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国企党建存废的世纪“暗战”

2015年3月初，今年首轮中央专项巡视启动。26家央企被中央巡视组分批作了一次重点部位“体检”。巡检时长2个月，到6月17日，26份“体检”报告全部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向社会公布。“体检”查获的各类腐败疾患触目惊心，“体检”过程当场捕获央企“大老虎”近20只。翻阅一份份“体检”报告，接受“体检”的26家央企，有一个带共性的主要腐败“病根”，那就是央企党组织（党委、党组）的领导和央企纪委（纪检组）监督功能的普遍弱化、软化、退化、虚化和被边缘化。

党组织被“五化”的本质，就是党组织被架空。这是一个全国大小国企带共性的突出问题，亦是全国但凡建有党的基层组织的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社团组织带共性的突出问题。央企体量硕大，身居国民经济要津，其总部又大都坐落在“皇城根”下，老实说，其党组织被架空之程度，从总体上看还是相对较“轻”的。

在首批26家央企接受中央巡视组专项“体检”的同一时段，国内财经媒体正可劲猜测和热炒深化国企改革（主要指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带有鲜明时代价值和隐含强烈“经济统战”战略指向的的国企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总体方案的所涉内容和方案公布时间。

然而，时至今年6月5日，人们依然没有等到“总体方案”出台。却等来了经中央深改组第13次全会审定通过、为国企量身定制的两份“重要意见”：一份是《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若干意见》，另一份是《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

两份“重要意见”之所以重要，并非指它们是对以往“同类意见”的再次重申与强调，也不是文件用词用语口气的明显加重，而是体现出了系统性解决问题的思路，读来让人眼前一亮。

讲“小”的逻辑关系，前一份“意见”若不能很快落实下去，后一份“意见”就无从真正落实。

讲“大”的逻辑关系，同一次深改组全会审定的“两份意见”若不能颁行落实在前，一旦国企国资“混改”在面上规模化启动，必伴随国有资产的再次大量流失，因国企内部的腐败高管与市场上的资本家们内外勾结而遭大量侵吞。

从时间上分析，首轮对26家央企的专项巡视在5月中旬前业已结束。也就是说，在深改组召开第13次全会（6月5日）之前，不仅是深改组，包括政治局及常委会，皆已知晓“体检”报告所反映的问题严重性，以及问题的核心症结之所在。所以，在6月17日公开发布26份央企“体检”报告之前，先行审定并颁行“两份意见”，一方面是针分夺秒抢时间，另一方面亦为社会提前打下一剂“心情舒缓针”，以便皆时能适当抵消26份“体检”报告带来的巨大冲击波。

循此分析理路，笔者已敢大胆断言，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央及国企管理部门的主要精力，将集中于“两份意见”尤其是前一份“意见”的贯彻落实，并力求在短时期内获取初步成效。否则，规模化的“混改”，很有可能再次演变成一场资本家与某些国企腐败高管们的“浑水摸鱼”。由是，即使国企“混改”总体方案往后再拖一阵子，非但不会迟滞国企“混改”之进程，反倒会使“混改”进行的更有质量和效率。

可倘若再换一个角度，随着加强国企党建“若干意见”的发布及贯彻，围绕国企党建是加强还是削弱、是存还是废的直接与间接、有形与无形的“暗战”，也将掀起新的回合。

这是一场跨世纪的“暗战”，其始点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几乎同步：

中国改革开放始于农村联产承包制试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联产承包制大获成功之后。改革开放之火烧进城市。大约1984年，扩大国企和集体企业（历史上俗称“二轻企业”）经营自主权试点在全国同步推进。

这一试点的核心是“厂长负责制”。直接了当地讲，就是大幅扩大厂长的经营决策权。然而，经营决策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核心依然绕不开国企的用人决断权。

在施行“厂长负责制”之前，企业的一把手是党委（总支、支部）书记，厂长只是二把手。甭说用人，就是企业大小经管事项，都得由党委先行讨论通过后，再由厂长负责落实。

过程之中，除极个别厂长特别强势而能够“震住”并架空党委书记，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外，一般情形下，即使厂长特有能耐而书记是个草包，书记照样是国企实打实的一把手。因为改革之前党对国企的领导首先建立于一种极强势的整体性政治氛围，很少有厂长能够轻易撼动，更别说随心所欲地加以“挑战”。

施行“厂长负责制”后，企业的确在不同程度上被搞活至少松了绑，但厂长与书记的矛盾亦空前对立起来，成了当年全国企业一个由改革伴生的带共性的问题。“厂长神气、书记憋气”——当年国企中的这句流行语，恰是改革初年厂长与书记关系的一个普遍性写照。

