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人生沉思录20| 只有不懂历史，才敢轻言“盛世”
【作者按：这篇《人生沉思录》，从1996年开始写，已有一千多条，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读书体会，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内容；既可作思想记录，又可作今后写作的素材。点点滴滴，受到学友的喜爱。下为最新修订稿，以25为节，与朋友分享。】
（本文为《人生沉思录》第20部分，其余部分请见作者专栏。自即日起，为了答谢大家的长期厚爱，张文木老师委托观察者网赠送由《中国投资》杂志社承印、有作者盖章签名的《人生沉思录》[第一和第二两册]。随书还将附赠《中国投资》2015年5月和6月号，当期刊载了张文木老师的封面文章《亚投行的时代意义——世界权力体系转移及中国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和《明末的人祸和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共50套。点击链接，了解赠书活动详情。）
1101. 我们不能说世界上的一两个政治团体就能决定历史的进程，但有能量的团体确能加速历史进程或使之暂时偏斜。除去远古传说外，早期“共济会”[1]是封建行会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专制的压迫而建立起的各业主联合的互助“兄弟会”组织，与早期基督教相似，这时的共济会对历史起着相当的进步的作用。比如，共济会曾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广泛的组织联系，以致当时的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等曾为人类历史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都参加了共济会。但问题在于，当资产阶级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并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后，共济会组织结构也就日益贵族化，其历史作用由进步便异化为反动，成为资本家为对抗欧洲继而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幽灵”而结成的“神圣同盟”[2]，其目标是维护资本及西方权贵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继而整个北方压迫民族对南方被压迫民族的绝对统治。这迫使近代欧洲无产者便由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转变为与资本家相对立的阶级并开始为本阶级的利益与曾经的行会业主——资本家展开有组织的跨国斗争，
资本没有祖国，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3]；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4]，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5]继而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6]为此，世界工人阶级在其导师的指导下成立了第一国际（1864～1876年）、第二国际（1889～1914年）和共产国际（1919～1943年）。
值得研究的是，在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世界劳动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自行解散，而在同一背景下的资本家的跨国联盟组织共济会却日益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大托拉斯和大财团结合得更加紧密，其目标更加长远，其手段对共产主义和南方国家，更加冷酷无情。他们在20世纪末推倒了社会主义苏联，现在，美国又重返亚洲，目标将是中国。不管西方国家有多少矛盾，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共济会评价说：“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7]
1102. 2008年欧洲大陆统一在科索沃收口的同时又通过“地中海联盟”计划开始乘胜向非洲北岸推进，2010年美国不顾自身的经济危机高调提出“重返亚洲”政策并在“天安舰事件”后开展持续数月的针对“朝鲜威胁”的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2011年中东如火如荼的“茉莉花革命”及北约对利比亚开展的军事打击，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欧盟与美国双方的分工在时间上如此切合，环环相扣，它向人们展示出一幅逻辑连贯的战略示意图，即在美国帮助欧洲摧毁那里的雅尔塔体系并基本实现地区统一后，接下的目标将是欧洲——作为回报——支持在远东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这是一个在新的即欧洲统一初步完成、宗主国-殖民地关系已成为历史条件下的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苏联解体后，这个体系的后半部分即“凡尔赛体系”在欧洲已经完成，接下来则是前半部分即“华盛顿体系”在远东完成，届时，中国将是美欧共同的打压目标，正如当年苏联是欧美共同打击的目标一样。其间的日本——鉴于它与美国之间的因核打击产生血海深仇——则是中国之后西方并不信任的压榨对象。至于欧美之间的矛盾，尽管他们在共同重新瓜分世界资源方面已达成原则一致，在这些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他们在未来的矛盾将主要表现在世界主导权的争夺方面。
1103. 与其对手相比，西方人有着更强的协调机制——为此，英国在撒切尔时期主动放弃了几百年来让其受惠无穷的分裂欧洲大陆并在其中实行均势操纵的外交传统，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而同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却出现根本性的分裂；西方人还有跨国组织，不仅有北约及其他政治经济共同体，还有有庞大财力支持的跨国组织共济会[8]在幕后协调，而与此相对应的世界工人阶级的跨国协调组织“共产国际”[9]及后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8～1956）和与北约相对立的“华沙条约组织”（1954～1991）则于20世纪后半叶纷纷谢幕。
1104. 就在法国向利比亚开战同时，它又派出“独角兽”特种部队介入科特迪瓦内争，培植亲法政权。略瞥一眼地图就可知道，欧洲人已在为利比亚之后进行着更大的布局。可以预料，在北非搞定后，法国将乘胜向几内亚湾——那里在近代史中是它传统势力范围——南进，接着就是欧盟发布欧洲人的“门罗宣言”，以恢复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这个进程不会比欧洲的统一进度更慢。
显然美国注意到欧洲向非洲进军的后果。2007年2月，也就是欧盟批准地中海计划，准备进军北非的前一年，美国抢先批准组建非洲司令部的计划，逐渐接手全部非洲军事事务[10]。这说明，美国并不准备与欧洲分享非洲。至此，笔者想起19世纪末英法在非洲发生的“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 )。这是第一次大战前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当时法国为了应对英国的非洲战略，制定了一个贯穿非洲东西的宏大目标，这又与英国的打通非洲南北的殖民计划相矛盾。1898年7月，英法两国的殖民军队终于在苏丹法绍达村爆发了“法绍达危机”，两军对峙，战争一触即发。最后双方达成不利于法国的妥协，以尼罗河和刚果河为界，英国占领苏丹东部和尼罗河流域，法国占领苏丹西部。尽管如此，法国的这次让步却为16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同样的苏丹已于2011年2月分离为南北苏丹，但昨天在这里的英法冲突，是否会是今天美国和欧盟冲突的前奏呢？果如此，已踏入北非的欧盟是否对已经变“老”的美国还会有耐心，这确实需要今天的美国人好好思量。
