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南水北调怎么了？看看工程之外的细节
【****南水北调工程开始建设以来，受到多方瞩目，其中不乏一些质疑声。今年1月14日，2015年南水北调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鄂竟平就曾经回应过：“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把水引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方案，有些境外媒体说这些话的时候，连事情都搞不清楚，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居心。”随着去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完工，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正式通水后，又有了新一轮的猜疑，4月2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刊文称，“对南水北调工程投入巨资后，中国政府却面临一个问题：许多城市没有使用从南方调来的水。”事实果真如此吗？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马平撰文细究工程之外的细节，来看看南水北调到底怎么了。****】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通大半年，近亿北方市民、农民喝到了高质量的自来水，冰期和汛期的考验都没有阻止淡水的跨区域流动，开通之初例行的质疑声渐渐远去。但在2015年雨季开始后，反对声浪再次高涨，《华尔街日报》等外媒领衔，众多网络大V推波助澜，纷纷批评南水北调工程“无用”、“水价过高”、“导致南方干旱”……
分析这些新的质疑，大多数内容依然是陈词滥调，和几年前类似文章的区别，只是把“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词语直接替换成了“南水北调”。但必须承认，其中也的确反映了从设计到施工期间，南水北调工程外部环境的一些变化；以及由于科普不足，公众对于南水北调基本情况的一些误解。如果不正视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一味地把质疑斥为谣言，恐怕宣传效果会适得其反。
1.人算总不如天算
首先值得注意的一个质疑是：“南水北调有必要吗”，《华尔街日报》专门发了重头通讯《中国北方城市不用从南方调来的水？》，宣称部分北方城市抽取地下水和本地径流的成本不高，比南水北调的成本还低，以至于这些城市并不情愿使用南水北调中分配的份额。
抛开这篇报道把局部问题放大到全局的恶习不说，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从南方引来的淡水在某些城市并没有受到预期中的欢迎。为什么呢？因为2015年的气候和工程立项的1994年、和正式开工的2003年，甚至和丹江口大坝完成加高的2010年都有很大的区别。
南水北调是从华中的长江水系向华北调水。自50年代起，中央政府就有从南方调水的计划，1958年湖北汉江丹江口水库开工，设计中考虑了未来加高，提供南水北调水源的可能性，但1974年竣工的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基本只为湖北服务，直到2005年才开始加高丹江口大坝，准备向北方输水。这个开工时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国力的增强，有能力建设上千公里的调水工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华北干旱化趋势，迫使中国不得不展开南水北调工作。
相关的资料很多，比如：
“我国夏季降水在1965年前后发生了一次气候跃变，华北地区从1965年后夏季降水明显减少，干旱化的趋势明显，这种趋势与西非萨赫尔地区干旱化的趋势相似；分析结果还表明我国80年代的气候与70年代的气候有较大差别，这种差别表现在长江、淮河流域从70年代末起降水增多，涝灾明显增多，而华南和华北在80年代降水明显比70年代少，干旱趋势加重。”
“（京津冀地区）20世纪60年代初降水偏多，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降水呈波动变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地区的干旱再次加剧，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中期降水量有短暂的增加，干旱趋势稍稍得到缓解。但90年代后期，降水量又开始减少……”
由此可见，在中国迅速进行城市化、工业化的80-90年代，华北正在经历一个漫长的干旱时期。相对雨量充沛的50-60年代，降水量大大下降。这意味着华北水资源出现了空前的紧缺局面。直到21世纪初，这个情况依然没有缓解。恰巧同时出现了：
