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笛：如果鲁迅看到今天的台湾青年

台湾周大观公益基金会的创始人周进华和他的妻子郭盈兰了这几天恐怕伤透了心。几天前，当忧心忡忡的他们来到“反课纲”抗议现场，找到他们的儿子周天观时，儿子对父母出言不逊的行为，让人触目惊心，那场面就像一个深陷其中的邪教徒，在狂热地践踏至亲至爱之人的情感。纵然台湾的社会运动是家常便饭，但这样撕裂家庭的悲剧，却令人心中隐隐作痛。

然而，他们并不是台湾唯有的心碎的父母，这样被撕裂的家庭还有不少，而自杀离世的林冠华的父母大概更是伤心欲绝。

不禁让人要问，台湾青年怎么了？谁又能救救孩子？

台湾学者、《海峡两岸》特约评论员郑又平在听闻此事后，愤怒地告诉笔者：“大陆在积极搞建设，台湾在疯狂搞文革！这种作为太像红卫兵！”这不由得让笔者想起在台湾时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位国民党党工，家里有一个可爱萝莉，有一天她回家，发现萝莉正对着电视机，在沙发上蹦蹦跳跳，高呼“冻蒜”（台语，谐音“当选”），弄得这位党工哭笑不得。

但笔者相信这位母亲的心中此时一定是五味杂陈，一个还不谙世事的孩童，却已经被成人世界的权力游戏深深浸染，日后她只会觉得这一切是习以为常的，甚至因为认可这种方式，而成为滚滚运动中一枚高速运转的螺丝钉。

周天观在抗议现场

曾有台湾朋友告诉笔者，大陆是个泛政治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方方面面。其实台湾何尝不是。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客观的事实，但任何一个政治实体，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和本阶级统治，都会或明或暗向社会大众传递某种观点。我们常说，冷战时代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但往往想到的是苏联对民众意识形态的“操控”，而忽视了西方世界“自由民主”的叙事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因为西方世界在冷战中的胜利，让他们的价值脱离了斗争的低级趣味，变成“高尚”的价值观念，甚至一度影响到了我们的思考方式。但本质上，意识形态通俗地讲不过是一定范围内的主流价值观，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在台湾作家陈映真所描述的“双战结构”（冷战和内战）的台海，西方的价值观念自然是台湾自我定位和存在的重要依据，纵然蒋委员长是个实打实的独裁者，他也要以“自由中国”的名义行走于国际。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让西方的理念在台湾扎根，树立一套观念，自然没有什么错误，但这套观念体系，却正在往失控的方向发展。罗兰夫人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中，被狂热的民众送上断头台，在临死前，她意味深长地说道：“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用这话形容当下的台湾，似乎并不为过。意识形态话语中的美好愿景，没有引导进步，却反过来成为了负面因素的遮羞布。年轻的学生们以为自己在为所谓的“自由”抛头颅洒热血，并对此深信不疑，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破坏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而他们自己却没有相应的觉悟，去承担破坏的后果。“太阳花运动”的领袖们事后并没有因为极端行为而官司缠身，扮酷耍帅其实满脸痘痘的林飞帆还被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授予“利他奖”，遭到了台湾新党青年委员会委员王炳忠等人的批评。

谈到“太阳花学运”，就回避不了学生们所坚持的“公民抗命”。实际上，有关于“公民抗命”的命题，一直是学界长期讨论的问题，对运动者“抗命”后的担当，也基本形成了共识。“公民抗命”的本质不是摧毁制度，而是修正制度，但是以非法方式，却不为违法负责，这样反过来又摧毁了法律制度，在法律不全的社会，接下来受到影响的就会是整个上层建筑，无异于“拔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台湾学生走上街头反对新课纲，全然不知他们身后家长的忧虑

遗憾的是，台湾似乎处在大前研一所说的“集体不负责”状态之中，“太阳花运动”其实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台湾民主化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青年和学生其实对政治无感。进入马英九时代，受岛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台湾青年的“相对剥夺感”逐渐酝酿，并最终演变为他们行动的心理动因。在台湾青年有所求的时刻，“太阳花运动”（其实此前的大埔事件、野草莓运动等，都是太阳花的预演）不失时机地出现了，它的消极作用在于传递了一种抗争方式，并使这种方式成为了运动时尚。笔者曾在《后太阳花时代的台湾学运》一文中（载于《团结报》，2015年4月16日），预言学运不会停歇，只会愈演愈烈，只不过当时是以反自由化为切入点，反课纲运动无疑充实了这一论断。

学生变得狂热，是因为年轻，也是因为环境。远有长期恶化的政经形势，近有选举的阵营斗争，学运的客观基础仍然存在，学生依然有着各种上街的理由。周天观的案例的确会为社会带来某些反思，但周家类似的遭遇，早在太阳花运动时就在上演。应该讲，人类是健忘的，是因为被健忘的事情还不足以被铭记。学生运动虽然有些变质，但其实尚在台湾社会可接受范围之内。学生的行为，徘徊在激进和常理的中间地带，模糊了自己的定位，也模糊了大众的评判，除非出现全面的“大革命”，双方你死我活，对社会秩序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冲击，若不如此，反思的力度恐怕永远跟不上运动的升级。

“救救孩子！”是鲁迅在上个世纪的黑暗时代发出的呼吁。笔者不知道台湾青年需不需要拯救，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台湾青年的信仰已经出现了某些问题。也许对于这个“新世代”而言，“拯救”一词，看起来太过权贵，让人“不爽”。但对于周天观的父母、对于反课纲学生的家长以及对于关心台湾命运的有识之士来说，“救救孩子”正是他们此刻最急切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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