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远：不反课纲的反课纲运动

继22日反课纲高中生包围“教育部”之后，24日晚间数十名高中生夜袭“教育部”并占领“部长”办公室，将台湾反课纲运动推向另一波高潮，同时使得这场运动的本质外显而出。去年喧嚣一时的太阳花运动以“反黑箱服贸”做为出师的号召，后来却催生对两岸谈判人员课以刑责、具有白色恐怖性质的《两岸协议缔结条例》为运动末期的另一项号召，实际证明了运动领导者的醉翁之意是在以法律制度与公权力禁绝两岸更进一步的往来。

反课纲运动可以视为反服贸运动的余波。经过反媒体垄断与反服贸等一连串街头冲撞的淬炼，向来保守的中小学教师被动员起来。当前在第一线的年轻教师正是受李扁20年“去中国化”教育的一代，他们在教育体系之内复制、传承原有僵化的意识形态，再加上所属世代的社会处境与面对的社会矛盾，从而比上一代教师更为激进，利用教职之便动员学生。这一波反课纲运动并非由高中学生率先发难，而是年轻一代的公民与历史教师在全岛串连并上街抗议，并且结合校外力量在校内举办反课纲说明会，让热情的学生认为反课纲是关心社会、介入政治的绝佳途径，在学期末、暑假初无缝接手反课纲的斗争。

反课纲运动以“反洗脑”、“反黑箱”为名，但运动领导者无意让参与者纠缠在课纲的细节。简言之，课纲只是他们揭竿而起的烟雾弹，他们在意的不是历史本身，而在于政治。先不谈反课纲运动接受民进党资助，又与台联有着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当参与学生在校内反课纲说明会高举“去你的中国”、“台湾独立”等标语（据媒体报道，此举让“教育部长”很惊讶），近日夜宿“教育部”前又在马路上涂写“中华民国滚回中国”，这场反课纲运动的分离主义倾向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反课纲运动背后诉诸的，是高中学生最为实际且直接的社会感受。当前的高中学生出生于李登辉执政末期，2000年陈水扁掌权之后处于幼儿园的阶段。他们开始对政治与社会产生启蒙之时，最初面对的就是国民党马英九执政的这七年多时间，这个期间马政府的施政不力与社会矛盾被加总、转化、放大为他们的全部体验。

这场运动就是要从青年学生的实际体验出发，轻易地将国民党执政描绘得穷凶恶极，并且扣连上戒严时期国民党所做出的种种坏事。如此叙事方式在发酵之后，李登辉、陈水扁执政的那20年，甚至台湾光复之前的日据50年，都成为青年缅怀、追索的“失落的美好时代”。在抽离历史与结构脉络之后，国民党（及其象征的“中国”意涵）执政就被抽象简化为台湾史上的“黑暗时代”。

这种斧凿斑斑的叙事模式，是台湾国族建构工程的一环，其危险之处就是对于殖民统治美化／肯定论毫无批判与招架之力。举个例子，太阳花运动在中期后继乏力之时，便以三．二三攻占“行政院”做为运动的升级，利用“被镇压”来诉求对于“国家暴力”的不满与恐惧。例如一位参与者竟然在媒体面前公然宣称三．二三事件“是台湾社运史上未发生过的暴力镇压事件”，全然无视日据时代以来台湾人民的反抗运动，造成的结果就是在蓝绿斗争的格局之下，持续号召反马、反国民党。此波反课纲运动亦是如此，参与者冲占“教育部”让运动情势升高，进入另一波高潮，随即就有人在网络上散布这样的说法：“李登辉时期以霹雳小组对付强奸杀人犯陈进兴，陈水扁时期以霹雳小组对付恶龙张锡铭，马英九时期以霹雳小组对付反黑箱课纲的高中生。”并调侃式地加上一句“马政府你好样的！”此操作的目的就是要让国民党成为轻易辨别的公敌与箭靶，推翻这一部十恶不赦的国家机器，以迎接另一部被塑造为带有“岛屿天光”、“点亮台湾”意象的国家机器。

就在这波反课纲运动如火如荼展开期间，李登辉在日本演讲时发表了诸如“台湾人感谢日本人统治”、“尖阁诸岛（钓鱼岛）是日本的”之类荒腔走板的言论，后来又被媒体披露李登辉密会了刚刚强行通过《新安保法》的安倍晋三。安倍企图复苏右翼军国主义之举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东亚地区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李登辉竟以日本人立场自居，又毫不避讳地与安倍晋三并肩而行，台湾社会普遍噤默，强调“反对去台湾化”、“捍卫台湾历史”的反课纲群雄们，为何在此际却又置身事外？历史课纲将“日本统治”改为“日本殖民统治”遭到大规模的反弹，而真正出卖台湾人民历史的人怎么还是高高在上、受人尊敬的“台湾民主之父”呢？

在这场反课纲运动里面，推动课纲微调的马英九政府不该被视为“受害者”。国民党这个长年偏安的政党与其执政下的官僚体系，在本质上与反课纲阵营一样“没有历史”。马英九最爱挂在嘴边的是“依法行政”，其下的行政官僚也同样只会把行政程序做为挡箭牌，因此当反课纲阵营指责课纲微调违法时，马政府主导的微调就注定失败得一塌糊涂。正因为历史虚无，包括“教育部”、“国教署”以及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既无知亦无力替课纲辩护，只能节节败退。

