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谈经济改革前景
【新巴山轮会议报道】在7月1日结束的纪念“巴山轮会议”三十周年座谈会暨2015宏观经济国际研讨会上，时任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中国经济减速有合理的一面，经济放缓达到均衡点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由于中国过去是靠投资驱动的，所以必须让投资软着陆；第二，要找到一个有效的制度办法彻底解决过剩产能；第三，要让新增长动力成为主导力量。他谈到了很多有趣的数字，比如外国专家反复说我们要降低投资和储蓄，其实已经降低了，而且不是说出来也不是政策安排出来的。对外投资已经出现净流出等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王一鸣在回答中国目前只有商业化的研发机构，缺乏公共的、共性的技术研发机构这一问题时表示，他觉得这个并不重要，他认为商业化的研发机构也能做好共性技术开发。他表示科研领域同样需要用外资企业倒逼国企。
发言要点如下：
今天我不是聚焦某一个点，我想梳理一下过去这些年到将来，我们中国经济的一个脉络。
中国经济过去30年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型，这次转型基本特征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且通过这种制度的变革，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无论与哪个经济体比较，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都是要远远高于其他经济类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过去3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成功的时期，也可以说过去30年演绎了一个成功的故事。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们有6亿人摆脱了贫困，这在世界发展史上是少有的。我们马上要制定2015年后的议程，按照联合国评估，中国也是成效最显著的。中国目标的实现，为全世界达到发展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现在是日本的两倍多。中国人均GDP改革开放初期只有190美元，去年已经达到7500美元，哪怕最反感中国的人，都会承认中国过去取得的成就。
过去的成功，背后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务实有效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改革很多是世界上独有的，有非常丰富的制度创新，也很难复制。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这在其他国家很难复制，因为跟中国土地制度有关联。
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是城市政府地方融资平台模式，尽管它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局限性，但是它对中国过去城市化发展、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也是其他国家很难复制的。最早是从上海久事公司起步的(观察者网注：1986年8月5日，国务院以【国函(1986)94号】文，批准上海以自借自还的方式，扩大利用外资搞城市基础建设等，此为“94专项”。后上海专门成立一个实体公司，对“94专项”的资金进行筹措、调剂和管理。该公司最早定名为“上海九四公司”，后改为“上海久事公司”，于1987年12月30日正式成立)，08年以后，地方融资平台模式迅速发展起来。你要去仔细的观察，有非常多的创新。我没有很好的去梳理。
现在正是由于这种改革，使中国经济的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应该说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本世纪以来季度增长最高的一次14.8%，到今年1季度只有7%了，下降了一半还多。如果看年度的话，07年是14.2%，今年预期目标是7%，年度增长率也要下降一半。
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中间因为实施了经济一揽子计划，所以经济大幅度下滑，随后经历了强劲的回升。到10年1季度达到了新的高点，2季度开始经济基本上在波动中下行。现在已经持续了20个季度，差不多5年了。
昨天乔虹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她说是CRIC模式(观察者网注：CRIC是crisis-response-improvement-complacency的首字母缩写，即危机-应对-改善-自满。这一术语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创造于日本，目的是为了探究政治、经济和人性之间的相互影响。摩根士丹利驻东京的经济学家费尔德曼称，在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期间，他和他的同事在试图预测日本的经济走势时提出了这一概念，他们发现当时日本经济出现了断断续续的发展势头，而不是呈直线增长。)，下降，你给它轻微政策刺激它又回升，回升以后又下降，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反映了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不足，经济持续20个季度的回落，很难用周期性因素解释。
如果说金融危机时期或者危机后一两年，用周期性因素解释经济波动。你持续第五年波动中的下降，很难用周期性因素解释，我觉得更多应该用结构性因素解释。结构性因素是什么呢，确实中国正在发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生产要素结构里面最重要的是人、劳动力。2012年是16-59岁，2012年减少了205万人，13年减少244万人，14年减少371万人，它是逐渐扩大的。你要看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就比较直观了，我们从80年代以后最高点抚养比是逐步下降的，到了10年差不多到了低点，我们叫做人口红利。