如果美国人不愿动这个脑子，那就看看自1950年以来欧洲在所有重大事件中是怎样支持美国，而美国又是怎样支持欧洲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时期除外，此间美国是拼着命且实打实地帮助欧洲统一，而欧洲对美国的支持只表现在美国发起进攻的时刻，尤其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上发起进攻的时刻。一旦把美国送上战场，欧洲人接着就抽掉梯子并溜之大吉。20世纪50、60年代的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欧洲是这样；在同期美国对中国全面禁运中，欧洲也是这样；21世纪伊始，美国冲上阿富汗、伊拉克战场后，欧洲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参与但不卖力，在美国最困难时抽板。相信今后在美国冲向中国时，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抵制面前，欧洲利用和消耗美国，壮大自己的策略并不会因美国以往的真诚而改变。
可以说，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美国人确实把火玩大了。在勃列日涅夫的追打下，美国本意是强化欧洲，但苏联的解体却打破了欧洲间的力量平衡。结果美国将再次为失去相互制衡的欧洲所伤害。
1105. 欧美之间的矛盾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相当深刻。对此论述最深刻的是列宁。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欧洲就有人提出“欧洲共和国联邦”——这比丘吉尔提的“欧洲合众国”早三十多年——口号，列宁明确指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亿万富翁无论同什么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都不能有别的分法，只能“按比例”（而且还要附加一点，最大的资本要得到比它所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种基础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只能“按实力”大小来瓜分。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变化的。
当然，资本家之间和大国之间缔结暂时的协定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之间的协议也是可能的……但这是什么协议呢？这只能是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因为日本和美国在现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极委屈的，它们的实力在最近半个世纪来加强的速度要比落后的、君主制的、开始老朽的欧洲快得无可估量。整个欧洲，与美国比较起来，可以说在经济上是停滞不前的。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组织反动势力去阻碍美国较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1]
由此，列宁得出提出著名论断：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2]
“绝对规律”基于绝对矛盾。列宁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斯大林同志由此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列宁揭示的这个规律中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社会主义也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获得独立发展的认识。
1106. 文章逻辑是生死。
1107. 想想毛泽东，我们会埋怨有些人胆小；想想小布什，我们庆幸我们还有这些胆小的人。
1108. 大国外交，最忌傻愣。愣傻之间，宁傻勿愣。
1109. 罗斯福总统告诫说：“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13]今天的美国战略层已失去了昔日的耐心。而没有耐心（时间）支撑的雄心，往往是底气不足的表现。当前美国政治家处处显示出富家弟子的战略观念中只有“地缘”而无“政治”的致命短处。他们来到黄海的行为很有点190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来到黄海时的随性做派。1903年10月28日，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对已表示“我不愿发生战争”的尼古拉二世说：“陛下，不坚决打击是不能挥着拳头的。”[14]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时任大臣委员会主席的维特事后评论说：“皇上不想打仗，但他的做法却使战争无法避免。”[15]现在美国人也来到黄海，与当年沙皇不同的是，美国是在国内经济一片低迷，在国际上被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来到黄海的，美国人显然不愿打仗，但却挥起了拳头，这样的做法有失尼克松式的智慧，给人一种“困兽犹斗”的印象。
1110. 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日本政要经年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但在那里堆放的都是一些东条英机式的因没有战略哲学而毁灭了日本明治成就，并将日本带向大灾难的政治人物的遗骨；而长期参拜这些人物的结果会使日本国民的战略文化水平及建立其上的国家的战略能力在亢奋的情绪中逐年递减。
1111. 美国金融问题的根源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正是美国退出中亚，而不是什么资本管理不善，才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同样的道理，解救欧洲经济困局的关键也不在欧洲大陆而在中东，中东石油结算币种——而这又是由枪杆子敲定的——是决定世界石油产销利润份额的关键。鉴于欧盟内部国家主权的众多存在，与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比美国更多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欧洲的政治统一与发展，较美国而言，则需要更为巨大的资源份额，目前处在上升期的欧洲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一样，都迫切需要对中东石油产地、从而石油价格的控制权以支撑各自金融。这是欧美矛盾最难以调和的关键[16]。
1112. 在美英帮助下的欧洲统一，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俄狄浦斯”（Odipous）[17]即儿子颠覆老子的效应。因为欧洲统一将使英国和美国，特别是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绝对边缘化。我们知道，美国，尤其是英国，利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曾大获其利，正因此，它们对欧洲的统一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尽管1946年丘吉尔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但直到1973年英国才加入欧共体，迄今仍未加入欧元区。这是因为英国明白，近代以来英国的全部辉煌，都是以欧洲的破碎为基础的；而没有破碎的欧洲，也就没有近代的英国。一旦欧洲大陆统一，英国外交特有的“离岸平衡手”的优势就荡然无存，面对统一的欧洲大陆，英国在地缘政治上不免落入与日本在亚洲同样的边缘地位。英国人明白，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正如张伯伦先生预见的那样，欧洲的世界霸权就会为美国或俄国所取代[18]；英国人更应当明白，一旦欧洲统一，英国的欧洲优势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二战”一结束就呼吁“欧洲合众国”却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共体的英国以及至今还在欧元区外踯躅的原因。但对地缘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的英国人而言，这种为欧洲而自觉牺牲的尺度，随欧洲统一的进程加快，将会日益减少。