然而，当年的改革主导者尤其是中央主要决策者，对此采取了视而不见、效率第一的爱昧态度，最终使“厂长负责制”改革，从先前的“书记负责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并迅速引发了一波“以票子（企业经济效益）换帽子”的歪风，引发原有国企管理队伍尤其是党务工作者思想上的整体迷茫与混乱。

可是，事情的演变远未到此止步。极端的做法如命中注定，进一步滑向了“极端”——1987年十三大取消了赵某人的“代”字。第二年开年，赵在浙江嘉兴主持召开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发表主旨为“改造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讲话”，引发新的全国性思想混乱。随之而来的是，以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为名，政府部门内部的党组织，以及国企党组织，都同时展开了划归辖地街道党委（科级）属地化管理试点。这是一次在党内外造成更大思想混乱，引起当时国内舆论哗然，可决策者却得到西方舆论赞扬和鼓励的“试点”，尽管被实在看不下去的以邓小平为首的老同志们坚决抵制而果断终止，但经此“折腾”，国企内部党务工作者队伍再次受到致命一击，人心灰冷思散，已很难重拾。

1989年夏天之后，国企党组织面临的普遍困境开始得到一定程度之正视。1992年十四大，党管国企干部原则再次得到重拾，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得已确立，发展是压倒一切的硬任务，国企党的建设依然未能摆上应有位置，党管国企干部原则依然难以发挥根本性作用，致使“经营硬党建软”的局面未能明显改观。由于事物从来就是不进则退，国企党建的“五化”困境也开始“由明转暗”。

1997年十五大后，中小国企大规模转制（关停并转卖）——史称国企“抓大放小”，在此时代氛围下，国企党建颓势不可能得到扭转而势必更趋颓势。

新世纪初，尤其是2002年十六大后，前5年改制留下来的中央和地方国企，开始了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或经改造后包装上市，或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在此后若干年间，在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明而开明的思绪影响下，这类经股改的国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招聘管理团队和CEO，美其名曰经营团队市场化。与此同时，为缓解国企内部党委与董事会之间、纪委与国企监事会之间，以及书记与董事长之间的矛盾与扯皮，开始采取董事长与书记一肩挑的人事安排。

可是，这样的安排并没有从根子上正视和解决国企党组织被历史性“五化”的本源性问题，而依然着眼于表面的修修补补。不仅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一肩挑”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为国企董事会取代国企党委会，国企监事会取代国企纪委找到了冠冕堂皇之理由，或可视为董事长和董事会凌驾于党委和党委会的一块貌似合法合规的遮羞布。

简略梳理和回顾上面的这段历史，人们已可粗线条地看到：国企党建工作的弱化是个几十年的历史积累。党对国企领导与管控面临的“五化”困境，有一个逐步发展、嬗变、恶化的历史过程。

今年首轮针对26家央企的专项巡视所揭露出来的五大代表性腐败现象，虽说只揭开了广义国企腐败问题的冰山一角，但就问题之根源，最终都指向了党对国企领导与监管所面临的“五化”困境。从中我们应当可以看到并正视，改革的重大失误也许难以避免，但纠错的决心拖得越久，纠错的措施软弱无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带来的后遗症，伴生的并发症也越多越重，再行纠错时的成本和代价也更为沉重（痛）。

这就能更加清晰地解释，为什么中央要在公布国企“混改”总体方案前，先行公布加强国企党建的“若干意见”，以及为什么习大大从第13次深改组全会到上周视察吉林长春国企的40余天中，已四次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国企的党建问题，尤其是首次鲜明赋予了党组织在国企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最后，在本短文收尾前，笔者有几段话不能不说：

尽管国企腐败问题触目惊心、令人痛心，但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国企经营状况、经营能力、创新能力、创新成果、全球影响力等，均已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无论是国企腐败还是党政机关腐败，绝不是不可医治的，加强党建也有助于治理腐败。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打到现在的、围绕国企党建存废之“暗战”，双方各有阶段性“输赢”。就新一轮国企党建已拥有的社会政治大氛围（新的政治生态）而言，是改革开放37年来所没有的。此轮“暗战”中致力于加强国企党建的一方，其胜算已在提前铸就。但胜的成果大小，则取决于在新的政治氛围下，如何调整、理顺、妥处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党管干部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监事会监督与纪委监督、党委把关与董事会决策、党代会与职代会等五对关键关系。

加强国企党建，首先得选准、配强国企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然后是恢复、重建和加强国企党务工作队伍。

加强国企党建决不可理解为简单恢复改革开放前的一整套做法。老路走不通、旧道已荒芜，今日国企的生存环境和生存土壤，从市场、人文再到经营规则，与30余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如何创新出一套新的做法，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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