
王璞：《宝塔》这首诗，和全书开篇第一首《未竟的事业》一样，代表了我在2005-2006年创作上的小高峰，而且有纪念意义。这两首都作于我结束七年的北大生活、准备赴美继续求学的转换期，是毕业赠别之诗。
青春与毕业在中国新文化中本是一个富有政治能量的母题，但最近几年已经被所谓青春电影消费得不成样子。那时，我感到了个人和群体的体验的催迫，想在诗歌的领域重提——乃至重新政治化——毕业的时刻。“宝塔”这个意象让人联想到佛教建筑的传统，联想到延安宝塔山的革命象征，最后落实为对当时的我来说很贴身的北大博雅塔的形象。宝塔具有拉康所谓“大能指”的体形，同时象征了精神信仰的可能。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体验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精神维度的空洞化，塔是空的，只有塔影，没有塔。就所谓“内容”而言，这首诗书写了小知识分子青春的挫败感：力比多的挫败，知识的挫败，个人抱负的挫败，但最重要的是社会欲望上的挫败。“大我小我风驰电掣”。我们当时经历着个人和时代的迫不及待的转变。一说到个人和时代的关系，不论是迎合还是抗拒，都早已是文学俗套中的俗套了。我则想用这首诗去质疑个人和时代的精神关联如何可能。一切既有的模式都是看似坚实，但一“握住”就化为“黑暗”。真正的关联必须被重新发明和定义。多年后，我翻译巴丢时读到他的一个观点：大多数时候，无论怎样挣扎，青春只能成为时代精神的质料，而只有通过艰苦卓绝的工作才能建立和时代真正有效的关系。时至今日，这种挫败感对我仍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而我也极可能成为它最平庸的质料。在回忆中，我又写作了《阶级的黄昏》，可与当年的《宝塔》对读。反过来，借着这重回忆，我又把《宝塔》这首原本只题献给李春的作品改为“为李春和一代人”，并用它来命名全书。
这首诗的纪念意义因此就在于：当代史的无效（和无聊）把我们这一代人区隔开来，使得我们的政治和精神生活无从定型；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我想我们只能用我们重新分享和不曾分享的一切血肉和岁月来填充那塔影，让它充实些，挺拔些。在这首短诗的最后，我暗示我们可以按任何方向去展开自己的心灵史：去逃避，去对抗，去迂回，去解构，去反讽，去归隐，去实干……但不论怎样，必须争一个激进性的底线、底气和底色：若还有塔，那它“必须首先是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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