“长江、淮河流域从70年代末起降水增多，涝灾明显增多”的局面。酝酿已久的南水北调项目终于得到了足够的推动力，东线、中线工程分别于2002年、2003年正式开工。在经历了十余年工期后，先后在最近几年投入使用。就在这施工的十余年中，中国气候，尤其是华北气候悄然发生了和20世纪趋势相反的变化：
以北京近年降水量为例：
2013年 北京降雨量578.9毫米
2012年 北京降雨量733.2毫米
2011年 北京降雨量720.6毫米
2010年 北京降雨量522.5毫米
2009年 北京降雨量480.6毫米
2007年 北京降雨量483.9毫米
2006年 北京降雨量318.0毫米
2005年 北京降雨量410.7毫米
2004年 北京降雨量483.5毫米
2003年 北京降雨量444.5毫米
2002年 北京降雨量370.4毫米
2001年 北京降雨量338.9毫米
2000年 北京降雨量371.1毫米
1999年 北京降雨量266.9毫米
1998年 北京降雨量731.7毫米
1997年 北京降雨量430.9毫米
1996年 北京降雨量700.9毫米
由数据可见，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北京地区经历了一个降水低谷。但就在南水北调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北京经历了一个稳定的降水增长过程，年均降水量逐渐增加到600毫米左右。北京周围的其他省份也有类似的情况：
山西省21世纪初也出现了降水量增长趋势：
2012年山东也感觉到了雨量的回归：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统计显示，近年来华北地区年降水量明显增多，近10年中有8年比常年偏多；西北地区今年夏季降水也明显增多，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5.7%，是1980年以来最多的一年，持续近30年的“南涝北旱”格局初步显现转变趋势。
年降水量变化柱状图显示，近十年来，我（山东）省降水量呈现“多头排列”，降水总量远远高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达到20年来的高峰。
据他介绍，我国华北地区降水多寡变化大体呈现准20年的周期波动，也就是说，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水存在此消彼长的周期性变化，降水格局大致20-30年转换一次。
综合起来，这意味着整个华北都出现了降水量增长：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统计，近年来华北地区年降水量明显增多，近10年中有8年比常年偏多；西北地区今年夏季降水也明显增多，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5.7%，是1980年以来最多年。
北京 今年降水量为近18年来最多，远超近30年均值，2008年以后有向多雨方向转变趋势
天津 今年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59%，近10年中有7年降水比常年偏多
河北 今年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6%，近5年中有4年降水比常年偏多
2003年后，华南年降水量阶段性减少，已经有5年出现降水显著偏少年(2003年、2004年、2007年、2009年和2011年)，一般较常年同期偏少10%—20%；2003年后，除2010年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水已经有8年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少，一般较常年同期偏少1%—15%。
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教授罗勇说，长江流域自1998年大水后就没有发生全流域的水灾。最近几年，我国东部“南涝北旱”的降水分布型发生了变化，夏季多雨带位置北移。从今年夏天的情况看，多雨带主要在华北和东北南部。
据宋连春介绍，我国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水多寡变化存在一个显著的准20年振荡周期，也就是说，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水存在此消彼长的周期性变化，降水格局大致20—30年转换一次。
与之伴随的是华北地下水位上升。长期困扰整个华北的地下水“漏斗”问题以及地面沉降问题都得到了缓解：
从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传来好消息，最新统计显示，我省平原区地下水位出现大幅上涨，特别是位于地下水漏斗中心区域的衡水武强县，深层地下水位较5月底上升了21.11米，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也是我省平原区地下水位继去年首次呈现回升态势以来，再一次大幅上升之年。专家表示，降水偏多、开采量减少等是地下水位出现上升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有部分北方城市的水量绝对供应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匮乏，以至于对南水北调的需求有所下降。南水北调工程依旧按照90年代末的气候估算向北方供水，自然会在某些城市产生局部供过于求。2015年雨季再次出现质疑南水北调的声浪，这正是原因之一。