1113. 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发展机遇，在任何时候也是通过最坚决的斗争赢得的。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面前，他们可以“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但条件是这个对手必须是软弱的。如果当他们感到对手无法战胜时，他们内部就“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19]的特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整个世界都以苏联为敌，试图通过将德国纳粹“祸水东移”苏联的方式来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日益白热化的争夺资源空间的矛盾。但在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1942年），尤其是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的胜利、苏德战场胜负已成定局后，美国就率先抛弃实力比较弱小的英国，主动与苏联在同盟国中结成针对英国的“暗盟”。这样才有了后来苏联和美国联手建立的雅尔塔世界和平体系。同样，正是中国人民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誓死长期抵抗，才将与日本已接近达成“两国谅解”[20]的美国拉到中国抗战一边，这样才有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与英美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并成为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缔造国的事实。
1114. 由徐沛东作曲，化方作词，李龙演唱的《我要去延安》，旋律优美，但与贺敬之的《回延安》比较，徐沛东的《我要去延安》听起更象一首旅游宣传作品，其心境有些象功成名就后回乡的知青在“忆苦思甜”，缺乏那种对劳动人民生死依存的感情。歌词照录如下：
黄河边，延水岸，黄土筑高原。窑洞前，石磨碾，仿佛回到昨天。风清清天蓝蓝，我要去延安。先登宝塔山，再看南泥湾。我要去延安，先听安塞鼓，再看山丹丹，我要去延安。梦里边，枕儿畔，千呼与万唤。泪咸咸，地平线，万水与那千山。夜无眠，星月远，我要去延安。先去杨家岭，再看青枣园。我要去延安，先喝羊杂汤，再吃黄米饭。我要去延安，先去忆苦思甜，再看山花烂漫。我要去延安 看时间荏苒，看万山红遍，我要我要去延安。
再看1956年3月贺敬之写的《回延安》：
一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
红旗飘飘把手招。
白羊肚手巾红腰带，
亲人们迎过延河来。
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
一头扑进亲人怀。
二
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
分别十年又回家中。
树梢树枝树根根，
亲山亲水有亲人。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
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
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手把手儿教会了我，
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
革命的道路千万里，
天南海北想着你……
三
米酒油馍木炭火，
团团围定炕上坐。
满窑里围得不透风，
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
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
“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
亲人见了亲人面
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
“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
白头发添了几根根。”
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
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
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
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
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
长江大河起浪花。
十年来革命大发展，
说不尽这三千六百天……
四
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
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
头顶着蓝天大明镜，
延安城照在我心中：
一条条街道宽又平，
一座座楼房披彩虹；
一盏盏电灯亮又明，
一排排绿树迎春风……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
母亲延安换新衣。
五
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
革命万里起浪潮！
宝塔山下留脚印，
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
枣园的灯光照人心，
延河滚滚喊“前进”！
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
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
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
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
身长翅膀吧脚生云，
再回延安看母亲！
但不管如何，《我想去延安》总体上还是一首不错的歌曲。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我想去延安”（而不是去纽约），中国就有希望。
1115. 新闻两则：
新闻一：2011年6月27日，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CC)宣布，正式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发出国际逮捕令。据介绍，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令一经发出，终身有效，永不撤销。
新闻二：6月2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未来中国的走向》[21]的演讲，郑重承诺：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只是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实现的途径和形式有所不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我们要健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中国曾经是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在开放的环境下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人民的责任感和民主精神，将带动社会的进步。人民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越多，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就越大。
