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在新巴山轮会议谈中国经济前景：城市化问题？老龄化问题？是又不是

【新巴山轮会议报道】在7月1日结束的纪念“巴山轮会议”三十周年座谈会暨2015宏观经济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帆表示，在未来5-10年，中国将比较确定地出现5个趋势：城市化、老龄化、技术革命、环境及资源压力、气候问题。他讨论了其中的挑战和机遇，最后更谈到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以下为何帆发言全文。

按照这次巴山轮会议的议题，我发言的题目主要是讨论世界中长期发展前景和中国的对策。我讲的中长期其实主要是讲中期，就是未来5-10年，我们能够比较确定会看到的可能出现的一些趋势。因为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我们谈到历史的时候，往往就会往前追溯几千年，但是谈到将来时，很少人会关心十年以后，这次巴山轮纪念会议则是一个例外。

如果我们看未来5-10年，比较确定的是会看到五个趋势：城市化、老龄化、新一轮技术革命、环境及资源压力越来越大、气候变化问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国际政治方面，会看到地缘政治的回归。那么，我们如何去解释上述趋势，又该如何应对呢？

何帆在现场

首先来回应下此前王一鸣院长讲到的城市化。经济学最近20年对城市化有大量研究，第一认为城市化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在城市里面能够带来集聚效应，企业成本会下降，推动当地的发展，城市会变成一个增长极。第二认为城市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因为技术创新需要技术、科技、人员面对面的交流，很多技术创新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必须要让他们在一起交流，大城市里有来自五湖四海各个领域的人才，更容易头脑风暴，激荡出一些好的、新的主意。第三，城市有助于节约资源和能源，只有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发展公共交通，美国40%的公共交通是在纽约。如果住在大城市，相对来说人均消耗的资源要比住在农村小城镇小得多。所以如果你真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就要像我一样住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要到乡下去，到乡下去会消耗更多资源，难免破坏了大自然（听众笑）。

经济学研究发现过去很多问题都被贴上了“城市病”标签，其实并不是城市的错。比如大家时常提起的贫民窟，并不是城市的错，贫民窟某种程度上为刚刚进城的穷人提供了能够低成本进入城市的第一个跳板。交通拥堵也不是城市化的错，北京之所以交通这么拥堵，不是因为城市化，而是因为城市管理出了很多问题，其实很多市场问题用政策手段是可以解决的。加拿大经济学家就提到可以通过定价、收费等手段解决交通拥挤问题，实际上还有很多政策手段。

那么城市化问题在政策对策上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发展的方向到底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我们可能会想，如果发展中小城镇的话，我既可以有城市化又可以避免出现大城市病，但是做到这一点很难。在城市化过程中小的并不一定都是美好的，所以更多是让市场来发挥作用，最后出现大家向大城市集聚还是人为制造的中小城镇，这是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其实现在我们谈到的城乡一体化已经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其实不是很多人说的户口。我们到沿海很多城市，尤其是二、三线城市，只要给外来务工人员户口，那么这些人是很愿意来的。因为城市管理者知道只有给户口，才能聚集大量劳动力，资本才会来，所以基本上会给你户口，包括和户口相关诸如公共教育、公共资源、投票权、培训等福利。但是你问一个农民愿不愿意把四川、重庆的农村户口变成福建漳州的户口，他会说对不起不行。因为他在农村老家还有一块土地，尽管不值钱，但是万一哪天要值钱了呢？所以解决城市化的关键是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很多人说会有风险，但风险到底多大，能不能把风险量化？我们对改革的很多恐惧都来自于我们心里并不清楚到底会损失多少，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使得我们不敢去改革。如果能够有一个确定的风险、损失评估，做好心理准备，这就是我能够承受的底线，我想我们可能进展得快一点。

城市化对我们还有很多推动作用，实际上城市化涉及到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涉及到公众要去参与一些决策，这也是我们去学习民主政治的课堂，眼下在这个课堂上我们其实都还是小学生。

第二个趋势是老龄化，这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世界范围内，而且老龄化的趋势不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计划生育政策，不管有没有都会发生。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开始主要是由于医疗技术的发展，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了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口出生率的提高；随后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养孩子越来越变成一个消费品，而原来养孩子是一个投资品，现在都是消费品，谁想通过养孩子获得投资收益，想都不要想。而且养孩子还是一个奢侈品，不会想要很多，这样人口出生率就会低于人口正常增长的2.1门槛。

接下来就会带来一系列影响，中国是未富先老，潜在的劳动力会减少。同时，老龄化对分配也会带来影响，因为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城市反而会喜欢老龄化。如果你是专家、技术人员或者是科学家，老龄化对你来说则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你可以工作更多的时间，但如果你是一个民工，退休年龄大概只会到40岁，因为早就提前把健康都消耗尽了。这样的话，我们最后会看到，如果你受的教育程度越高，老龄化情况下你工作的时间会越多，收入会更多。但如果你是一个飞速消耗的劳动力，老龄化则意味着你会进入非常痛苦的老年时代。

