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博士后四川田野调查：寄宿制学校如何成为少年帮派土壤
近日，一篇“世界上最悲伤作文”再次将偏远地区的农村教育现状拉进公众视野。根据《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总数已占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的四分之一，注定成为未来中国脊梁的底层孩子今天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8月10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李涛的调查研究，作者团队深入到中国西部一个偏远村落——四川芥县雍村所在的云乡（文中所提市县以下地名及人名均为化名——观察者网注）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展开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田野工作，微观揭秘乡村底层孩子们所不为外知的日常“江湖”。
在早前的报道中作者提及，调查的样本村——云乡雍村，位于四川省农业县——芥县的西南部，地处该县的偏远山区，海拔为600～900米，幅员面积6.9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75%。雍村所在的云乡是芥县目前唯一不通公交的乡镇。雍村辖11个村民小组，总户数273户，总人口1001人(其中男性519人、女性482人)，人均年收入仅6856元，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
作者调查认为，在与高年级同辈群体的日常抗争中为保护弱者的个体权利而建立的“兄弟帮”，在升入高年级后则逐渐变成了属于强者的封闭化“利益集团”；“灰色经验”正是在这种非正式的“师徒制”关系结构中被不断复制、扩散和发展，从而不断累积和沉淀起学校一届又一届群体性与规模性的反学校文化；以“兄弟帮”为代表的各类非正式群体在底层乡校中的流行，事实上绝不能仅仅简单归因为底层孩子们青春叛逆期的普通社会行为。
以下为原文：
7月30日，教育部在官方网站上发布《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为1.38亿，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已分别达2075.42万和1294.73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总数已占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的四分之一。
注定成为未来中国脊梁的底层孩子今天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深入到中国西部一个偏远村落——四川芥县雍村所在的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展开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田野工作，微观揭秘乡村底层孩子们所不为外知的日常“江湖”。
寄宿制学校如何成为诞生少年帮派的土壤
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200名学生来自云乡不同的村落。4年前，德育主任邓老师兼任生活教师，负责分配宿舍。第一次，他按照同班同学关系来统一编宿。邓老师认为，这种基于同班同学正式组织关系上的编宿，有利于舍友间形成群体内更为牢固的信任关系，并防止宿舍内打架、盗窃等恶性校园事件的发生。
云乡的少年 （作者李涛摄）
事实上，被编于同一宿舍或相邻宿舍中的学生们确实能够因为同班同学关系而显著降低在学校内住宿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也能够减少宿舍内群体间发生暴力冲突与财物丢失等事件。但邓老师将这种“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效果想象得过于完美。
很快邓老师就发现不良后果：该编宿方式更容易发生团伙内部的共同违纪行为，例如熄灯后不同宿舍同班同学相互间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可以长时间聊天、打牌、喝酒、翻围墙出校游泳或打游戏等等；也更容易发生团队之间的相互违纪行为，例如高年级学生经常欺负低年级的学生，如强迫低年级学生给自己打水、洗衣、倒水；强迫低年级学生夏天在生活老师没在身边时到自己宿舍给自己扇风，冬天则将低年级学生的被子强行抢来自己盖，而低年级学生只能两人甚至三人挤到一个床上彼此取暖睡觉等。