1116. 2011年6月26日非洲联盟利比亚问题专门委员会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召开第六次会议，会议发表的公报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同意不参加旨在结束利比亚危机的和平谈判。根据会议公报，专门委员会评估了利比亚当前局势，呼吁利比亚领导人和“全国过渡委员会”立即停止所有敌对行动。之后，各方就全面停火、全国和解、过渡期安排以及民主改革等展开全面谈判。非盟希望谈判结束之后，在联合国和非盟的支持下，利比亚可能成立过渡政府。[22]
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针对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逮捕令。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加里尔随即对这一决定表示“热烈欢迎”。从当天的电视画面看，他一脸无奈[23]。他明白这一纸“逮捕令”是在明敲卡扎菲，实则是在警告他领导的利比亚反对派，让他不要幻想与卡扎菲谈判以实现国家统一；让他明白主导利比亚结局的不是非盟，而是欧盟或北约。至此，利比亚冲突双方的任何谈判都成为不可能。在获知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决定之后，一直代表非盟参与调停的南非总统祖马对国际刑事法院作出向卡扎菲发出通缉令的决定“感到极度失望”[24]。
1117.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学说的读书笔记一则
1.要保证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并未能使其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苏联的经济进步却使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由此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25]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26]
2.人民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也是古今国家永葆活力的源泉所在。我们知道，后人常将秦国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27]解释为秦之“严刑峻法”，这其实说不通。因为在刑罚的残酷性上其他六国并不比秦国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残酷性往往与国家获得人民的支持程度为反比存在。与其他六国政策比较，商鞅建立的军功与土地奖励相联系的产权制度是秦王朝获得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这个以土地奖励耕战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会基础扩大到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这些人在其他六国，只能从贵族手中而非国家手中获得或租得土地。这样，与将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贵族基础上而“严刑峻法”并不逊于秦的其他六国比较，秦国由此获得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广大得多。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那么，仅靠“严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商鞅为秦王朝建立了小农所有制，这使秦朝获得比其他六国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样，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的扩充的话——就难以长期维持。这是不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
3.与此类似，世界近代史中能够“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横扫欧洲并由此开辟出一个“拿破仑时代”，其中重要原因不是所谓的“独裁”，而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28]，即拿破仑的将土地直接赋予法国和欧洲农奴，并由此使农奴转变为小私有农民的新土地制度。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29]与商鞅变法相似，一部《拿破仑法典》对于欧洲农民而言，就是将土地越过贵族直接交与农民的法典。拿破仑旗帜，对于欧洲农民，首先是法国农民而言，就是让他们告别贵族制度和农奴身份的旗帜，是不再作农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仑获得了首先是法国的全欧洲农民的拥戴。马克思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30]1966年11月8日，毛泽东对到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支持。”[31]同样的道理，拿破仑与欧洲贵族的妥协也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32]
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并成功运用了这个规律。20世纪初中国农业及小土地农民大面积解体，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的革命资源并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迅速将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并由此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的基础新中国。
4.在此，对我们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开始这项生产资料改造工程并依由团结人民所选择的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与此同期，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战略物质的“禁运”[33]也全面升级。
面对这样的压力，新中国需要更为坚固的社会支持力量。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所有制而不象蒋介石那样四处“发饷”（接近今天的“发红包”）着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1950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4]，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35]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将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36]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的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5.反者道之动。今天回头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37]。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用社会主义所有制团结人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人民支持国家动力的治国经验，对于今天中国政治家而言，需要认真领会和学习。
