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监利日记| 客轮倾覆后，我所见到的监利-残简

【距离6月1日长江客轮倾覆事故发生已近一月，我们收到了一封来自基层精神科医生的日记。事发后远赴千里之外开展救援心理疏导工作的作者，细心地记下了参加救援后10天内经历。循着他的日记里，再次回望东方之星，再次为逝去的生命致哀。****】

回到X市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东方之星所有遇难者的遗体都已经找到并且火化了，是时候回顾一下自己陪伴着遇难者家属所经历的这些天了。

6月1日夜

X市下雨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是暴雨预警，妻子说明天让老丈人开车送我们几个人上班吧，要不然大家骑电动车非得淋成落汤鸡不可。

6月2日

家里4个人在不同的地方上班，早晨6点起床，大家一起出发。车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在车里滑着手机，在观网上看到了东方之星沉没的消息，当时标题写着生还35人，沉船中有四百余人。再接着看到收到的新闻推送，只有个位数的人已经被找到，消息很不一致。虽然觉得这是一件大事，但是我心里想的却是这个周末终于可以回家探望父母了，这是农历新年以来的第三个双休，也可能是今年最后一个双休了，所以这一周必须要回去了。

中午时分，看到船上人员名单已经出来了，我们X市也有不少的乘客，看来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也要出动了，这个时候我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和我这个社区精神科医生扯上什么关系，毕竟挑剩下来也不可能轮到我们去嘛。

6月3日

搜救工作继续进行着，我也在持续关注着这个事件。到了中午，趴在办公桌上小憩一会儿。中午1点左右，被电话吵醒了，有点恼怒地看着手机，一个陌生号码，接通电话，居然是院长，院长问我能不能做危机干预，以前只接过危机干预的热线，并没有到过现场。于是只好告诉院长我有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证。院长说是区里在向医院询问有没有相关的人员，便没再多说。我心想，不好，看来是要被喊去监利了吧。下午3点，主任让我去找他，进去一看院长也在，院长让我准备好，明天随时可能出发去监利，现在区里已经去买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了，具体时间再等通知。回到办公室，胡乱写完病程，想着不能回老家了，又想着到了湖北会面对什么呢，自己并没有经验，就这样在纷乱的思绪中回家了。晚上和妻子去买了一些日用品，打包好行李，等待着随时可能到来的通知。

晚上10点，接到了区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明天早上在区政府和其他人集合去火车站，我告诉他我家离区政府很远，我自己直接去车站。

6月4日

7点从家里出发，8点半到了火车站和其他人会合，包括我一共7个人，4个是政府人员，包括机关人员和社区人员，还有2个警察，一个是区警察局的，一个是派出所的。大家互相加了微信之后，收到了乘客及已经到达监利的家属名单，也算是知道了将要面对的工作对象。这次我们区共有7个乘客在船上，3对夫妇和一位老先生，他们是同一个社区的，平时就常来常往，这次也是结伴出行的。目前已经有十几个家属到达监利，后续应该不会再有家属去监利了，因为监利的接待能力饱和，而且多去一名家属，政府也要多派人手。A夫妇家里去的是女儿和女婿，还有两个儿子，B夫妇家里去的是两个女儿、一个女婿还有一个侄孙，C夫妇家里去了两个女儿和女婿，还有男方的两个兄弟，D先生家里去的是儿子和女婿，女儿在家陪着自己的母亲。

9点10分，登上高铁，前往岳阳东站，再坐汽车去监利。说来惭愧，以前从来没有离家五百公里以上，这次前往一千公里之外的监利，是迄今为止最长的旅程了。高铁飞快地穿过平原，穿过山脉，下午两点半到达了岳阳东站。在车上的时候临时抱抱佛脚，找出危机干预的资料，想了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

到站之后，有监利的黄丝带志愿者和本地的政府人员来接我们。还有一个监利本地记者跟着来采访我们，不过带队的政府人员拒绝了。3个志愿者开着车把我们送往监利。渐渐地天空飘下了雨丝，接近监利，雨下得越发大了。我和监利经信局的人员坐在一辆车里，听他讲一些当地的情况，他说沉船地点的江岸，在98年的时候是泄洪区，在此之后，便没有居民和农田了，现在完全是芦苇荡，没有现成的路到达现场，船倾覆之后被水流冲离原来沉没的地点，前方指挥部就设在现在船所在的地方。同时车里也播放着监利县广播台的特别节目，他们不断接进热线电话，引导全县的黄丝带前往需要帮助的地点。同时这个节目还在履行着日常的职责，接受点歌服务。其中一个点歌电话说，今天是自己先生的生日，而他们现在正在作为志愿者服务着乘客家属和工作人员。这是经信局的干部告诉我们，这对夫妻正是现在给我们开车的人，男司机不由得微微地笑了起来，在生日这天帮助他人，也是一种特别有意义的生日经历吧。