往后总的人口规模是逐步增加的，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加，我们2013年已经突破2亿老龄人口了。按照计生委的保守估计，大概2025年会超过3亿人。3亿人相当于一个美国的总人口，美国现在大概是3.2亿人。所以，劳动的投入随着劳动年龄的减少而放慢，资本的投入随着抚养性支出的增加，储蓄率的下降，投资的增长，资本的投入也必然会放慢。所以，中国面临的课题只有一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前两天大家讨论了关于储蓄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就是因为高储蓄、高投资。为什么有高储蓄？就是人口抚养比的下降，所以高储蓄必然会发生变化。我们以前为这个高的储蓄率，学术界进行过很多讨论，过去总是想通过政策校正，事实上不是政策层面可以去校正的，以前总想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说来说去，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发生了。我算过的，最近几年我们的储蓄率是在轻微的下降，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也在下降，就是资本的边际产出，投资的边际产出也在下降。你要看过去几年，无论哪方面的研究，当然计算结果有差异，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在下降。乔虹那天演示了他们的计算结果，我们也做过计算，这种计算很多，很难得到各方面认同。我拿世界银行的计算可以看出，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过去几年也是呈阶段性的下降。特别是劳动增长的贡献，在往后随着劳动人口年龄减少，会呈现负增长。
所以，你要持续稳定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唯一的出路就是生产率的提高。
结构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资源环境的约束在不断的强化。我们官方文件说已经接近上限了，我们环境容量已经不可能再承受像过去这种模式的经济扩张，依靠资源、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扩张。
我们还做了一个研究，中国经济的减速合理吗？我们用数据库做了一个全样本的计算，你把所有的经济体，它历史上速度的变化，都可以进行一个统计。数据库是用按购买力平价来做的，可以做国与国的对比。你会发现7000国际元到1.1万国际元是减速高概率区间，现在我们正好处在这个区间。
应该说，我们的减速符合统计规律。这个减速应该说有它合理的一面，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大幅度的下滑，它到了这个阶段，自然就会减速。我们跟国际样本不一样，所有的经济体到了高速增长第四个十年，增长率都低于4%，绝大多数都低于4%。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还有7%的增长率，这是比一般样本要高的。原因何在呢？我们试图找一个理论解释，昨天我问宋晓梧主任的问题，就是中国地区差异大，起了很有效的对冲作用，这是我们为什么比一般的经济体更高的原因。
经济放缓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均衡点呢？我觉得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由于中国过去是靠投资驱动的，所以必须是投资的软着陆。现在投资来看，房地产应该说基本着陆了，房地产投资1-5月份是6%了，过去二三十年的增长到了6%，会不会再减一点呢？还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基本着陆了。制造业投资1-5月份，大概是9.9-10%的水平，我觉得可能还会往下调整，但是也有限了，因为产能还没有完全出清，还有调整的可能。再一个是基础设施的投资，随着融资平台的重新规范，现在增速也在放缓。我觉得已经接近着陆了。
第二个条件是过剩产能的出清，这个事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制度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是新增长动力成为主导力量，现在新增长动力发展非常快，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非常快。但是我们说满天星星，还没有月亮。都是星星点点的，还没有汇聚成经济增长的最强大的动力。要完成新老交替以后，我觉得经济就均衡了。这是我说的第一次转型。
第二次转型，我觉得起点应该是08年，转型的过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短期可以完成的。转型基本的内涵，就是通过深化改革、全面改革，最大程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是第二次转型的一个最基本的任务。
所以我做一个概括，我们要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我们说要更高的效率，更高的质量。所以，我们文件一般用：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就是所谓高效。
宏观经济，宏观意义上的质量，我觉得就是生产率，只有生产率提高了，企业盈利才不会随着增速放缓大幅度下滑。这就必须有一个转型。生产率提高，使得企业不会随着速度下滑而出现利润的滑坡。政府财政就可以稳定的增长，民生也可以持续改善，更重要的是环境更可持续。
所以，我觉得提高生产率，提升价值链是第二次转型的主旋律。为什么要去提升价值链？因为我们规模扩张的模式已经走到极限了。
我们可以用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给我们做个对比，这张图显示的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拐点性变化，日本、韩国都经历过这个变化，08年或者07年这个区间，就是我们阶段变化的一个拐点。找到拐点以后可以看到，制造业在出现拐点以后，它的规模都逐步的达到了极限。
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钢铁日本、韩国基本上都是这样，拐点以后钢铁的生产规模也就不再扩张了。同样，发电体现了工业的用电需求，用电量拐点以后，日本、韩国都出现过明显的下滑，然后逐步的趋近0增长，我们现在用电量同样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再下游一点，比如汽车，拐点以后同样是这种局面。