不过，我国南方多水，北方干旱，这个总体的趋势已经持续了几千几万年，不会因为几十年的气候小周期发生根本转变。南水北调也不是为一年一地服务的局部小工程。既然气候能因为小周期而转湿润，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因为类似的周期而出现干旱——就像20世纪后半期发生过的那样。如果此时因为局部的供过于求否定南水北调，那就像指责消防队在不灭火的时候过于清闲，或是指责军队没有每天都去打仗。对此，中国气象专家曾专门做出过解释：
“未来50年，气候变化将使南方水资源略有减少，北方水资源稍有增加，但不会扭转降水南多北少的格局，南水北调战略亦不会被颠覆。”“气候变化对我国重大工程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组成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严登华明确回应了这一观点。
气候存在年际变化。近几年，雨带北抬的确导致北方降水增多。同时，许多气候模型给出的结果显示：到2050年甚至2100年，华北地区降水量将呈现增多趋势。但是北方的降水量仍然明显少于南方。
同时，气候变暖导致气温升高，蒸发量也将随之加大。因此，尽管降水增多，但径流量增加并不显著。加之北方，尤其是处于政治经济中心的京津冀地区，随着未来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工业和生态用水量的增加，需水量还将呈现“刚性”增长趋势。
在严登华看来，降水的增长将“无力”抵消需水量的增加，华北地区仍将陷于缺水局面之中，仍旧需要“南水”支援。
2.水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南水北调”影响了整个南方的水供应，要对整个长江乃至珠江流域的干旱负责。实际上，最近启用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只是使用了汉江流域的水源。而汉江是一条发源于陕西，汇集陕西、河南、湖北三省支流的河流。作为调水起点的丹江口水库处于陕西刚刚流入湖北的地方，距离另一个水源省河南只有十几公里。如果按照一般的标准来划分中国的南北省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几乎可以说的上“北水北调”（当年的南北足球对抗赛，湖北省分单双年分别归属南北阵营）。
从水源使用来说，对“南水北调”常见的攻击是：“拼着南方干旱，也要保住北京”。这还真是冤枉了北京。南水北调东线根本就不向北京供水，中线工程40%的水给河南，36%给河北，10.7%给天津，北京只拿到了13%。考虑到北京现在是一个近3000万人口的超级都市，可以说北京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只是一个低调的配角，绝没有任何“多吃多占”的行为。
当然，即便京津在整个南水北调中都是配角，也必须承认大多数水量流向了北方都市。1991年提出的《南水北调中线规划报告》就明确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以满足城市和工业用水为主，兼顾农业和其他用水。现在供给河南河北山东的南方淡水，也主要用来保障城市自来水。乍一看，这的确是都市从乡村吸血（水）。
但实际上，全国的人口都在向城市汇集，不止华北如此。在中国的大多数农村，不到年节已经见不到年轻人，城郊结合部的打工二代也绝不会有回乡谋生的打算。下一代中国人的故乡概念将转移到城市，只有极少的人口留在乡村从事机械化农业和旅游业。在今天迁徙自由的中国，从水量充沛的南方向北方城市调水，客观上是给全国人增加迁居选择，创造更多的居住和发展空间。在这种局面下，如果还纠结于“城市剥削乡村”的老观念，反对向城市调水，那是和新一代中国人作对，剥夺他们到城市寻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3.丹江口移民成本问题
丹江口水库已经修了几十年，最近还有一批感性的新闻稿渲染了水库移民的艰难和代价。毫无疑问，为了修建汉江水库，湖北和全国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一部分肯定要计入南水北调的成本。直到今天，丹江口水库移民的后代还在享受高考加分和学费减免的优待。但具体到丹江口水库和汉江治理问题，如果把全部的成本都归为南水北调，那也是相当不公平的。丹江口水库对湖北不仅仅意味着调水，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福利。即便不发起南水北调项目，在汉江上修建一个巨大的蓄水枢纽也无可避免。
翻开任何一本比较详细的中国地理教材，都可以查到这样的文字：
由于受到降水变率大的影响，汉江流量过程极不稳定。如碾盘山站最大月平均流量是最小月平均流量的7.6倍。该站多年平均流量为1710立方米/秒，实测最大流量29100立方米/秒，是前者的17.7倍；实测最小流量仅172立方米/秒，为实侧最大流量的1/169。另据洪水调查资料，碾盘山1935年最大洪峰流量高达57940立方米/秒，中游襄阳站为52400立方米/秒，反映出汉江洪水威胁十分严重……