4点左右到了家属所在的宾馆，见到了昨天到达的4个工作人员，有副区长和政府、社区人员。因为这个宾馆已经住满了，我们后来的人被安排在另一个宾馆。住的这条街是监利的老街，两车道那么宽，街边上有很多的小吃店、花店还有几个纹身店，路面很多地方都不平整，有不少的积水。到了宾馆里，标间只能放下两张床，基本上就没有空间了，不过比我来之前想的，可能要住在帐篷里好多了。我和派出所的民警住在一起。警察同志说，要是有人问起来他是什么人，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不知道他们这样是有什么考虑，是因为担心家属知道之后不安吗？

放下东西，去吃晚饭，经信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起去的社区人员显然都认识那些家属，而我还一个家属也不认识。吃完饭，经信局的人说，在不远的广场上有祈福活动，问大家要不要去参加。于是我们都往广场的方向走去，快要走到广场的时候，前面的人折回了，问他们怎么了，他们说活动取消了，因为担心家属们情绪太激动，出现踩踏事件之类的，于是我们也跟着回去。然后再宾馆大厅里坐着，不过也并没有人给我安排工作，明天再开始工作吧。

6月5日

难得的天晴了，早上看新闻，找到的遇难者还没有超过一百人，心情有点焦虑。看到昨天晚上有人参加祈福的照片，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本来打算去的那个广场。到家属驻地，在当地工作人员安排下吃了一份热干面，然后坐着宾馆大厅里，没有人找我，仿佛我和这个世界无关。来之前想着，我们区可能会有别的医生或者护士和我一起前来，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来的匆忙，也没有准备一些药带在身上，家属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只能临时到药店去买了。至于心理干预，还不知道家属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正在想着，来了通知，去农业局开会。到了农业局，原来是市里各个区来的医疗人员的碰头会。组长果然是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现在来的一共是6个医生，一个内科，一个全科，剩下的都算是精神科，大家互相记下了联系方式，搞不定的时候请别的医生来帮忙。简单地讲了几句之后，组长就交待了一些注意事项，不过也并不是非常具体，我想工作刚开始，估计组长自己也还没完全找到头绪吧。

回到宾馆，差不多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特意选择和家属坐在一起，正好认识一下他们，也能观察一下他们。这桌一起坐的是C夫妇的家属和D先生的家属，向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说了几句之后，明显可以看出C夫妇的大弟弟和D先生的女婿属于活跃分子。C家的大弟弟说要找到遗体之后，自己把遗体背回老家，不行的话就去跳江。他问你这个心理医生知道了会怎么做呢，我说我会稳住你，但是也会告诉警察的。这话正好被政府人员听到了，他立马说要就陪你一起去江边，直到你回心转意为止。然后对我说，有这种情况就要这么做。我想，这种承诺并不是心理医生可以直接说的，因为他的这句话只是一种姿态，是要求政府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并不是情绪波动已经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他现在还是处在希望能为自己的家人做一些什么的阶段，而我什么政策也没法给他，和他现在的需求没有匹配度，他之所以先问我，无非就是想试探我到底和政府人员是不是同一口径的，想知道我到底可能做到些什么。那么这时要接招的是政府人员，对我来说，还是先冷眼旁观，设置行为底线就好。

继续吃饭、聊天，D家的女婿一边喝酒一边不停地讲话，他说自己原先觉得十天左右就能回去，现在看这个搜救情况，一个月可能都回不去。又讲到了补偿的问题，说了一些在网上查到的资料，又拿出当年动车的事故作为例子，明显他对补偿的预期不低。接着再讲自己的家庭有多少的困难等等。后来另一桌的家属吃完了，他们经过我们这里，D家女婿说，自己现在最担心自己老丈人找不到怎么办，因为他丈人是单独的一个，不是成双成对出来的，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一起回去，先找到的人要等着后找到的，就算一两个月也要等，大家都说，那是应该的。最后他讲想要和C家的大弟弟去江边看一看，就算政府人员不同意，他们也要去。我觉得他们对政府人员并不太信任，抱有戒心。

吃完饭之后，我就和一个社区工作人员陪着他们两个人在街上走，他们先去银行办了点事，然后就要搭车去江边，我们劝他们不要去，现在江边已经封锁了，去了也看不到现场，如果和武警起了冲突就不好了。不过他们执意要去，拦了一辆黄丝带的车就走了。社区人员打了电话和上级联系了一下，就准备打车去找他们，我想想宾馆还有很多家属，还是不和他一起去了。回到宾馆，就有工作人员找我问刚才具体是什么情况，还说下次这种情况应该第一时间跟着一起去。我想，其实当时有社区人员在，而且他和那两个家属平时也是熟识的，那种情况下，我肯定是看他怎么去处理啦，况且医生只有我一个，放着剩下十来个人不管，也不合适吧。再进一步说，既然找了医生来，就是希望有人关注可能出现的医疗状况，如果需要的是稳住家属的人，那直接再找一个社区人员来就好了。家属的心情也能理解，已经过去了将近八十几个小时了，还是什么消息也没有，被找到的人不到四分之一，焦虑、紧张的心情必然是有的，什么也无法去做的无力感也是很严重的，这个时候一味地堵着，而不去疏导，肯定是不行的。不让他们做这件事情，也许他们就会找点别的事情来做，甚至去找点麻烦出来。