我想中国可能也会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出现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了，产业、制造业规模扩张，可能慢慢接近极限。你很难想象，现在汽车产能大概3000万辆，去年产量2400万辆，你觉得还有多大扩大空间？我们过去靠规模扩张拉动增长的模式快到尽头了，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可能会要结束。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靠什么发展经济？就是提升价值链，提升产品附加值。
第二次转型，我做了一些归纳，有六个方面：一是形成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二是提升产业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含量，就是价值链的提升。三是有效的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四是调整收入分配，以实现包容性发展。五是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六是以负责任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可以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转型已经在启动，而且正在取得进展。比如去年，我们R&D（即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观察者网注）投入占GDP达到2.09%，这个占比超过当年欧盟水平，也超过了当年英国的水平。这其中76%是企业的投入，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第二，服务业一季度已经达到51.6%，我们服务业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了。第三，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连续4年高于50%，也就是说超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过去国外学者老让我们做的这些事，每次开会他都会说这些方面，其实我们已经都在变化了。
下一步怎么推动这种转型？我觉得根本的还是要推进改革，从过去三次改革的高潮来看，都伴随着中国经济三次大的上升，它在时间尺度上是完全重叠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深入推进新一轮改革，会迎来中国经济一次新的更高质量的增长。
我们面临的第一要务是要转向创新驱动，要提高研发投入的效率。我们现在研发投入已经达到1.13万亿人民币，我们怎么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我们科研体制是前苏联来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在新的技术领域，能不能按国际标准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倒逼他们改革。
首先要鼓励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还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草根创新。我们需要改革的议题是什么？就是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现在诉讼成本非常高，这个是下一步改革要突破的。
其次是科技成果的产权激励制度，因为我们研究体制，基本上大部分研究体制研究院都是国立的，科技人员发明都是职务发明，怎么激励他呢？必须在产权激励上有大突破。
再次是我们需要符合创新的金融生态，包括现在已经正在迅速崛起的私募、众筹这种模式的发育。
第二，我们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其实过去这些年，我们增加是非常快的。教育占GDP比重超过4%了，这是一个硬杠杆。对落后地区来说4%是不够的，对发达地区来说，4%可能多了。上海、北京这些地方，基础教育条件很好，总量也很大，这就涉及到对落后地区怎么增加教育投入。
家庭规模的缩小使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大幅度增长。我们现在每年出国40万人，去年到美国的有20万。家庭对人的投资，因为中国就一个孩子，父母都望子成龙，所以人力资本投资大幅度增长，家庭投资最重要。
还有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有750万人，比北欧国家人口还多，挪威600万，芬兰580万。改革的议题就是教育制度的改革，我们需要的是想象力、批判性思维、创造力，这是中国现有教育体制里面很缺失的。
怎么改革？能不能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的办学条件，现在已经有了，纽约大学在华东师范大学办了分校，我们能不能再放宽？地方高等教育过剩了，能不能转向职业技术教育，培养职业技术人员，还有鼓励国际人才到中国来，建立技术移民的制度，降低绿卡申请门槛。就像很多中国人当年去美国一样。
第三，产业的升级。产业升级的基本方向，是从过去铺摊子为主的模式，逐步的转向提升价值链的模式。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比如中国制造2025，核心就是智能制造，互联网+，还要培育新兴产业领域。
改革的议题，产业要升级，必然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怎么从大规模的经济体转向做强，我们要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放开国有企业占有的垄断性领域的竞争性环节。
其次是从特惠制度转向普惠制度，昨天宋铮说到特惠，似乎是一个他希望去正面解释的中国过去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中国经济公平竞争已经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产业政策要转向竞争政策，我们要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而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条件。产业升级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放开金融业准入和推进利率市场化，所以产业调整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是分不开的。