……汉江中上游洪水峰高量大，来势迅猛，径流分配很不均匀。下游河槽愈往下游愈窄，宣泄能力不断递减，又常受长江水位的顶托，每遇洪水湖北省极易成灾。1935年的洪水造成14处溃口，湖北省老河口市以下悉成泽国，淹没耕地670万亩，受灾人口370万，淹死8万余人。从1931年至1948年的18年间，汉水发生大的水灾有9次之多，11次溃口……
……汉江上、中游地区是全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河流含沙量高，输沙模数大。丹江口水库建库前，汉江皇庄站平均含沙量达2.62公斤/立方米，是长江汉口站平均含沙量的4.3倍。年平均输沙量达12700万吨。
作为一条山区流出的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流量波动大，输沙量高，对中下游有极大的淹没威胁。《平凡的世界》一号女主角田晓霞之死，原因就是1983年汉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实际上，汉江下游的平原地区根本就是汉江洪水期河道的一部分：
（汉江）流域平原面积很小，只有四处较大的平原，即汉中平原、襄阳-宜城平原、唐白河平原、下游平原。四处平原之中，汉中平原、襄阳-宜城平原与下游平原都是泛滥平原，地势平坦，只有唐白河平原大部分为古冲积平原，俗称岗地，已略受分割，泛滥平原则占地面积较小。
什么是“泛滥平原”？就是通常所说的“河漫滩”、“漫水滩”。在地理学上，这意味着洪水期要通过的地区。汉江下游四处平原，三处是泛滥平原，另外一处也包含一定的泛滥平原成分，每逢洪水必然会一片汪洋。如果不修水库，等于这些地方要定期被淹没。上百万人口随时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为了避免这个威胁，丹江口水库修的越早越好。1983年那场特大洪水虽然在上游山区淹死了田晓霞，却没能对下游造成毁灭性破坏，原因正是丹江口水库的存在：
丹江口大坝的建成增强了汉江的防洪能力，保护着下游1700万亩耕地，1390万人口，以及襄阳、武汉等重要城市。1998年夏季，长江流域发生继1954年特大洪水之后的又一次全流域型洪水，汉江上游8月份总来水量高达110.7亿立方米，经丹江口水库调蓄削峰率60~93%，水库超蓄洪水37亿立方米……自水库建成几十年来，共拦蓄、削滞汉江上游发生的上万立方米每秒的洪水59次。解除和缓解了湖北武汉、襄阳等23个县市1亿多人口及1860多万亩耕地的洪水威胁，其抵御洪水的能力达到了百年一遇的标准。
……（1983年）10月6日14时，入库洪峰达到34300立方米每秒，预报库水位将超过160米。10月7日9时，入库流量达24180立方米每秒，库水位升至159.95米。正在此时，中央防总电话通知，库水位绝不能超过160米。不许超，就势必再增开孔泄洪，迫使下游增加民垸分洪。面对两难选择，枢纽防汛指挥部为了顾全大局，减轻下游防洪负担，根据对后期气象预报的掌握，果断提出了不再开孔，让库水位突破160米，不超过160.10米，得到了水电部的批准。调度证明，最终库水位于7日20时升到最高点160.07米后，开始缓慢下降，仅超高蓄水0.07米。
丹江口水库在这场特大洪水面前发挥了显著的防洪效益，共拦蓄洪水25.3亿立方米，大大减轻了汉江中下游的洪水灾害。如果没有丹江口水库的拦蓄，按天然河道汇流，各民垸将全部分洪运用，分洪量将达32.27亿立方米，淹地面积可达88.64万亩，匡算农田淹没损失可达7.5亿元，受灾人口将增加55万人。
汉江流域图，可见丹江口水库挡住了山区的洪水，为下游带来了平稳水流
之后的丹江口水库在新的科技手段支持下，发挥了更大的效益：
2005 年10 月1 日，正当人们欢庆“十一”之际，一场1983年以来汉江罕见的洪水正悄悄地来袭。汉江集团水情预报部门对洪峰及洪水总量的准确及时预报，使丹江口水库提前一天腾出库容。2日0时10分，枢纽开启2个深孔闸门泄洪，1时又增开2个深孔闸门，到10时达到4个深孔2个堰孔，总出库流量6800立方米每秒。丹江口水库在这场洪水到来之前，库容约为30亿立方米，7天内汉江上游降水约80亿立方米，增加50亿立方米的入库水量需要调蓄下泄。在减轻汉江中下游防洪负担的同时，又要保证水库不超正常蓄水位，枢纽防汛指挥部科学调度，至3日1时，水库最多时开启9个深孔、5个堰孔泄洪；4日21时将下泄流量加大至13500立方米每秒控制；5日3时，下泄流量控制至12000立方米每秒，丹江口水库出现最高水位156.95米，低于正常蓄水位0.05米，实现了不超蓄水位的既定目标，同时也减轻了中下游的防洪压力。
甚至主要目的是为了南水北调而增加的库容也对下游防洪大有裨益：
30年后的今天，丹江口大坝在几代水利人的手中又开始“长高”。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通过将坝顶高程从162米加高到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0米，库容从174.5亿立方米增加到290.5亿立方米，增加库容116亿立方米，增幅超过60％。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部完工后，按照170米正常蓄水位标准，通过科学调度，丹江口水利枢纽将发挥出更大的防洪减灾效益，汉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将由目前的20年一遇提高到近百年一遇。