为了抵御高年级学生的欺负，低年级学生则施展各种“弱者的武器”以示对抗。其中一项就是建立所谓的“小帮派”，在小范围内集体抗拒个体化的高年级学生，但“小帮派”很快也进一步刺激高年级学生组成“大帮派”来予以集体镇压。镇压的结果是进一步固化了“小帮派”内部紧密型的共同体关系，从而使“小帮派”逐渐突破宿舍和班级的组织边界而汇合为反高年级学生欺负的“巨型帮派”。
在“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实施半年之后，邓老师明显察觉到宿舍中灰色“帮派文化”形成的雏形，于是试图通过用“再编宿”的办法予以瓦解。
第二次邓老师采取了“局部混合型”编宿的方式，即，将八九年级那些爱违纪的学生分散到一到七年级学生的宿舍内，越调皮的学生编到越低年级的宿舍中，以此削弱这些学生在宿舍内的共同语言，进而减少违纪行为的发生。
可是不久后邓老师又发现，这些调皮的学生渐分化为两种极端：一种是高年级学生群体性恶性违纪行为确实有所减少，对同宿舍的低年级学生也没有欺负，反而在宿舍外成为这批低年级学生的保护者；但低年级的学生却在这种保护中形成对高年级学生的榜样崇拜，高年级学生的所有日常行为都被他们有意识地模仿，比如不再群体恶性违纪的高年级学生会不断私下个体化违纪，比如高年级学生晚上会偷偷抽烟、喝酒，而低年级的学生们也在榜样模仿中学会了此类恶习。这对于生活老师紧缺的云乡学校而言极难被发现。
另一种则是高年级学生更合法且便利地成为所在宿舍里的“国王”，低年级的学生们无疑成为高年级学生实施各种违纪行为的具体执行者。当老师发现这些违纪行为时，总是用面带戏谑的表情回应老师：“这与本人无关。”
在实施“局部混合型”编宿方式一学期以后，邓老师又坚决将宿舍编排回归到“同班同学型”的方式之中，仅有极个别具有正能量效应的高年级学生依然留在了低年级宿舍。
在回归“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之后，清晰化的宿舍年级布局和更丰富的低年级宿舍经验使云乡学校内部同辈群体间有关欺负与抗争之间的厮杀更为激烈，“兄弟帮”就是在这种同辈群体间的相互斗争中组建和壮大起来的。
四川某小学学生在玩耍（资料图 图文无关）
“兄弟帮”：从被人欺负到欺负别人
“兄弟帮”的创始人之一、九年级男生李元元说，“兄弟帮”是他在读七年级时成立的，起因是当时班上同学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和九年级的“霸王团”因为抢热水打过群架，和八年级的“流氓会”因为晚上打呼噜和讲话也打过群架。
打完群架后，七年级的同学模仿高年级的同学，建了一个“兄弟帮”。最开始是一个比较封闭松散的群体，成员都是自己班的同学，主要是防止同学被欺负。之后宿舍重新编排，“兄弟帮”就又陆续加入一些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的低年级同学。
李元元介绍，现在“兄弟帮”的规模大约维持在35人，其中九年级全班38个同学中就有24人，其他11人则分别来自八年级（7人）和六年级（4人），再低年级的就全部被清除了。主要由李元元和他所在高年级同学所控制的“兄弟帮”事实上已经成为新的“欺负者”和“镇压者”。
李元元和同学们建立了一个QQ群，群名就叫做“行侠仗义——兄弟帮”，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50多人，其他低年级的占到了20多人。
“兄弟帮”没有明确的入帮或者退帮规则。李元元说，最开始大家都经常在一起玩闹，慢慢的熟了就跟低年级同学说，我们有个“兄弟帮”，你加进来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平时谁要是挨欺负，“兄弟帮”其他成员都是要帮忙的，如果谁见死不救，就会被清出QQ群，就算退帮了。
另一位九年级“兄弟帮”骨干成员杨柳说，帮里的成员都要服从帮里的“大计”安排——必须每天都要有帮员出来违规与犯错，以此不断挑战班主任老师。比如，今天我们就准备把垃圾桶直接丢到学校外边去不拿回来了，昨天我们是故意打坏了后门上边的那块玻璃，前天是把粉笔全部折断丢垃圾筒了……因为班主任老师对我们管的实在太苛刻了，把我们当“机器”一样，我们要反抗！
这学期开学时选班长，在“兄弟帮”的推举下，老大齐磊当选。班主任老师虽然很不爽，但是没有办法。杨柳为此很自豪：这就是我们“兄弟帮”的力量，齐磊就敢和老师对着干！
在与这些孩子的深聊中，笔者总结出作为非正式群体的“兄弟帮”的几个特征：
第一，它是在与高年级同辈群体的日常抗争中为保护弱者的个体权利而建立的，在没有变成高年级时希冀通过共同体的力量来抑制和平衡底层学校内部不讲任何逻辑和秩序的“弱肉强食”，在变成高年级后则逐渐变成了属于强者的封闭化“利益集团”。