过去李扁时代的意识形态改造是全面总动员，上至“中央研究院”，下至地方文史工作室，推出“去中国化”课纲、《认识台湾》教科书，或是《海洋教育与教科书用词检核计画》等手段，都只是这场无烟硝味战争的其中一环。马政府推动的课纲微调，充其量只是将“台独”教科书往“独台”稍稍靠拢，在史观论述上仍维持着“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的顺序，只在用字遣词上略做修改，完全无法抵挡得住早已盘据道德制高点、又因接续“反共”思维而遍地开花的“反中”、“台独”压力。也就是因为如此，支持课纲微调的民间力量，只能执着在新课纲细节上，或是大肆嘲笑反课纲参与者写错别字，打不到反课纲阵营的要害，同样无法反守为攻。

回过头来看反课纲运动本身，他们究竟提出什么样崇高的目标与诉求？如前所述，这场运动的本质就是“不反课纲的反课纲运动”，因此类似“撤回课纲”的诉求只能被视为运动继续下去的包装与借口，项庄舞剑，真正的目的恐怕还是近来屡见不鲜的那句口号──“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

在2016年大选倒数之际爆发，反课纲运动显然是经过精心布局的，是对国民党、对两岸关系正常化一系列反扑运动的最后一步棋，同时还搭配着通过“修宪”将投票年龄下修到18岁的政治操作。太阳花运动之后出现的“第三势力”，不是岛内蓝绿之外“第三条道路”的领路人，反而扮演着民进党侧翼的角色，同时又牵制民进党不能远离台独建国的方向。因此日前传出几位“台派”大老希望邀请李登辉出面，协助台联及时代力量、社民党、台湾独立行动党等多个“第三势力”政党进行整合，目的就在于防止亲绿的票源被自家人瓜分。反课纲运动的参与者将“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朗朗上口，与蔡英文7月11日所说的“民进党要好，国民党才会倒”相互呼应，那么把万恶的国民党搞垮了又如何，最终不过沦为掩护民进党蔡英文上台的脚注。

反课纲运动无法认受新课纲删除了“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事实上并没有删除，因为历史课纲已有提及，故不在公民课纲复述），但与他们反对的对象一样，站在政党的立场与利益来看待历史，把历史做为党争最为廉价的工具。

就日本殖民的问题而言，反课纲阵营认为日据时期的慰安妇存在“自愿”的现象，从而反对新课对慰安妇加上“被迫”两字。但正如中研院研究员朱德兰女士的研究所指明的：“慰安妇问题其实根本就是性暴力的问题。性暴力则是日本帝国遂行军事暴力、法律暴力、政治暴力、经济暴力、文化暴力、社会暴力等整体暴力的一部分。……日本总动员系统中的人，无论其征集妇女的手段，有没有强制抓人，或者是不是怂恿、诈骗、诱拐，也无论日军强奸、轮奸妇女的人数有多少，其侵害人权、触犯性侵害罪的事实，应该严加予以谴责”（参见：朱德兰，《台湾慰安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404页），反课纲阵营强调无视日本殖民、侵略与战争暴力结构的“客观历史”，终究是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立场，替他们擦脂抹粉。

反课纲学生在意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但他们只看到了国民党在其中的“无恶不作”、迫害台湾人，大部分历史知识仅来自于历史课本的高中生毫不在意早已被蓝绿湮没在政治迷雾之中，更为深层的历史真相、结构与意义。就二二八事件而言，以日前病逝北京的台湾台北人陈炳基为例，他不只领导了光复初期的台湾学生运动，也因参与二二八事件被台大法学院开除学籍并遭通缉，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一生经历见证了光复初期台湾青年对“白色祖国”失望，而寄希望于红色祖国的历史转折。

就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而言，受难前辈怀着“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民主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的理念投入斗争，在狱中高唱《安息歌》：“安息吧死难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追念仆倒在刑场的同志难友；甚至在幸存出狱之后继续投入运动，例如因白色恐怖而遭关压最久（34年7个月）的政治良心犯林书扬，出狱之后参与了劳动人权协会与中国统一联盟的组建。这些历史事实，都被摒除在蓝绿的课纲之外。

陈映真曾说：“我在这里着重要说出的台湾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惨虐，绝对不仅仅是说国民党的残暴、蒋介石的没有人性、我们要反对国民党──不是这样的逻辑，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镜头从台湾往后拉来看全世界的话，你就知道战后世界的形成，特别是战后冷战世界的形成，到处都充满了这种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为羞耻的集体的屠杀、集体的摧毁、集体的虐待。”白色恐怖的历史对于反课纲运动的启示恰恰于此，课纲与教科书反映了当权统治者意识形态，反课纲运动的参与者及支持者必须深思：当新课纲被推翻了、国民党下台了，那么这些属于台湾人民沉重、复杂却又真实的历史，会因此而被正视、被直面，还是又被另一部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给收编而隐藏起来？

（关于台湾中学历史课纲与教科书的变迁脉络，请参阅笔者2014年2月12日发表于《观察者网》的文章《台独历史教科书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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