丹江口水库还有不可忽视的航运和拦沙效益：
自1968年丹江水库建成蓄水后，汉江中下游含沙量迅速减少，皇庄站20世纪60年代输沙量模数比50年代减少26.5%，20世纪70年代又比60年代降低72.5%，说明水库发挥了巨大的拦沙作用……在水库建成后，水库上下1000十千米的河道全年可通航300吨级船舶。其中从武汉到襄阳由原来的季节通航变为全年通航，大大改善了鄂西北、以及豫西南地区水上交通的面貌。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南水北调也好，汉江防洪也罢，要想给整个流域、整个国家带来更安全更幸福的生活，不可能不在局部付出一些代价，国家也理应调集全局的资源对工程涉及区域做出补偿。（丹江口水库征地补偿已经提高到土地年收益的16倍）。这些代价无可否认，但决不能因此无限制地夸大成本——许多新闻报导为了耸人听闻，用一个综合性工程（如丹江口水库、三峡工程）的全部建设成本去对比某个分项的收益（如南水北调、三峡发电），在移民思乡的大幅照片下做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实际上是在煽情中忽视了下游千万民众的利益。这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另一种侵犯。
4.天道人道
当然，无论如何必须承认：纵然南水北调有千般好处。这个工程却是做出了跨区域调水的行动，把本应归属一个流域的淡水资源拨给了另一个地区。如果我们从纯粹某个地区（比如湖北省）的立场出发，这的确减少了被调水地区的选择权。但这是反对调水的否决性理由吗？
正如前面的讨论，南水北调在省区的角度来说，本应是“北水北调”。被调走的水恰恰主要是陕西和河南的降水。如果认为自然水系流到哪个省就该归哪个省，湖北省难道要因此向陕西和河南支付水费吗？陕西省是否也有权不考虑湖北省的利益，拥有把水全部截留，输到秦岭以北使用的权利？（现在的确有跨秦岭的调水隧道）。
很显然，如果从纯粹的地方本位立场出发，固然找不到支持南水北调的理由，却也找不到湖北省反对南水北调的充分理由。在全国协同社会化大生产、人口自由迁徙的今天，用地方本位思想去考虑问题，必然导致一本烂账。而打破这个格局，在考虑地方利益的情况下全局配置资源，本来就是国家存在的理由。国家既然有权通过税收来调节不同地区的财富，自然也有权去干预自然资源的配置。近几十年中国是经济增速最高的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大多为国有，可以避免地方本位制下高昂的交易成本。未来的中国如果希望能持续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奇迹，就必须继续坚持由国家进行最终的自然资源配置，并能根据长期的趋势而不是短期的波动来决定重大工程。
最后还有一个常见的理由是南水北调“不自然”、“反天道”。破坏了“自然和谐”。但现代社会本来就是“反自然”的存在。今天的中国每年能产6亿吨粮食，把其中2亿吨当饲料养猪养鸡，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修了大小几万个水库，改变了水源的时间和空间分布，把雨季的洪水存下来到天旱的时候用，把泛滥区的水集中到灌溉区用。如果我们坚持“天道”而不去干预自然的水流，结果……我们就会是另一个印度。
印度国土面积虽然比中国小，但有24亿亩耕地，比中国多6亿亩。他们的降水比我们多，日照时间比我们长，而且雨热同期，但就是种不出多少粮食。2014年印度算是丰年，也只有2.68亿吨粮食，不到中国的一半，12亿人吃的粮食比我国13亿人用来喂猪的粮食略多一些。我曾经用类似的数据去说明印度的制度有问题。有人替印度辩护，说他们那边盛行的西南季风不稳定，容易造成旱涝不均。我当即反驳“谁让他们不修水库的？中国也靠季风降水吃饭，修了水库不就旱涝保收了吗？”如果中国也坚持“自然秩序”不修水库不调水，我们很快也会遇到印度那样的发展瓶颈。
更进一步说。自然资源在各地区分布不均，如果允许各地居民在本地自然资源中分享太多的份额，这在经济学概念中是用“地租”模式来进行分配，允许不同的人口用同样的劳动换到不同的报酬（利润）。显而易见，这会打击大多数人口的劳动积极性，进而拖慢全社会的发展速度。所以大多数现代社会都会尽可能地避免用地租模式配置财富，力图用土地税、房产税、土地国有等模式去消灭依赖地租生活的食利阶层。连百年前的孙中山也懂得要搞土地100%国有，收缴级差地租充当全社会的资本。新中国后来搞土改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今天中国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充分利用各地区的土地资源和淡水资源，减少部分地区的地租效应，这是政府应当理直气壮去做的正义之举。如果有人质疑，我们可以在成本和具体手段上进行商榷，但决不能让政策向地方本位主义、向企图维护地租利益的社会集团让步，因为这正是新中国现代政府最重要的功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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