1118. 只有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38]结合在一起研究读，我们才能完整地把握小平“搁置争议” [39]的思想。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反霸、解决台湾问题和发展生产力。当时，邓小平的想法是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搁置争议”和“三大任务”，这就是“有所不为”和“有所为”的统一。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争议”，是一个积极的和充满辩证智慧的战略思想，而不是象有些人理解的所谓主权问题也可“搁置”，
1119. 不懂历史，是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情报研究和决策部门的致命通病；而“不知有汉”[40]更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及相应的政策研究的致命短板。不懂历史的人会毫无顾忌地横放空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则容易陶醉于“桃花园”式的浪漫之中而不能自拔。
1120. 只有无知，才会胆大；只有不懂历史，才敢轻言“盛世”。
1121. 没有辩证法，思维要么偏激，要么僵化；而没有唯物论，思维就容易偏向取巧式的投机。如近年出现“非传统安全”概念，就有人由此推出“人类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核心的结论；近年也出现了“软实力的”概念，也有人由此导出“巧实力”概念。这些概念的要害就是不愿直面不容回避的挑战，如此推论下去就会得出用医院取代军科院，用“杀手锏”的概念代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用拥有巨大“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赛金花”[41]去征服“八国联军”等荒唐结论。
1122. 以前我们用钱赎买资本家阶级的归顺，现在我们用钱赎买并由此延长瞬息即逝的战略机遇。
1123. 看历史知道昨天外来鸦片已使“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林则徐），看电视节目和娱乐比赛，怀疑今天外来转基因粮品使中国失尽血性男儿。
1124. 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不知不觉地雌化，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正因此,1941年，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历史时刻，名旦梅兰芳拒绝日本人的“邀请”，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
1125. “包容”须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增长”须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方向。毛泽东批评无原则的“包容”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42]。八面讨好作法，其结局可能就是《红楼梦》所展示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43]。
注释：
1. 共济会，Freemasonry 世界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共济会的传播是由英帝国的向外扩张引起的。共济会的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行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第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
2.“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6页。
6.列宁说“全世界已经分成被压迫民族和统治民族。被压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的70%。凡尔赛和约又使被压迫民族增加了１亿或15000万人口。”《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让的报告（1920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0卷，人民出版社，第73、74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8.目前在这方面的资料最集中、最全面的披露，可参见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
9.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1919年3月，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同年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同年6月10日，鉴于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协约国而创，而美国此时成为苏联拉拢以反对法西斯德国的非常重要对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10.《美国非洲司令部主导地区安全合作牵头联合军演》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1/26/content_12877941.htm。
11.列宁：“论欧洲联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8～709页。
12.列宁：“论欧洲联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9页。
13.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14.张蓉初译：“库罗巴特金日记”，《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1页。
15.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256页。
16.此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德]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17.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的儿子。因神曾预言他将杀父娶母，出生后就被其父弃在山崖，但为牧人所救，由科林斯国王收养。长大后，想逃避杀父娶母的命运，却无意中杀死亲父并娶其母为妻。此处比喻美国的命运是生于欧洲但注定要毁灭欧洲的“俄狄浦斯”式的命运。参见梁德润编著：《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小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18.1938年10月19日，张伯伦派英国首席顾问利思-罗斯以私人的身份与德国驻英商务参赞吕特尔和德国经济部官员施文迪在伦敦进行非官方秘谈，他再次提醒德方官员慕尼黑协定之后建立的欧洲安全集体合作的排外性质，说：“作为英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他有责任使促进欧洲国家合作的任何适当机会都不致错过。同样，假若欧洲四大国不是相互合作，而是互相拆台的话，那么欧洲经济就将处于严重的危险中，特别是在面临美利坚合众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的时候。”“德国驻英大使狄克逊的备忘录”（1938年10月19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364页。