第二，它的组织形式总体上依附于诸如班级、宿舍这样的组织载体来建构和发展，且无论其最初是松散型还是后来的紧密型。
第三，网络工具QQ群所呈现出来的“加入—退出”状态，承载了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施展的“入帮”与“退帮”仪式功能，正是通过这种虚拟化的仪式手段才实现了群体身份实体意义上的彼此相互认同，进而使松散型的学生灰色组织变得更为紧密和更为形式合法。
第四，它的组织功能在不断地扩张，从最初仅仅对抗同辈群体，到后来逐渐对抗班主任老师，甚至于后来对抗学校制度。他们始终在强者与弱者的角色扮演中相互转换，而这种相互转换使他们悄悄地完成了个体的社会化，并逐步在反学校文化自我认同过程中加速了底层再生产。
抵抗“兄弟帮”的非正式群体如春笋般不断创生
更多需要抵抗“兄弟帮”欺负的其他“兄弟帮”则在隐匿中如春笋般不断创生，他们大多数为学校管理者所不可见，但却真实存在于像云乡学校这样的底层寄宿制学校中。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运转更为常规的非正式群体是：师徒制、亲戚制和情侣制。
“师徒制”是在学生内部所生发的一种群体关系，这种关系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严格等级化的师徒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学校官方所反对的“灰色经验”共享层面上的同辈关系。例如，电脑游戏经验、打牌经验、翻学校围墙经验、作弊经验、设计恶作剧经验等等。
“师徒制”这种非正式群体内部关系具有明显的四大特性：一是不稳定性，作为“徒弟”的学生和作为“师傅”的学生之间不具有正式化和严苛性的师徒礼仪与规范；二是短时性，当“徒弟”感兴趣的经验从“师傅”那习得以后，师徒关系便很快宣告破灭；三是单向性，“师徒”之间的关系仅仅维系于学生两者之间，与其他学生没有关系，不存在所谓的同门师兄弟的关系网络；四是可交换性，“师徒”之间关系并不固化，只要一方拥有对方感兴趣的新经验，师徒关系随时都可以相互变更。
“灰色经验”正是在这种非正式的“师徒制”关系结构中被不断复制、扩散和发展，从而不断累积和沉淀起学校一届又一届群体性与规模性的反学校文化。
“亲戚制”是学生内部所生发的另外一种群体关系，这是通过彼此互认“姐弟”“兄妹”等亲戚关系来建构紧密型学生社会互惠群体网络的方式。在云乡学校内部，“亲戚制”似乎较为普遍，不仅在八九年级等高年级中广泛存在，在三四年级等低年级中也偶有所见。
八年级的男生张秋即是班内4个女生的“哥哥”，这源于张秋为人耿直、爽朗、好打抱不平的个性，同时还具有不错的领导才华和个人魅力，因此很多女生愿意认他当哥哥，一方面觉得“有面子”，另一方面则可以不被其他同学欺负，并在遇到什么困难时可求助于他而获得保护和享受安全。但作为“妹妹”的义务则是不定期地给“哥哥”买零食、帮做作业等等。张秋直言挺享受这种被她们认做“哥哥”的感受，感觉到这才够“英雄”、够“爷们”，由此他必须时刻在“妹妹”们面前展示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于是，挑战老师权威、对抗学校规矩、与高年级和校外同学打架、抽烟、喝酒、打牌、翻围墙等等，几乎成为和张秋一样的“哥哥”们必须定期循环展现在“妹妹”们面前的男性气概与英雄本色。
“情侣制”是学生们内部一种最容易被理解的群体关系。在云乡这样的底层学校，因为全校高达75％的学生都属于留守少年或儿童，且在这种封闭式的寄宿制学校内部实施准军事化的严苛规训和管理，因此学生们不得不隐匿性地从内部生发出一种情侣之“爱”去解构枯燥与乏味的无聊日子。
在九年级38个学生中，早恋的“情侣”居然高达6对，这还不包括与校外其他孩子发生早恋的。而更为严重的是早恋发生的年龄愈来愈下移，在云乡学校中，最早的“情侣”居然发生在三年级，六年级的孩子居然可以毫不胆怯地向笔者公然谈起自己的“女朋友”，而周围的孩子则在一旁起哄：他都算OUT了，有的都已经失恋好几次了。
云乡学校德育老师刘倩说，学校历来坚决禁止早恋，处罚也是相当严格的，以前如果发生早恋且情况恶劣，一般是必须要开除的。但现在因为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开除学生，甚至都不能实施稍微重一点的惩罚，因此，以前学校即便有早恋的，“情侣们”也都相当低调，但现在几乎都彻底公开了，甚至有时候大摇大摆地在操场手拉手，在教室里接吻，甚至有男生被发现留宿女生宿舍。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何况现在很多班主任老师都是80后，他们都相当“开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出大乱子。