第四，推进城镇化发展。城镇化我们去年是按照常住人口的计算54.77%，按照发达国家80%的水平来算，我们还有25个点的空间，这是中国经济潜力所在。
改革的议题是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现在涉及到特大城市怎么放开。中国特有的制度，使得特大城市优质资源过度集中。我有一次去美国，市长说我是第十大城市，他们97万人。中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160个。
中国这个体制很有意思，它的资源就是往大城市流，背后有很深层次的制度因素，中小城市很难发展起来，因为资源都被吸附了。你怎么去改变呢？短期内很难。所以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要从居住政策制度做起，你马上给户籍的话，城市没有这个容量，城市用地指标能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你用地又不吸纳农民落户，这不行。
农村土地改革，现在三块地里面最有争论的就是宅基地，因为承包地的流转没有太大阻力，政策部门也没有太大阻力。就是宅基地，宅基地怎么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现在很难做到，城市居民不能到农村自由买地置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要很好的探讨。
创新城市的投融资模式，我们要建立透明的地方政府发债的制度，还有PPP，还有政策性银行的改革。
全面扩张开放。一带一路是开放的4.0版，1.0版是沿海开放，2.0版是向沿边内陆开放，3.0版是中国入世，4.0版是逐步转向走出去和引进来并举的态势。
去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果加上第三方融资的话，是超过1400亿美元，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引进FDI不到1200亿，实际上资本的净流出已经在出现了，未来的开放跟过去的开放已经不一样了，一带一路正是适应发展的要求，我们要打造区域共同市场，就是亚投行，也是这里面的一部分。
改革的议题中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可能是未来的重点。中国制造业基本都开放了，你说制造业哪个领域没有开放？可能服务业是一个重点。中美、中欧BIT谈判也是一个重点领域；其次是外商投资，逐步的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上海自贸区正在进行试验；再次是对外投资，除了特定的敏感区域全部实行办案制，还有资本项的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
我们要从政府还扮演非常主导角色的市场经济，逐步转向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富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我们要去打造制度的竞争力，这个我想是我们经济改革的一个目标模式。
我想通过这一轮转型，中国能完成一个角色的转变，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大国，转向一个经济的强国。很多专家预测，到2025年左右可能我们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但是我想到2030年有把握的说，一定能超过美国，也能进入高收入的国家行列。中国对全球的世界发展的责任和贡献，也会更加明显的提高，谢谢各位。
互动环节
提问：非常感谢前面这么多精彩的演讲，我想先评论一句，刚才王一鸣给我们做了非常全面、系统，而且有对策的非常精彩的演讲。
我的评论就是，你认为拐点是08年，我自己的看法拐点可能是12年，也就是说08年的拐点可能会由于四万亿推迟到12年，我们看一看GDP，看一看全世界研究世界支出占GDP的比例，看一看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我自己问自己的问题，前35年的旧趋势线什么地方停下来，新35年的新趋势线什么地方开始，这个情况下，拐点究竟是08年还是12年？这是我的一个带有问题的评论。
你刚才讲研发有一个特别重要和特别好的观点，就是要培育新型的研发机构，我认为这是特别重要的。台湾有工业技术研究院，德国有弗劳恩霍夫协会，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有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的研发机构。
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有，但是我们后来把242个科研院所都变成了商业化的机构了。这种情况下，现在我们有很大的困惑，培育新型的研发机构是共性的，是公共的。现在大家非常喜欢钱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做公共的、共性的技术研发技术创新吗，这是我对王一鸣刚才演讲提出来的问题，我们还能做吗？因为发改委的同志告诉我说，我们做的肯定都是奔钱去做的，我们不会做公共服务。
王一鸣：谢谢，08年还是12年，你可能更多的是从制度层面，我主要是从技术层面说08年是拐点，我觉得这个不是太重要，就是那个阶段。至于市场能够做公共的，我说的公共不一定完全是公共的，也可以是商业化的，当然也可以是公共的。
市场能不能做呢，市场是可以做的。我去东莞，现在是有这种市场做的研发机构，采取理事会制度，企业去入股，政府出一部分的股份，企业去参与，然后建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提供公共的，包括共性技术、测试、标准，相同产品的关联企业，他们做一个公共平台，然后用这个平台去聘请比较高端的人才做共性技术的开发。我觉得市场也是能找到方法的，不用那么做。
我更强调的是，我们在新兴的技术领域，比如奥巴马总统在美国，他是依托美国的大学：比较早起步的是北卡州(观察者网注：指北卡罗纳州三角科技园Research Triangle Park，1959年创办的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三所名校之间，是美国发展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吸引国内外创新和研发机构最多的科技园)，它是做新技术的工程研发中心，我想我们能不能用比较国际化的，完全向国际开放的，是一种新的体制模式的设计，这种研发机构，就像早年我们国企改革一样，第一步也是开放，然后外资企业倒逼国企建立现在这种现代治理结构，我想科技研发领域同样需要力量。
（观察者网自新巴山轮会议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