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反课纲背后的弃婴焦虑

因为林冠华的自杀，反课纲运动朝着更加激烈的方向发展。先是7月30日当晚学生们再次冲击“教育部”，撒冥币悼念林冠华；接着又呛声台湾老兵“滚回大陆”，质问父母“为台湾做了什么贡献”，似乎“正义凛然”到不容置疑。

在这次反课纲浪潮中，学生们最大的诉求就是“去中国化”，直到他们喊出“慰安妇就是出来卖的”“日本人知道后会不会愤怒”，让人在痛心惊愕之余更感绝望，原来柯文哲此前所说的“殖民高级论”在这一代年轻人心中竟是如此根深蒂固，所谓的“去中国化”不过是想要“日本化”而已。

一如欧洲人所认为的，正是他们在18、19世纪给北美洲印第安人带去“文明”，日本殖民当局也认为是他们首先给台湾人带来了“文明”，正如日本自由主义者福泽谕吉所说：“对于不服从日本教化的殖民地土著（不分原、汉的台湾人），得赶尽杀绝之。”此后，未被杀绝的“殖民地土著”则生活在基于满足殖民宗主国利益的掠夺与教化环境中，长达半世纪。台湾人必须服从“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意志，而成为日本帝国的米糖生产劳动力。备受台北官方推崇的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台湾驱策稻米生产量的技术专员。

柯文哲的“殖民越久越进步”道出了皇民遗族的心声

至七七事变前夕，台湾人在更严酷的战时基地体制下，开始成为日军扩大侵略东亚各国的军工劳动力和兵源之一。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资料：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征召或志愿为军伕、军属、军人的台湾青少年，共有207183人。另有难计其数的从役台湾军妓。在那种酷烈的战时殖民环境压迫下，有人慨然前赴大陆参加抗战队伍，有人冒险坚持汉文化传承，有人面从腹诽默默偷生；当然，也有人响应皇民化号召，成为皇民或皇军家庭。这与大陆对日抗战期间的社会概况相似，只是台湾的前皇民或前皇军后裔却可以在战后坐上总统、市长、院士等高位。

然而，“殖民地土著”的总体表现还是没令日本殖民当局满意，《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指出：“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问题，实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本来汉民族经常在夸耀他们有五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这些华南地方台湾人的观念，平素视之为父祖坟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视中国为祖国的感情，不易拭清，这实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这是作为“终战”历史叙事的日本殖民当局对于殖民地台湾的见闻，明白显示台湾人的祖国情感与民族意识并未全面屈从于殖民者的“文明”。

但作为日帝侵略基地，台湾的产业结构、社会制度、文教形态等，无一不仆从殖民宗主国的“先进”要求。相较于大陆地区内乱外患相寻不迭的际遇，台湾社会蒙受50年的殖民改造和“去中国化”教育，毕竟与内地站在不同的发展位置上。等到战后，一个几近破产、产能低落的祖国政权来接收帝国主义下的“先进”失土，不但无能驾驭，还带来雪上加霜的内战消耗。于是民国政府的台湾长官公署除了承继日帝的台湾总督府之外，还承继了日帝对台的战时经济管制，加大了对台湾物资的劫收以支应内战，同时将台湾卷入因内战而加剧的全国物价暴涨漩涡。二二八悲剧的多重性，就缘于中国反殖民战后的历史大背景下，岛内统治冲突与省籍矛盾的重叠与错位；并以此为元素，在外力介入的条件下，膨胀为台人统独对立与中台对立的集体想象。

位于台北“总统府”隔壁的二二八纪念公园

论及二二八元凶，曾武装对抗国府军的陈明忠老先生在去年“二二八事件67周年座谈会”上发言，直指二二八元凶是日本帝国主义。然而因为内战，仓皇败退台北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却以宣称“领导八年抗战”的集团反过来组织战败日军成立“白团”。同时，国府还在岛上纠合原附日仕绅、地主、买办、保正、三脚仔等，位居台湾社会与心理的结构上端。台湾皇民遗老遗少，竟在天皇投降后因帮从国府统治而借尸还魂。他们起先对蒋集团毕恭毕敬；待蒋帮下台，他们的皇民夙愿取而代之，使台湾成为二战结束以来举世最亲日的前殖民地。2012年12月，王、林、蔡、廖、黄等不分蓝绿的岛内大员，在台北国宾饭店与日本驻台代表同庆“天皇陛下诞生”，可为一例。