确实正如刘倩老师所言，“情侣制”一方面越来越公开化的背后是义务教育阶段惩戒能力的被削弱；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变迁中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当80后的老师遇到90后和00后的学生，究竟应该如何策略性地应对和处理学生那些敏感的同辈关系呢？
非正式群体真正让底层孩子们感觉到温暖
以“兄弟帮”为代表的各类非正式群体在底层乡校中的流行，事实上绝不能仅仅简单归因为底层孩子们青春叛逆期的普通社会行为，而是与以下三个方面直接相关：
第一，与来自上层权威的对抗，进而使乡间的底层孩子们在日常学习夹缝中寻找到微弱的主体性。
中国西部乡村社会成熟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曾经散点式普遍镶嵌于传统村落空间中的乡校和教学点不断被撤并从而重心上移，乡间学龄人口向中心乡镇所在的较大规模乡校聚集成为现实，重心上移后规模扩大的乡校面对不断被调整而来的农村学生，一方面要预控风险以保证个体安全，另一方面要降低管理难度以适应编制实际。因此，规训式和粗暴式的日常学校管理成为普遍的教育教学行为。
底层孩子在被规训和被监控的环境中，一方面被外出务工的父母反复要求必须听从老师和学校的话，另一方面因远离家庭教育，诸多不好的日常行为与习惯更多只能从老师和学校处获得标准化的规训与流水线式的禁止。因此，他们更多容易通过同辈群体的相互抱团建构“非正式群体”的方式以抵抗来自成人世界自上而下的权威威慑。
第二，与来自同辈群体的对抗，进而使乡间的底层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夹缝中寻找到真实的意义感。只有通过同辈中非正式群体的建构才能消解来自成人世界的日常权威，同时也抵御那些应付检查般的“形式化”和“象征性”关爱，同辈群体中的帮派必须要有封闭性的边界，这样才能让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帮派圈中通过与其他帮派的对抗感受到真正的意义感，感受到组织性的相互关爱，进而达成身份认同。
这种灰色而隐匿化的自筹式关爱体系往往才是真正让底层孩子们感觉到温暖的系统，这个系统又导向两个行为极端：一是集体化全面拒斥来自成人世界的关爱；二是通过各种对抗成人世界的常态行为希冀获得成人世界的更多关注。前者往往发生于后者的数度失望之后。
第三，与来自其他个体的交互，进而使乡间的底层孩子们在日常情感夹缝中寻找到深处的归宿感。
“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相对于“兄弟帮”等帮派小组织而言，是一种较为柔性的非正式群体关系，更多凸显出个体与个体之间互动。以“情侣制”为例，早恋和性行为在底层孩子们中愈来愈频繁发生的根源绝不仅仅是生理期提前这一生物性因素所能解释的，事实上，密集发生的早恋和性行为或许蕴含了更多底层孩子们用“同辈”之爱去对抗和弥补成人世界真正关爱体系缺失的社会性因素。（作者李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翻页看作者另一份调查《偏远农村实地调查：四成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无用》
缺乏社会关系网的农村读书人陷入就业困境并影响村落社群对读书效用的传统观
中国不断开放的城乡人口流动政策抵消了村落人传统中只有通过读书才能实现身份转换的功效性
乡校的大规模撤并使村落社会沦为文化荒漠，为读书无用论思潮在底层的流行提供现实空间
6月18日，雍村清晨。14岁的初二学生王齐早早背起了书包，今日和往常不同，因为他将随母亲一起到自己的学校——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参加每学期一次的家长会。他打电话问同村的同班同学张伟要不要一起去，可是电话那头传来了另外一个声音。王齐放下手机，失落地对我说,是张伟爸爸接的电话。张伟爸爸说，这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张伟已经在成都一家磨具店打工一周多了，他准备下学期不读了，所以也不打算去参加家长会。事实上，王齐的同班同学这学期已经有3个比张伟还早就决定不读书了，而这样的情况在初三时会越来越严峻。王齐妈妈在一旁插话说：村里人现在说读书无用的越来越多，你看王齐他表哥张潇，当年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重点大学)的，现在毕业了，也还不是没找到工作！只能帮他舅在外边跑生意，因为读书家里欠了一屁股债，还不如王齐他堂哥王海洋(和张潇一样年龄)，人家初中都没毕业，在外跑运输，现在都买了两部车了……
这就是“读书无用论”观念在底层村落中的日常表达。
——出自李涛《乡村调查日记》6月18日
