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洋：从“一·二八”到“八·一三”，国军为何输得更惨？

1932年1月，上海爆发“一·二八”淞沪抗战，粤军十九路军与国军第五军约5万人的部队与日军数个师团近8万人部队在上海市内与城郊交战一个多月，并在3月双方脱离接触后以停战告一段落；5年后，在同样的战场上，一场规模更大的“八·一三”抗战又一次展开，并最终演化成参战部队超过百万的淞沪会战。

两次作战虽然都以国军的全面撤退告终，但双方的交换比却有着巨大的差别。“一·二八”抗战中，参战国军以少打多，伤亡约14000人，给日军造成伤亡10000余人；而在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国军虽然投入了包括装甲部队、重炮部队在内的70万精锐部队抵抗30万日军，付出了近30万人的巨大伤亡（仅在阵地作战期间就伤亡近20万），却仅杀伤日军7万多人。

为什么在短短5年间，中日军队的交换比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别，这还要从1932年淞沪抗战时中日军队的战法讲起。

“一·二八”时“横行无忌”的国军战法

由于中国严重缺乏重工业，直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仍然以大量的步兵和简单的堑壕为基本作战样式，大口径火炮数量极其稀少，坦克装甲车辆更是几乎没有；日军的情况虽然比中国要强，但历经宇垣和山梨“军缩”，在当时刚刚兴起的机械化战争上也没有更高的造诣。双方的交战以步兵为主，堑壕就成了最重要的防御阵地。

十九路军构筑的野战工事充分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一改内战时期军队堑壕构筑简陋的面貌，建设了相对现代化的防御地带。据《兵器》杂志2012年增刊中白孟宸《从庙行作战看“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阵地防御战》介绍，当时国军的防御主阵地已经由多道防线组成，根据当年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报道，中国军队阵地“宛如欧洲大战当时法国战线之堑壕…….自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以至第四线”，多道防线组成的纵深防御体系使得中国军队的防御弹性大大增加，当第一道主阵地被敌方突破时，守军可退至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

为了避免日军同时对多道防线进行火力准备，一般两道阵地间会保持一段距离，辅以斜切阵地，与防御正面呈一定夹角，当某一道主阵地被突敌方突破后，退守的部队可以在斜切阵地构成暂时的迟滞防线，限制敌方向阵地纵深突破。

不仅如此，当后期日军炮兵力量开始增强后，中国军队的战壕又迅速开发了“防空”功能。在普通的堑壕上盖上铁板，以防日军炸弹、炮弹的弹片对堑壕中的部队造成伤害。日本国内新闻报道称中国军队“第一线之堑壕，宽八尺，深八尺以上，盖以铁板与沙袋…….遇大炮之直接轰击，或多少之爆弹，亦不感多大损害”。这样的阵地加上德国顾问指导下布置的大量铁丝网、拒马等障碍物，有效阻滞了缺乏各类破障器材的日军步兵，很多时候，日军甚至只能试图用盲目的“肉弹战术”来突破这些坚固的防线。

除了平原战场上的复杂堑壕，另一样让日军头疼不已则是十九路军的渗透战术。在围绕闸北等地的城市作战中，双方都投入了小群步兵和身穿平民制服的“便衣队”。日军的“便衣”主要是初期所谓的“特别海上陆战队”，吸纳了不少侨居上海的“在乡军人会”成员。这些人主要的任务是给正规军“带路”，熟悉地形但战斗力较差。

相比之下，中国军队的“便衣队”则主要是上海本地的义勇军，他们配合十九路军和宪兵部队，多次在市区开展渗透作战。1月29日，在宝山路巷战中，便衣队与十九路军“三五成群，隐身商肆，以手提轻机枪（冲锋枪）扫射”，造成日军极大损失；30日，在沈家湾吴淞路小菜场战斗中，十九路军装备大刀和手榴弹的大刀队从街巷中突然杀出，对日军和带路日侨发动白刃突击，又派出熟悉地形的便衣队沿四川路各巷潜入日军侧后发起攻击；2月19日，便衣队在大连湾路的日军阵地周围纵火，使敌阵脚大乱，正面的中国军队从而一举突破日军防线。便衣队的行动持续了一个多月，以至于日军在战后出版的《满洲上海大事变画史》中称“便衣队横行无忌”。这一特殊的作战方式，直到日军动用重炮将大片城区炸平后才逐渐退出战场。

