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亨：台湾核电站没事，政治核灾已经发生

本月，耗资2838亿元新台币兴建的台湾“核四”厂，尚未启用就正式封存，封存计划为期3年，维护费用还要再花34亿元。台湾电力公司表示，将使设备维持最佳状态，等待机会让“公投”决定“核四”是否启封。如果“核四”厂继续封存，而前3个核电厂到期退役，2018年台湾将面临缺电风险。

因为核能议题的高知识门槛，使得真正了解核能的人少之又少，尤其在“民主政治”下百家争鸣，核能论述在泛滥的言论市场上更令人莫衷一是，所以更易受到政治算计的影响，导致政客和民众都对真实而客观的数据置若罔闻。

台湾“总统”大选将在明年1月中旬举行，预计核能政见将再度受到瞩目。也许是为了避免在“2016年”大选期间核能问题再次撕裂台湾社会，所以最终做出了封存的决定。

然而，封得住核四，却封不住核能问题。眼下，台湾三座核电站运转正常，核灾并未发生，但是政治核灾却早已爆发、蔓延。

去年，马英九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为了核四议题首度进行“朝野”政党领袖会商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核灾，首先是马英九和苏贞昌在2014年的历史性会商。马英九上任“总统”后因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的政治考量，始终未能举行政党领导人的会谈，只是隔空交战。

如果有人问，在台湾有什么事比“统独”议题更重要，能让朝野两党最高领导人甩开长久“王不见王”的原则见面协商，恐怕就是核能议题了。“太阳花学运”之后，新世代台湾青年对两党极度不满，加上核四议题的高争议性，反倒意外促成了马苏两人的谈话。

表面上看，双方协商总比不协商好，怎么说是“政治核灾”呢？因为这场会晤在双方的政治算计之下，从促膝长谈变成了激烈辩论，令人啼笑皆非。

网友恶搞马苏谈话，戏称总算达成“共识”——“这是花”

当前对核能议题的主要争议可分为两点，一是大方向，即核能发电的必要性，二是针对核四是否继续兴建或是保持停工的问题。由于台湾地狭人稠，又是四海环抱的岛屿，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除了依赖外在进口的煤、油之外，核能发电成为维持能源自主的重要发展政策。尽管核能早在1970年蒋经国推动十大建设时起步，核一、核二、核三等三厂都正常运作，却因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衍生的核灾危机，使同处于地震带的台湾感同身受，使台湾全境笼罩在核灾的威胁中。

目前台湾的核能发电量占全岛发电量的18.1%，如果要全面除核必定要设法节约用电，降低18.1%的电量需求，这不外乎是透过市场供需法则，以提高用电价格的方式来平衡供需。然而，在2012年马英九当局宣布调涨电价之后，他的民调就不断下降，对比他在连任“总统”选举时囊括的51.6%选票，民众对他的满意度在半年后只剩14.2%，这足以证明台湾人民对于价格的敏感远大于对核能的排斥。

实际上，核能发电拥有不少好处，比方说低污染、高效率与稳定性等，美国、法国等都采取核能作为国内用电的主要能源来源。那么，台湾究竟对核能议题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民进党给出了一个答案。蔡英文认为要透过开发“绿能”500亿度、节能300亿度的非核家园方案，许人民一个大诺。然而，民进党对此缺乏真正专业的论述，譬如在其新能源政策中提及3000MW的离岸风电，以“容量因素”38%计算，年发电量可达99.9亿度。然而38%是全年发电的平均量，无法满足台湾在夏冬两季不同的用电需求，尤其台湾冬季风力较强，但夏季才是用电高峰，风力发电无法在用电尖峰提供必要的电力，因此此种“绿能”无法取代机载电力。

同样的，民进党在太阳能政策上的浪漫想象、在智慧电网上的不切实际，都是“赶英超美”般的急躁跃进。举例来说，民进党提出太阳光电的累积装机容量要达到13000MW，超出目前数值四倍有余。但民进党在计算时，假设日照充足，也就是台湾南部全年日照时数较高地区的情况，可在用电需求高且多雨天气的台湾北部，这却是一个极端冒险的假设。绿营现任台南市长赖清德制定了建立智慧电表与电网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全面除核后衍生的1600亿新台币费用，早已大大削弱了建设智慧电网的经费，除非将成本交由人民吸收，否则这种天马行空的陈述只应见于科幻小说之中。

从科技发展的角度，全世界都知道“绿能”和智慧电网等已是能源发展的趋势，但目前尚未能大量运用，可见设施的难度。因此，台湾的核能政策若采取一刀式的一面倒作法，产业、人民都将承受极大的压力，主要企业出走台湾不说，许多中下阶层的人民更会受电费高涨的影响，要么被迫减少用电，要么调整其他方面的开支。在台湾，政治人物的算计时常凌驾于市井小民的温饱，“核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然，台湾人民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负面的作用。“核四”厂座落于台湾北部的贡寮，其诞生是因为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当局思考如何维持稳定供电，但由于台湾的环保意识逐渐高涨，对于核能外泄的恐惧使得当地人民不愿施工，因此1980年代即已提出的兴建计划要到1999年才开始动工。2000年政党轮替后，民进党执政下的“行政院”宣布停建，“立法院”认为“行政院”无权拒绝“立法院”通过的“核四”执行预算，因此成功弹劾。

2001年“核四”又复建，却因先前的停顿影响了进度，延至2011年偏偏又遇上日本福岛核灾，民意成为绕不过去的槛，政府只好宣布“核四”厂的商业运转再延至2015年。这样的一波数折，影响到整体民生用电的长期计划，其间政治考量时常击溃专业见解，台湾就在虚耗下空度数十年。

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在笔者看来，“核四”厂已经难以成功运转，因为其兴建受到太多外力影响，停建复建已多次，施工质量也不佳，丧失原应具备的安全保障和发电效率，因此，台湾大多数人民对于“核四”的态度也倾向不支持商转。

然而，台湾已经花了将近30年在“核四”上，知识分子和忧心社会者绝不可只接受核四教训，不另谋常居久安的解决之道。归根结底，在许多专业议题上政治力的介入才是这类公共政策成效不彰的原因。在“核四”问题上，部分野心政客串通不肖媒体一同掀起舆论波涛，操弄正常的舆论市场。尤其当“执政党”支持某一版本的提案时，在野党就会全力反对，不让对方得分，但也赔掉台湾加分的机会。这种“为反而反”的目的绑架了“核四”，也绑架了人民的恐惧。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专业素养来判读公共政策，但是不可避免产生的情绪却会影响到自身的判断，有心人士便借由操弄人民的恐惧情绪，从核能到服贸、从两岸到国际，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祭品，刀下则是台湾的前途。

最后，身为一个关心两岸命运的人，我认为在许多议题上台湾和大陆应该互相借鉴，甚至相互合作。在能源问题上，两岸可以同时思考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如何共同研发更有效率的清洁能源，甚至可以一同筹组能源公司，在高科技绿能上为台湾海峡沿岸区域提供电力。这种相互依赖能够降低敌意，减少误判的机会，冲突可能性也为之降低。在具有一定战略意义的绿能产业上，两岸的合作可以作为和平进程的中期目标，更有可能成为两岸和平的基石。因此，台湾如何从政治核灾中看见机会，化“危”为“机”，展开宏观的战略思维，才是当局必须要认清的优先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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