《资本论》里讲老龄化对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主要是讲财富隔代遗传对拉大贫富差距有很大的作用。在中国当前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但很快可能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发生，随着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这一代慢慢长大，他们要继承父母财产，我们会看到财富不平等的程度会成倍的放大，尤其是贾康所长讲到在短期内可能没有办法征遗产税。老龄化加快资产价格出现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一代出现婴儿潮，储蓄率会更高，等老了我们需要使用原来的储蓄时，就会把资产抛售掉，等到那天我们都会把房子卖掉搬到养老院去，那房价怎能不跌呢？在资源配置上会更多倾向老年人，对教育、医疗、卫生投入也可能会出现不匹配。

对政策的启发是什么呢？老龄化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说他已经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了，但这也给我们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动力，我们可以以老龄化这个迫切的问题为契机，推动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而医疗体制改革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一是要稳定投资，但是投资到别的服务业包括教育业都会产生过剩，唯有医疗是很难产生产能过剩的投资领域。第二可以扩大消费，我们讲要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怎么提高消费呢？既然买房会限购，买车会限号，唯一能够提高中国消费的就是提高对教育、卫生、医疗这些服务品的消费，而且这方面我们正好要通过扩大供给来刺激消费。第三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制造业现在提供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我们需要改善民生。现在你问老百姓有什么不满意，最大的不满意就是看病难上学难，哪怕政府挑一个问题解决了，那老百姓会不欢迎吗？巴掌都要拍红了。我们可以把大家预期的目标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因为现在的宏观调控非常短，股市一跌马上降息降准，何必用如此快的政策来应对呢？如果现在主要的改革是推动医疗卫生体制，不是许诺五年以后创造多少的就业机会，而是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大家的预期就会在五年之后，政府就会有更多时间更从容地做改革工作，提高自己的威信。

我们觉得结构性改革一定要寻找突破点，而医疗体制改革很可能是潜在的侯选方案。

第三个趋势是新技术革命。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类革命有两个特点：一是新技术要整个运用到经济体系里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美国引进电气化大概花了40多年，其实早在19世纪末电气化已经出现，技术上已经没有问题。但如果改造工厂的话还需要很多配套，要使用蒸汽机就需要设置庞大的厂房，等所有配套都齐全40年都过去了。但是，一旦调整过来以后，新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是暴风骤雨式的。现在大家都在谈互联网+，等到一定的程度，不管你准备没准备，自觉不自觉，都会受到这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

所以我们大概处在两轮技术革命中间的调整时期，一方面有互联网+，互联网改变了原来很多传统业态，但另一方面我们还不知道新一轮技术革命到底出现在哪里，是出现在机器人，还是出现在脑神经科学，或者出现在基因工程、新材料、新能源？都不知道，但我们能够肯定的是一定会出现，只是不知道一定会在哪儿出现。那么怎么办？我们既要用好已有的优势，把上一轮新技术对传统业态的改造潜力继续挖掘出来，同时要准备好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

中国其实在技术创新的很多方面都有优点。第一，我们可以进一步发展市场引进技术创新，这也是中国独特的优点，很多技术创新并不在中国，但可以让技术创新商业化，高铁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高铁技术一开始掌握在德国、日本手里，为什么在中国才能被商业化、市场化？因为只有中国才有这么庞大的市场。以后很多技术只能出现在中国，比如治理雾霾的技术只能在中国，因为在别的地方找不到这么大的市场。包括老龄化的很多技术很可能最后都会出现在中国，以后只有中国才有这个市场，最后哪怕我们不愿意也会站在技术的前沿。

另外我们有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创新。我们国合中心发的报告里面讲到中国有庞大的工程师队伍，经过20多年不懈努力，利用大量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创新，终于把博士工资压到比保姆工资还低（听众笑），所以我们还有这个优势。

但我们还要准备应对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在未来五年之内，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一轮创新创业的泡沫会崩溃，现在大量的创新创业都是在移动互联网，我不能想象我的手机上下载两千个APP会是什么结果，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一定会泡沫崩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留下什么，一定是那些有创新性，能够跟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技术会最终留下来，这才是我们需要去追捧的。

环境资源的问题各位专家都谈到，我这里就不讲了，最后讲一下地缘政策的回归。冷战以后《外交》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称我们为什么会怀念冷战时代？没过几年我估计又要怀念后冷战时代。但是在后冷战时代有很多麻烦的事情，美国认为自己是超级大国想干什么都行，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旁边有一个中国，中国是老二，但美国不认为有这么一个老二，所以中国和美国之间如何才能够达成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这可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中美之间有双重的互补性，美国人要是跟中国人讲，我们真的不想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中国不信的，不想推翻干嘛天天搞这么多麻烦，还要列到什么黑名单上；反过来，中国人要是跟美国人说，我们真的不想挑战你的世界霸权，你在阿富汗出兵，我去挖矿多好啊，美国人就不信，你要不想挑战我的霸权，那你在南海、东海干嘛呢？所以双方之间没有办法达成战略互信。原来很多学者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我认为这样会出现更多的误判。如果出现的话，我们如何能够避免防范？如果说中美之间有可能在新的领域达成合作，我觉得就是在全球治理。包括现在在建的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等等，还有很多。实际上中国主动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学习在全球治理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对美国来说要给予充分的鼓励和支持，因为这个领域可能是中美之间到最后能够达成战略互信、能够达成合作的一个潜在机会。

时间的问题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观察者网自新巴山轮会议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