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中国能有“倒逼”机制，中共是关键

自十八大以来，西方政治理论界便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几十年来，在他们不遗余力的鼓吹中，世人已经接受了他们这样一种论断：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由于官僚体系的逆向淘汰，即只能产生唯唯诺诺、四平八稳的服从者、媚上者，所以每一代领导人的能力退化，存在必然的权威递减效应，直至这个体制无力维持。

然而，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走向前台之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反腐，以壮士割腕之决心深化改革，以坚定创新之姿开拓大国外交新局：海外霸气撤侨、亚投行完胜美国、金砖银行成立总部设在北京，“一带一路”全面推进，南海建岛果断疾行，就是历来被视为禁忌的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也破例访问，中国的斡旋之手甚至还触到了塔利班。

直到今天，西方的理论界仍然只是保持着难堪的沉默。其实原因很简单，要么他们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要么理论本身就有根本性的缺陷。

“坏皇帝”已是伪命题

中国体制自十八大以来的变化其实并不难解读。对于一个处于探索和成长期的制度而言，集体领导是很自然的选择。当历经十年检验需要完善之时，便有了今天的政治演变。其最终目的是在效率与党内民主之间寻求平衡。我们只能说，对于“学习型”的中国共产党，这种探索依然是进行时。

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制有效解决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端

美国学者福山，是被历史终结的“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2015年4月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再次对中国发出这样的质疑：中国如何解决“坏皇帝”的问题？

确实，中国两千多年来不断出现坏皇帝，不仅导致王朝覆灭，也令几代人积累的物质、文化财富毁于一旦，社会大倒退，百姓更是颠沛流离，朝生夕死。可以说儒家文明下存续和发展的两千多年帝制一直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根源则是这个制度存在两个无法解决的弊端：一是皇帝统治的终身制，二是皇帝选择的有限性，即只在皇族内选择。终身制导致坏皇帝无法更替（历史上有过坏皇帝被废除的偶然现象，比如汉代的霍光废昌邑王刘贺），选择的有限性往往会无人才可选。以清代为例。清代堪称名君辈出，但自咸丰帝起，皇帝就丧失了生育能力。咸丰帝只有一个儿子，随后的同治帝、光绪帝、末代皇帝溥仪均无嗣。

但今天的中国由于实行任期制和最高领导人全国性选拔，早已克服了上述弊端。中国也根本不存在福山所说的“坏皇帝”问题。当然福山也观察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但他认为这些规则变化只是党的内部规定，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就此而言，显然福山还没有真正了解中国。

确实，整体而言，中国法治和规则意识淡薄，但并不是说没有规则和对规则的遵守，尤其是已经得到上下共识的规则。比如辛亥革命后，举国上下已经无法再接受一个皇帝存在。哪怕清廷面对革命要立宪、袁世凯称帝是君宪、张勋复辟也是君宪，但统统都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袁世凯，中国可以接受他当终身总统，可以接受他有权力指定自己的儿子接任总统，但就是无法接受一个皇帝。今天的中国，任期制也是已经得到举国认同的规则，没有人可以改变。

与西方不同，中国存在倒逼机制

一直以来国内外都在流传“倒逼改革”之说，虽然从理想层面讲问题的解决不能靠倒逼，但事实上“倒逼”几乎是所有国家共同的现象。有的国家之所以崩溃，就是因为倒逼机制不存在了。我之所以对自己生活了十五年的法国乃至西方不抱希望（这也是长期生活在法国的华人的共识），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和制度已经丧失了倒逼机制。

我们看美国，政府关门也无法倒逼两大政党妥协；希腊则是一直玩火到国家破产，然后在债权人欧盟的巨大压力下才不得不进行改革。其他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如此。法国由于体量大，还有剩余积累和国家信誉，也还能维持下去，也有能力对抗外部的压力，所以成为欧盟问题最大、最无力进行改革的国家。《经济学人》早就将法国公开称为欧洲的定时炸弹。如果和中国对比一下，仅仅是网络上的关注就能启动倒逼机制，可是法国几乎天天有罢工，但倒逼机制何在？就是政党和总统被选举更换，法国还不依然是原地踏步，无力改革吗？

而中国，很幸运的是，一直存在一个宏观和微观都有效的倒逼机制。

宏观地看，1978年中国发展方向就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九十年代，进行了痛苦又必要的国企改革。二十一世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激烈的竞争下成为最大赢家。这还不包括难度同样巨大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和逐步调整。微观上看，废除收容遣送法、劳改法，到今天的徐纯和事件等等，都是如此。

中国之所以具备有效的倒逼机制，原因有四：

一是中共是一个继承中国政治优良传统的政党。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则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为人民服务”就是古代“民本主义”在今天的现代化表述。所以中共有应对挑战的自觉和道德压力。

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得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像仍在为已着想”。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政治传统的本质。

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实际是实践，这和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自然切合，能够解决问题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另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长期宣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各种丑恶现象是不相容的。各种丑恶现象的存在，并不仅仅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公平以及败坏社会风气，而是直接挑战制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三是对权力的全新监督因素。这包括市场经济、全球化、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市场经济的推行使得政府相当程度退出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财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也开始脱离政权，从而导致日益独立性的社会出现。简而言之，就是资本力量和大众力量的崛起，并反过来对政治发挥监督和影响作用。

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的竞争、对比显性化。不同国家的示范效应和教训效用都对中国的政治权力产生压力和影响，从而发挥监督效果。特别是中国，由于被视为唯一具有替代西方潜力的国家，从而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会被无限放大。事实上，自从中国打开国门之后，来自西方的特殊监督日益上升。

网络和智能手机时代，不仅使信息公开和传播达到了空间的程度，更大大降低了民众参与的成本，换句说就是今天中国制度体制外的监督成本大大下降。从执政党的角度讲这固然是一种全新的挑战，但从中国体制上讲，却是极大的福音。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令低成本（无需反对党和代价高昂的选举）的体制外监督成为现实。执政党由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无法拒绝这种监督并不得不做出回应。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中国执政党的命运是和体制息息相关的。在西方，政党的上台下台甚至生死兴亡对体制丝毫没有任何影响，但在中国确实如中共历届领导人所警示的那样——处理不好就是“亡党亡国”。前苏共崩溃，国家就解体，已是明证。所以，在这种执政党与体制共命运的体制下，对民意的回应往往比西方更有效。

我一直有一个论断，未来二十年人类政治发展史将十分精彩甚至扣人心弦，令人瞠目，慨叹不已。东西方两大文明都将发生或者不得不进行重大的政治变革。西方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跨过制度瓶颈，解决民主制度内在的结构性弊端。而中国则是如何完善自己也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制度模式。不管结局如何，任何一方的努力都将极大地丰富人类历史。

到目前来看，西方的变革仍然不见踪影，相反，制度的意识形态化日益浓厚，别说改革，反思都依然是大音希声。马克思曾经说过：“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而中国则正以自己特有的高效率进行着积极的尝试。那么，历史将会站在哪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