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生、吴晓求、贾康等在新巴山轮会议谈中国地方债和企业债问题

正当“股债”成为全国热门话题的时候，新巴山轮会议聚焦金融系统债务问题。银监会特邀顾问、前工行行长杨凯生，人民大学宋晓求教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等都谈到这个问题。

在6月29日的会议上，杨凯生发言称，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大家不尽一致，很多人认为形势严峻，因为经济增速在下降，居民消费指数上不去，PPI连续几个月负增长。值得担心。但是是否就应该强化银行信贷投放力度呢？他有不同看法。

“我认为分析形势的时候还可以看得更全面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就业情况，如果我们今年能继续向去年一样，解决将近一千万人的新增就业的话，那恐怕压力就不是那么大了。再看看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情况和我们GDP的增长速度是不是相吻合，或者直接说，收入增长能不能高于经济的增长。据现在的统计来看，好象仍然是高于GDP的增速。”

他认为应该保持宏观政策的定力，不要采取权宜之计。要把握好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长远决策的关系，避免积累矛盾，抬高今后改革和发展的成本。他谈到了被普遍关注的地方债问题，以及居民、企业债务问题：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银行的信贷偏多。不少人对现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比较关注，说地方政府的债务太高了。

他称：“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全世界相比，债务都不是太高，风险都是可控的。银行新增贷款中，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造成的不良率是不多的。再说居民负债，中国居民的负债率更是偏低，负债率真正偏高的是企业的负债率。我国的企业债务和GDP的比重超过120%、130%，而美国大概是72%，日本比较高，但是也就只有99%，没到100%，意大利是82%，澳大利亚是59%，加拿大是53%，德国低于50%。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当中企业负债率真正高于中国的，大概就是西班牙，要比中国高几个百分点。”

说到这个问题，可以说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所以间接融资的比率不得不高一些，也可以说我国的企业融资工具太少，都可以这样说，或者说我国企业货币化的程度在进一步加深都可以说，但是恐怕看到这些数据，不能不承认我国银行的信贷投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过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给出了历史数据，在90年代的，十年当中我国一共新增银行贷款79400亿，年均新增贷款不到8千亿，到2008年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新增贷款达到22.76万亿，年均新增贷款迅速上升到了25300亿。

危机之后上升的速度更加迅猛，每年新增贷款高的时候10万亿，一年新增贷款要高于90年代十年新增贷款总和。他说：“当然这里面有国民经济总量扩大的因素，也有所谓金融深化的因素，我觉得必须从宏观上承认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企业的发展对银行的依赖是过多”，他认为企业在不同阶段所需要的资金性质不一样。在初创的阶段，在成长的初期，更多的是需要天使基金，所谓的VC、PE，银行信贷应该是在一个企业的商业模式比较定形比较成熟的阶段才能进入，因为银行最终是要对存款人负责。

要解决这个问题，应促进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健康发育，下决心促进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比率进一步优化和协调。不过他同样认为：银行的不良贷款虽然有所上升，但是公开的不良率也就是2%左右，在世界国际市场上相比，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

有听众提问称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资金来源里面，来自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负增长，所以问题是贷款去哪儿了。从银行这边看贷款是发出的，但是固定资产投资这边没有见到钱，而且是负增长，是进了股市呢？还是堵了窟窿？    

杨凯生认为，最近银行固定资产贷款的投放增长速度同比不高，但同比不高的主要原因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置换有一定的关系。“至于企业拿到资金以后，是不是按照原先约定的用途去使用，或者说进入股市了，这些问题作为银行信贷管理的一个内容来说，是要坚持投放资金去向，负责监测。但实际上监测有很多难度，特别是现在多家银行，多头开户，资金之间互相转账是很难真正监测到天衣无缝。银监会曾经采取过一个措施，就是要受托支付，贷款贷给你并不进入你的账户，在你的托管人那里，你实际支付采购原料或者是工程款，我直接支付到该资金的直接的企业，这样有效果但是并没有原来想象当中那么明显，所以现在银行的资金是不是进入股市，有多少是进入股市了，这点坦率来说银行掌握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吴晓求教授

吴晓求教授在之后的发言中回应称：“整个金融资产的结构中，证券化的金融资产比重不太高。企业融资方式主要还是选择银行信贷融资，这是相对落后的，刚才凯生行长说，他不希望银行贷款规模过快的增长，实际上他是想说要发展各类资本市场，从而来降低全社会的风险，改善全社会的资产负债结构及其比例，内涵就是要改变中国的金融结构，大幅度提高中国金融资产中证券化的比重。提高证券化的比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类金融资产作为存量资产，它的收益率会超过其他的，收益率和风险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匹配。也许你买这类的资产可以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财富效益。其他的你买国债或者把钱存在银行，或者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我想里面没有内含经济增长的财富效益，这里面和经济增长有一个函数的关系，就是让老百姓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财富效益，这会使得全社会的存量资产和财富得到有效的增长。”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则认为，这几年地方债务的巨额数字不断引起中国崩溃论的恐慌评论，但在修订预算法之后，现在在管理过程中，千方百计把这方面的风险加以消化。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面，中国公共债务水平不会有多么高的提升。减税和公共债务扩张对此都有明显的制约。要调动社会民间资本进来，和政府一起形成公共设施支撑力。还要看能不能把扁平化改革做得更好，把现在财政支出里的一块隐性成本压缩下来置换到公共服务配套上面去。

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究竟严重不严重，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在此次巴山轮会议上，关于地方债的讨论占比并不多，这也可以视作那些参与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不再把地方债当作严重问题的一个信号。

（观察者网余亮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