19.“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20.1940年11月，美国天主教梅利诺大学的秘书长德劳特与主教沃尔什访问日本，同近卫首相的密友、日本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秘密举行改善美日关系的“民间会谈”。1941年2月14日，野村大使会见罗斯福总统，商定从3月8日开始日美谈判。3月中旬，德劳特和沃尔什在与日本高层广泛交流的基础上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特别助理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岩畔和井川忠雄拟出包括解决中日冲突在内的《原则协定初步方案》。双方分别报告美日政府首脑。4月2日，岩畔大佐作为野村大使的助理介入日美谈判，双方磋商后，由岩畔执笔拟出《日美谅解方案》。“两神甫与岩畔和井川拟定的《日美谅解方案》也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罗斯福总统邀请赫尔国务卿，听取两神甫的意见”。（参阅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639页；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尽管这个方案只是草案，但罗斯福事前已听取了德劳特与沃尔什关于他们与日方共同起草的《日美谅解方案》的汇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方案》内容已获美方的相当认同。方案开宗明义：“日本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为了谈判并签订一项旨在恢复两国间传统友好关系的全面协定，现愿承担共同责任。”1941年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大使野村开始会谈。其间，赫尔表示：总的来说，美国并不反对《日美谅解方案》。（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页。）关于这个方案的具体细节，可参阅《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页。
21.温家宝《未来中国的走向——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2011年06月28日《人民日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5012214.html。
22.《卡扎菲同意不参加旨在结束利比亚危机的谈判》http://world.people.com.cn/GB/15000229.html。
23.《利比亚反对派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热烈欢迎》http://news.cntv.cn/world/20110628/103353.shtml。
24.《南非总统祖玛称对卡扎菲通缉令感到极度失望》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86101.html。
25.“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26.转引自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27.贾宜：《过秦论》。
28.1950年6月29日，毛泽东就《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致信刘少奇：“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国是经过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大体也是如此，但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则封建的土地制一直严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现在仍有严重的封建主义。美国则从来没有封建主义，由欧洲移民进去一开始就生长资本主义的农业，故农村市场特别广大，只有林肯时代解放美国南部几州的农奴，是一反奴隶制的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29.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年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页。
30.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32.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年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页。
33.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6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6月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接着美国又向英国、菲律宾和“巴统”国家提出类似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禁运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第500（五）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等有用的物资。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其目的是“对于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达到管制输出及其他目的”。参阅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页。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条。明确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等在农村的土地。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团结中农，保护农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材料，除依法收归国家所有的外，应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该法对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问题的处理，以及土改的执行机关、执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体规定。该法自1950年实施，1987年底失效。
35.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页。
36.详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37.详见“土地改革：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
38.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参阅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40页。
39.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40.[东晋]陶渊明：《桃花园记》，载阙勋吾等译注《古文观止》（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41.赛金花（1870年或1864年-1936年）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曾作为公使夫人出使欧洲四国，也作为妓女而知名上海，她在西洋时就认识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这次旧情复燃，亲密异常；凭借这一层特殊关系，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赛金花借劝说联军统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
42.“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43.《红楼梦·第五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