今年春节期间，上海大学一名博士所撰写的《返乡日记》不经意间引发了中国公共舆论的集体“乡愁”，一时成为网络热文，文中提出了一个尖锐且沉重的时代命题：“知识无力”。
“知识无力”背后的隐性论据是：知识实现阶层上升流动的功能在变弱。通俗地讲：正是知识转换成为财富和地位的功能在削弱，以至于农村中“举家式”的教育投资难有直接现实回报，读书在实用理性主导的乡土中国变成了无用之举。
这无疑引发了中国新一轮有关“读书无用论”的公共热议，围绕“读书无用论”的学术争论也渐趋升温，然而遗憾的是，各种讨论都仅仅局限于发言者个体主观的价值偏好和观念臆断中。
“知识无力”背后的“读书无用”观念究竟是真实流行于中国当下村落中的社会事实？还是仅仅被媒介不懈炒作而荡漾在公共舆论世界里的头脑风暴？
针对此问题，去年，我们以中国西部一个偏远行政村落为个案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田野研究。
调查的样本村——云乡雍村，位于四川省农业县——芥县的西南部，地处该县的偏远山区，海拔为600～900米，幅员面积6.9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75%。雍村所在的云乡是芥县目前唯一不通公交的乡镇。雍村辖11个村民小组，总户数273户，总人口1001人(其中男性519人、女性482人)，人均年收入仅6856元，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
四成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无用
在全村262户有效农户家庭样本中，共有128户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占总体的48.85%；有106户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无用，占总体的40.46%；认为无所谓的农户家庭有17户，占总体的6.49%；认为不知道的农户家庭有11户，占总体的4.2%。
绝大多数农户家庭对于读书的功用性都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尽管读书无用论观念在以雍村为代表的完整形态边远山区行政村中不占多数，但40.46%的比例也足见其在村落中的影响力甚大。
在子女已完成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完成教育阶段较高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性的认同度占比反而较高。其中，子女已完成高等教育阶段学习和已完成高中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度占比分别高达61.54%和67.57%。这较之子女仅完成义务教育段学习农户家庭的55.2%高出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子女正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最高，子女仅完成高中教育阶段学习的农户家庭认为读书无用的组内占比最高。可见，村落中的学校确实在村落社区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辐射功能和道统作用，假如因为撤点并校而导致农家子弟辍学率反弹，那么其直接后果则是村落中坚持读书有用性的人群将减少，读书无用论将伴随着乡校的布局重心上移而在村落社会中更为流行。
贫困农户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度最高
对读书无用性的认同度中，村庄贫困阶层认同度最高，为62.32%，其次为农村中产阶层(37.24%)、再次为村庄富豪阶层(22.22%)，最低的是村庄富裕阶层(17.95%)。如果以收入来划分，家庭年收入处于5万～10万元之间的村庄富裕阶层对读书的有用性抱有最大的认同，而家庭年收入处于1万元以下的村庄贫困阶层认为读书无用的比例最高。
家庭收入结构中越依附于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其认为读书有用的组内占比越低，认为读书无用的组内占比越高。少地贫弱阶层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度最高(68.89%)，而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反而对读书无用的认同度最低(4.79%)。
数据表明，家有男孩的农户对于读书有用性认同的组内占比为60.7%，而家有女孩的农户对于读书认同的组内占比仅为43.0%，有2个及2个以上且同时有男孩和女孩的农户家庭对于读书有用性认同的组内占比为52.2%。
