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亨：台湾历史成了政治砧板上的鱼肉

被称作今年地表最强台风的苏勒迪过境台湾，骚动一时的反课纲活动也因学生宣布退场划下休止符。然而这次反课纲所达成的结果，是否符合学生们的要求呢？这样的结果是否值得外，更代表陈年议题是新一世代不得不面对的严肃课题，尤其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未来社会的主人翁，如果是蒙牛眼过河，则以自戕为许的悲剧恐怕又将上演。

自去年太阳花学运后，台湾社会已经出现广泛反思历史的年轻声音，然而仔细聆听却会发现几乎都是既定立场的一种言论——台湾主体性。这种台湾主体性在解严后便已盛开，经国民党失去政权后更加灿烂，但在陈水扁政府时代的仇恨操作下又再度褪去，如今再次袭来。表面看来，是台独势力的扩大和向下扎根，但深层探究，便可发现是台湾人民在客观现实和主观感受的交互影响所致。

反课纲运动背后是台湾年轻一代对两岸议题的反抗

首先是台湾的国际竞争优势大不如前。在二十世纪末举世流行的全球化思维下，亚洲区域成为全球化的下一个重心，但是台湾对于这个重心之核——中国大陆，却又丧失了开启和平对话的契机，也失去了深耕市场的机会。期间二十余年，台湾从亚洲四小龙之首沦落到位列末班，产业失去升级机会，整体竞争力不仅落后，也面对后方竞争对手的迎头赶上，当前的“红色供应链”便是台湾过去不思长进的丧钟。除了在整体经济的表现较弱外，台湾内部的贫富差距也愈来愈严重，年轻人对于台北市等都会地带的高房价感到愤愤不平，低薪工作使社会仇富声浪愈趋剧烈，反此种种都铺平了对现状的逆袭温床，滋养仇恨的台湾主体性意识。

再来是人民内部主观感受的矛盾加剧。过去台湾的富裕带给台湾人莫大的自豪感，加上唯一华人地区的民主化带来的骄傲，更使台湾人有种优越意识。但是随着经济成长减缓，台湾人的政治认同也受到许多政客的杠杆利用，在民进党执政时期的两岸关系进入冻结，便是相对于高经济成长的中国大陆，台湾的竞争优势慢慢减弱之故。这样的状况也导致了在台湾的中华文化遭受裂解，譬如2007年的一连串“去蒋化”行动，背后意涵是对中华文化的反弹。另一方面，海峡两岸的政治敌视，使得外交攻防成为台湾主体性的新一波运动，表现形式为高举纳入“反共”于“反中”的大旗，这更使得两岸和平对话与经贸互动产生困难，反向加剧政治仇恨和经济失落的恶性循环。

在上述客观现实和主观感受的相互影响下，台湾主体性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演化为台湾对抗中华的文化斗争。即使民进党执政时陷入贪污弊端后，国民党重赢政权，但是潜伏于社会的台湾主体性暗流却更有机会散布在更广的青年族群上，从2008年反对海协会会长的野草莓学运开始，就可见此种“反中”意识的年轻化之端倪。此外，老一辈的“台独”社团也透过提供资源的方式，在各界扩张联络网，诸如此次反课纲的重要团体“北社”，其成立宗旨便是“以促进台湾成为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为努力的方向”，成员遍布在教育界、文化界、媒体界和政治圈里。这类的社团也展开“传宗接代”的工作，类似的台派年轻团体（如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在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打着反对台湾财富分配不均口号，并连结到马英九政府上台后的两岸融冰政策，使两岸经贸成为少数掮客和政商的禁脔之印象深植社会人心。然而更主要的是，文化上的拒中（华）现象，成为政治“仇中”和反马的深层原因，使台湾内部对于两岸情感陷入了现实与未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重矛盾之中。

自乙未割台后，台湾人的意识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台湾人起初不愿接受日本管辖，掀起了最早的“台独”运动，历时150天的抵抗虽然失败，但是却反映了当时台湾人心向中原的执着。在日本五十年的统治下，面对日本采用更符合现代管理学的殖民政策，台湾人的两岸意识一部分被日本皇民化，一部分仍对中国心向往之，从当时的议会请愿先驱人物—林献堂—写下的“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可见一斑，台湾新文化运动之父蒋渭水更曾加入中国国民党台湾分会，其对台湾的贡献影响至今，被誉为“台湾的孙中山”。在日本据台后期，由于日本发动对亚洲的全面侵略，战争机器的动员下，加速对台湾人进行皇民洗脑，家家户户都得取日本姓名、限制说日语、效忠日本天皇，以利于广泛运用台湾资源，甚至出现台籍日本兵与国军交战的同室操戈。至日本全面败亡前，台湾人使用的语言、融入的文化已普遍存在日本的“菊花与刀”精神。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来台接收，但是面对已截然不同的台湾，日本文化如鬼魅般仍可现于当时台湾人的言行举止，再加上语言不通，军队纪律因战争胜利的骄傲而松弛等因素，社会上逐渐出现军民间的冲突，并扩大为外省与本省之间的矛盾，最后以鲜血作为历史教训的“二二八事件”便剧烈爆发，在台湾的中国认同中刻下了一个过不去的门坎，影响至今。

尽管如此，国民党运用党政机器重新灌输台湾人的中国意识做法也因经济发展，逐渐获得成效，以经济利益强固了台湾人对于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诸如“十大建设”、“股市上万点”等字眼皆可现于教科书之中，台湾的中国认同又从日本那一端拉到较为平衡的中间地带。然而，政治上的威权统治也带来反国民党的运动，并且渐渐被操作成反中国、反殖民，以至于同属华人血脉的台湾人，竟然反对没有异族统治的“殖民”。

早期的台湾小学教科书皆出现蒋中正的“逆流而上”课文

在反威权的民主浪潮下，政治上的台湾化早已在国民党一党独大时出现，文化上的台湾化则在民进党掌权后开始进行，台派人士名正言顺地将国民党划归外省人、外省人等同于中华文化认同，对于认同中华文化的人，则是“非我族类”，台派得除之而后快。在激烈的口诛笔伐下，文化认同的人逐渐少了，对自身亲情血脉的认同也逐渐淡了，即使2008年马英九重赢政权，也只是民进党在政治上的贪污腐败所致，并非台湾主体性的全面败逃，也因此，绝对掌握行政、立法大权的国民党，仍难以抵挡以横流在台的台湾主体意识为后盾的民进党之攻势，国民党希望利用两岸经贸红利取得台湾人民信任的策略，也在“太阳花学运”后宣告破产。在这样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下，课纲即使只是“微调”，即便对慰安妇加上“受迫”的字面更动是正确的，都能成为在野台派轻而易举操作的“文化反中”之筹码，可怜了思想尚未成熟的高中生成为此次政治砧板上的鱼肉而已。

反课纲活动现场出现了儿子动手击父的骨肉相残画面

物极必反的概念更古不灭，现下的台湾存在台湾主体性走向极端的问题，再对照80年前将种族主义推向极致的德国，相比之下更令文人志士惴惴不安。如何将此剑走偏锋的险峻形势拉回中道，不仅是台湾内部必须思考的课题，也是全世界关心两岸关系的华人必须省思之哉问，尤其当前正值中国大陆的战略机遇期，下一个台湾领导人究竟会迎合两岸发展的契机，或是酿成两岸华人的灾难？对此，吾人理当戒慎恐惧，稳健进前，否则日后的教科书争议谈的正是我们的罪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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