中国军队不仅在步兵作战中显出优势，在对抗当时的“高科技”——坦克装甲车辆时也有不俗表现。十九路军从昆山、苏州等地农村搜集大量稻草，趁夜将其布设到装甲车必经之路上，并埋伏部队。装甲车驶过后，稻草缠住车轮使其减速，隐蔽的部队趁机出击将其炸毁；面对日军坦克时，则待其接近后，先集中火力射击跟随的步兵，将坦克与步兵分割开来，随后集中部队攻击落单的坦克。

惨烈而低效的淞沪会战

在1932年表现不俗的国军，理应在1937年的淞沪抗战中有更好的发挥。然而事与愿违，1937年的国军淞沪会战尽管规模更大，投入的兵力兵器更多，但战果却没有相应倍增。

与“一·二八”抗战不同，淞沪会战最初是国军主动发起，期望以中央军精锐部队将日军少量部队击溃的一次进攻战役。中国军队素质、装备较优，可是由于严重缺乏攻坚作战的训练、经验与技术手段，在进攻中显得勇气有余而章法不足，乃至于牺牲远大于日军，却往往无法突破敌人的核心阵地。

国军甚至将宝贵的坦克部队也投入到进攻战中，然而没有吸收自己在5年前打击日本坦克时用生命换来的经验，反而几乎将日军犯下的错误一一重演，又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当时，中国装甲兵风行着源于英国的“唯坦克论”，不仅没有认真考虑过坦克城市作战的特点，也缺乏坦克与步兵的协同训练。国军坦克虽然被配属给步兵师，却在实际作战中独自行动，缺乏步兵掩护。结果战斗每每变成国军坦克前进，突破日军前哨阵地，随后便因为缺少掩护陷入重围，并被反坦克炮“点名”的悲剧战例。

8月19日，中国装甲部队首次参战，装甲兵团出动两个战车连和战防炮一个营，配属第87师攻击杨树浦街区。当日凌晨，坦克随87师发起攻击，但因缺乏步兵的配合，坦克全部被击毁，两个连长阵亡。8月20日凌晨，一队轻型坦克参加了36师对汇山码头的攻击，由于没有步兵配合，这些坦克也全部被击毁。21日凌晨，36师再度对汇山码头展开攻击，一度攻到黄浦江边，但天亮后，日军军舰开始猛烈炮击，日机也开始空袭，攻进码头的部队被迫退回，战车第一连和第二连的坦克也全被击毁……在淞沪会战中，国军损失了约半数的坦克部队，但没有取得任何较为重要的战果。

1937年9月3日，淞沪会战，日军陆战队缴获的国军坦克

日军大规模增援抵达后，转入全面进攻，对于国军而言，淞沪会战又变成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那样的防御战。由于“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阵地战被认为是抗击日军的利器，因此在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军队根据中央的指示，采用处处设防、深沟高垒、固守不退的战术，在固定战线上同敌人进行单纯的阵地战。国军强调固守正面宽广的一线阵地，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至浏河，长达数十里，而在这一阵地后，则在宁沪杭地区设立三处防御区，分别建立三到四道防御阵地。虽然国军将自己的主力部队几乎全部投入战场，官兵作战也极为英勇，然而淞沪地区日军陆海空联合作战，火力强度大大超过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主要靠近战武器，其杀伤力又低于日军，所以在阵地对抗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伤亡极大。

淞沪会战中的国军，可见其阵地构筑水平远逊色于“一·二八”抗战时期

以陈诚手下的十五集团军为例，该部自8月22日参战，至9月7日，仅第11、第14、第67、第98、第56五个师即伤亡官兵9039名，第6师吴淞一役，即伤亡过半。“大部受敌飞机、大炮轰炸，人枪并毁。”其36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其中蕴藻浜沿河之战，“双方死亡俱奇重，浜水皆赤，所谓流血成河，显系实在景况”。而在进行反突击的进攻作战中，由于部队攻坚经验不足，伤亡更加惨重。