可见，与家有女孩的农户相比，家有男孩的农户明显更认同读书有用。同时，家有女孩的农户对于读书无用性认同的组内占比为51.2%，这比家有男孩的农户高了十余个百分点，也比2个及2个以上且同时有男孩和女孩的农户家庭高了7个百分点。
乡校撤并使村落社会沦为文化荒漠
在解读雍村农民和农户对于读书功用性不同分层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发现读书无用论在中国村落内部的流行并非是一个被媒介故意渲染起来的伪命题，而是实实在在冲击现行村落社会的真命题。为什么在城市中国越来越步入知识社会和开放社会的当下，乡土中国的读书无用论思潮却日益凸显呢？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
第一，中国“单位制”解体与“就业方式”改变，使缺乏社会关系网的农村读书人陷入就业困境并影响村落社群对读书效用的传统观。农村家庭子女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关系网，同时也缺乏社会就业体系中完全异于知识体系中的文化习得，因此很多最后都不得不进入到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或者失业回乡。由此，村落中口耳相传的读书人形象无疑被进一步固化为本村落中在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和失业回乡的大学毕业生形象，这种现实可及的例子无疑与以前读书能获得铁饭碗从而改变命运的例子截然相反，读书无用论观念逐渐萌生。
第二，中国不断开放的城乡人口流动政策抵消了村落人传统中只有通过读书才能实现身份转换的功效性。村落中曾经只能寄希望于读书才能实现的流动理想，现在则有了多元化的替代性选择方案，更何况读书在村落中曾经所能发挥的类垄断性地位升迁渠道优势也渐趋弱化，农民的实用理性则会在“成本—收益”投资决策中从行为上强化“读书无用论”思维的形成。
第三，乡校的大规模撤并使村落社会沦为文化荒漠，为读书无用论思潮在底层的流行提供现实空间。以“两基”为例，1986年，中国有82万所小学，9万所普通中学，到2014年，小学数降到20.14万所，普通初中降到5.26万所。在这些被撤并的中小学中，绝大多数为农村学校，而镶嵌在广大边远偏僻农村的教学点更甚。如此大面积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村落社会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曾经作为村落文化中心的学校逐渐远离村落，村落从此逐渐沦为文化荒漠。
家庭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底层向上的阶层流动
综上所述，我们总结：第一，越是处于各种分类标准底层中的农户家庭越认同读书无用，可见底层难以实现阶层上升流动的背后具有强大的家庭制约因素；第二，正接受各阶段教育的农户家庭中，子女接受教育的阶段越高，农户家庭对教育无用性的认同度占比越高，可见，在教育筛选轨道上距离越远、停留越久越容易引起底层家庭的反对；第三，家庭收入结构中越依附于土地收益的农户阶层，其认为读书无用的组内占比越高，可见开放性的市场空间也是导致读书无用论形成的关键因素；第四，并非村落中最富裕的家庭最认同读书有用，相反是中间偏上收入的家庭最认同读书的有用性。
第五点尤其值得关注：底层家庭内有关读书效用性的话语表达与行为逻辑经常发生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性发生的内在原因与深层逻辑究竟是什么？
我们对雍村的研究发现：雍村中存有这样一批农户家庭，他们尽管在问卷调研中对教育有用性表达了认同，但在访谈中却发现对其子女教育多采取顺其自然的不作为态度和行为，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态度是“读的出来就读，读不出来就早点打工或者嫁人”。
底层社会中的底层群体其话语表达与日常行为之间显性的不一致时刻发生，更不要说那种隐性化的表达，他们自身都无法准确说出自身的话语和行为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内在诉求。
事实上，相对于高度重视教育和具有多元化教育选择机会的城市家庭而言，农村这种表面上顺应子女教育自然发展的日常消极行为表达，客观上导致了农村底层难以提升自己的阶层。
越底层的农户家庭，其对于读书无用性的认同比例越高，因此其代际之间因教育而发生的社会流动率可能性也就越低，阶层固化的症结更多来自于这个群体，这是值得格外重视和针对性干预的现象。(文中市县及市县以下地名均属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