换言之，内战遗留的历史背景庇护了岛上的天皇遗民，天皇遗民又借民主、自由、人权等“文明”包装以声张反共，扩大内战分裂、深化内战隔阂，以遂其反中独台的目的。这是台湾皇民的肛欲期需求，他们不得不倚赖反中化的“文明”言语以示自己的存在。然而，历史事实是日本天皇从没真当他们是子民，他们因而必须强化表演反中亲日以对抗自己的弃婴焦虑；但当中国不断崛起壮大又成为一个历史事实，他们的憋屎苦恼也随之膨胀，而终至失常。“殖民高级论”便是这种肛欲期失常的产物，事后道歉或辩解又证明这种失常。这在全球前殖民地不算罕见；罕见的是，“殖民高级论”的主体竟成为今日台湾的统治阶级。可见内战历史遗留对台湾的弊害，并不亚于殖民创伤，甚而是扩大及延长殖民创伤的元素。

为了选举政治的需要，未经彻底清理的战后岛内皇民与殖民遗留，还发展出一种崭新逻辑：国府是外来政权与殖民统治，国府背后的中华文化则是压抑台湾本土文化的“殖民统治高文化”。他们说：“从历史经验来看，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所面临或反抗的对象，往往既是外来文化又是高文化，包括日本据台实行的殖民统治，以及战后国民党的新殖民统治。”又说：“站在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立场，以中华文化为高文化的中华国族结构是必须反抗的压迫结构，这样，本、外省族群的冲突就成为本土化运动中的必然。”于是乎，在政治经济上属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行省，经过天皇遗民的宣传下，“战后国民党的新殖民统治”就与“日本据台实行的殖民统治”比翼，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则与“压迫结构”齐飞。连推广“国语”，也成了“高文化”“殖民统治”他们的论据。

日据时期的台湾民众

尽管如此，“殖民高级论”却不适用于中国、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因此他们会说“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台湾比大陆好”，连越南的文明也比大陆高；谁叫大陆没全面被欧美日“殖民统治”呢？他们说：这种高级的殖民地文明“要花20年才可以训练得出来”；那么东三省也才被日本殖民统治15年，于是乎全大陆的文明与进步都不及格。这类畅所欲言就像排便，只有对《外交杂志》之类的美国媒体才能产生快感；一旦回神到台湾地缘环境时，他们又连忙憋屎，享受外人的极端反应。肛欲期人格者的言语，无法经由外科手术式的究责而改善，他们需要的是自我疗愈，尽管这很难。

日本思想家尾崎秀树说过：“曾为被统治者的台湾人，在日本天皇及其‘一视同人’的美名下进行同化政策的结果，造成某种潜在的祖国丧失和白痴化。……对于这种精神上的荒废，战后台湾的民众可曾以全心的愤怒回忆过？而日本人可曾怀着自责之念凝视过？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从祖国意识白痴化所导致的精神荒废乃至失常现象来看，台湾皇民化的历史产物，例如在东京棒赛场边写着“日本おめでとう”的一幅ROC旗帜、在台北一座公园设计孙中山和裕仁天皇握手言欢像、在台南一座公园拉倒孙中山像后迳去膜拜八田与一像、拍一部日本人教练成就的热血棒球片、批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是“中国威胁论”等，其实和台湾历史教科书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思维一样，俱是“殖民高级论”占据精神高地的结果。

不过，精神荒白不同于精神空白，一如言论失常不等同言论无常，后者是可复原的。多数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殖民主义的精神空白与言论无常，是台北对于殖民历史不当诠释与歪曲宣传的影响。就这个意义而言，“殖民高级论”是对反殖民斗争长达175年的全体中国人的召唤，召唤中华民族以实际的复兴来填补人们的精神空白、矫治人们的言论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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