9月，当罗店攻防进入白热化时，时任14师参谋长的郭汝瑰就曾指挥过进攻罗店的战斗。他在回忆录中指出，自己有两个团的部队，因此决定以一个团正面进攻，一个团实施迂回。面对敌人的猛烈炮火，那位指挥正面冲锋的团长慌了神，他赶紧向郭汝瑰请示，郭一跺脚说：“还能怎么办？前面就是地狱也要去！”一般来说，上面有死命令压着，后面往往还有督战队，后退肯定是死，前进也许还有条活路。然而，“国民党军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进攻战斗动作不行。同时，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激烈的战斗，士兵们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进攻又无炮兵支援，我血肉之躯，怎敌得过敌人无情的炮火，于是几百个士兵就在桥头作了壮烈的牺牲”。

当快接近罗店时，正面进攻的那个团只剩下12个人了，但郭汝瑰还是带领着他们一口气冲到了罗店镇中心，并于傍晚在迂回的那个团的配合下夺回了罗店。师长霍揆章望着自己那已经惨不忍睹的部队，不禁悲痛地对郭汝瑰说：“不能再打下去了，再这样打下去，我这个师长成了光杆司令了。”

不仅如此，淞沪会战后期国军后撤之时，原本计划发挥作用的永备国防工事，却因为“既设阵地线及工事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最后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已成溃退之势的国军再遭日军反复打击，损失巨大。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从1932年至1937年，中日双方在上海地区对峙了5年。这期间，日本对于“一·二八”事变的作战进行了较为严肃的总结，并在随后的几年中有针对性地加强了日军：一方面，在1935年前后进一步强化了本来就占有绝对优势的炮兵和航空兵力量，诸如九一式榴弹炮、九四式山炮、九二式步兵炮等一系列火炮相继入役；另一方面，针对事变期间暴露出的日军破障能力的不足，以九二式爆破筒和九三式工兵铁丝剪为代表的工兵设备也很快进入部队。为了突破工事，日军甚至开始正式允许部队使用各类毒气武器。这一系列装备使得日军的破障能力在1937年有了很大的提高，部队能够很快突破1932年水平的防御体系。

淞沪会战中，国军坦克单独向日军阵地进攻

至于让日军在“一·二八”期间大为头疼的步兵渗透，则被日本军队当作财富吸收利用。日本陆军专门组织了针对渗透的研究和训练，并将这一战法与日军传统的“肉弹”战术相结合，战斗力大大加强。

“一·二八”后期的两栖作战，被日军认为是击退国军的关键，因此他们发展相应的登陆技战术，将其“发扬光大”。淞沪会战中，日军正是故伎重演，从杭州湾发动了两栖登陆，才最终迫使国军撤退并引发了后来的大溃退。

相比之下，国军作为一支缺乏工业体系支持的军队，一方面无法通过自行生产先进武器彻底改变军队面貌，另一方面对于新战术的研究和应用也缺乏能动性。“一·二八”抗战后，国军将阵地防御战视为瑰宝，计划在宁沪杭地区依托工事，以重兵进行全面防御，却在实战中被日军轻易突破。

更加要命的是，国军的普通军队连总结十九路军的经验这样的事也难以做到。1937年淞沪会战中，由于缺乏修筑工事的经验，中央军的第一流部队一般只能硬顶七天，就伤亡殆尽，而胡宗南某部守刘行，只三天就溃不成军；与之形成反照的是，西北军的王修身部，虽然是杂牌部队，却在刘行顶了九天，因为他们做工事比较在行。

冯玉祥后来回忆淞沪会战的惨烈时，曾经说道：“在上海战场上，一百里以外看去，半边天都是红的……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师一师地、两师两师地加入前线，有的师上去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坚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是个大熔炉，填进去就熔化了。”而这，正是缺乏学习能力的旧式军队的悲剧。

（本文部分内容出自《兵器**》杂志2012年增刊A中《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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