我知道，工作人员毕竟有自己的立场，担心家属进入禁区，自己被批评，处罚等，但是还是不应该让我按照他说的去做，毕竟作为医生我的立场和他也不一样。按我的想法，在这里我要做到的还是及时发现有躯体不适和情绪异常波动的家属，然后去处理好，如果我和政府人员靠得太近，家属怎么可能放下戒备来告诉我自己的想法呢，政策和家属的心理需求发生冲突而造成情绪波动的时候，我要如何去疏导呢？所以，要和政府人员保持好距离，差不多在政府人员和家属的中间好了。

接着到各个家属的房间里去看了一下，也先熟悉他们一下吧。他们基本上在休息或者看着新闻，新闻里重复地播放着已经播放过的信息。简要地和他们介绍了一下自己，并说明有什么不舒服的、情绪问题随时告知我，不过他们看上去并不太愿意讲讲自己现在的状态。慢慢来吧，最低目标保持接触，随时发现问题。

差不多到了4点，那两个家属回来了，他们说黄丝带的出租车把他们带到离江边一段距离就不再进去了，告诉他们这里离江边还有几里路。于是他们步行进去，看到一个被围栏挡起来的地方，有一个老太太在看着，老太太说没法给他们开门过去，要过去就自己翻过去吧，也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他们翻进去之后，完全没有道路，地上非常泥泞，走着走着D家女婿就跟不上C家大弟弟的脚步了，原来这个老先生当过侦察兵，腿脚比较好。走了一会儿，实在没法再进去了，再加上里面还有封锁线，他们就回来了。这样知难而退也好，他们应该不会再无组织地跑过去看了。

吃完晚饭，在大厅里待了一会儿，看到船体已经被扶正了，不知道明天遇难者的搜寻会有什么进展。一晚无事，便回到自己住的宾馆去了。

6月6日

早起依旧是先看新闻，搜寻的进展不算大，还有一半多的遗体没有找到，洗漱完毕去家属的驻地。早饭依旧是面，监利本地的工作人员还专门买来包子馒头给吃不惯面的家属吃。

早晨先开会，现在统一规定，采访的单位仅限于国家级和省级媒体，任何人都不能擅自接受采访，更不能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前几天的祈福活动之所以临时通知取消，就因为是境外媒体组织的。4号早上，他们还煽动南京的家属到副总理驻地去集会了。所以现在所有人都不能和境外媒体的人接触。想到4号那天早上的央视的新闻里还出现了采访我们区家属的画面，不过他们连家属的姓都搞错了，不由得让人觉得新闻的公信力令人怀疑，只为了第一时间完成工作任务，却疏于核实新闻的真实性。又比如2号的时候，事故还没有开始正式的调查，网上就出现所谓的专家分析，说这个江段非常危险，一定会发生事故，非常怀疑这些人的目的，没有到现场勘查，没有调查船只，就说一定会怎么样，真的是非常不负责任。

到了9点左右，由医疗组组长到我们宾馆来讲讲家属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很多都是一些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他特别提到家属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和父母平日里感情比较深的，他们在遗体找到之后到火化这段时间情绪波动比较大，到了之后赔偿的阶段，反而对于钱看得比较淡，人都没有了，还要钱干什么呢；第二类是没什么感情的，这种人前面阶段比较稳定，到了赔偿阶段就比较激动，要求的赔偿数额比较大；第三类比较有心计，一开始用情绪作铺垫，到了最后再提出高的要求。还有一般而言将家属们分隔开来比较好，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他们的负面情绪和一些猜疑的想法相互传染，不利于工作的进行。不过这些是没法做到的，一到这里家属就已经被安排住在一起了。

开完会，去看看家属，家属们都不太愿意主动透露自己的情绪状态，不过观察下来我也大致有点数了，和某家的女婿聊了一会儿，又教了一个胸闷的家属一些放松的方法。安慰自己做不了核心的工作就从表面的做起吧。接着到大厅里待命，顺便听着监利本地的工作人员聊聊天。本地工作人员有专门负责每天三餐安排的，有专门负责协助我们区工作组工作的，还有几个林业局的林业警察负责解决随时可能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出行问题。

他们告诉我监利县是农业大县也是革命老区，当年的洪湖赤卫队所在的根据地也包括监利，监利所属的荆州市本来是很大的一个地级市，后来划分出了部分地区成立了荆门市，现在的荆州市已经比以前小了很多。监利最初是盐业贸易的场所，后来孙权为了收取盐税，就在这个地方设卡，取名监利，意为监察盐业的利润，这样算起来也有近1800年的历史了。碰巧我的家乡则是以制盐而命名的，让我觉得对于监利又更亲近了一些。

接着讲到语言的问题，他们说你们X市来的人有什么不想让他们知道的话就用方言来讲。其实我知道这并不是排斥他们，也不是有些事情不想让他们知道。作为外地人我清楚地知道X市人日常就是这样的，只要两个本地人在一起他们就会自然地讲起方言，平日里这也经常提醒我身处异乡。比如我们社区医院开会，虽然医院里也有一些外地人，但是院长还是讲方言。按理说既然是开会，那当然还是希望所有人能认真听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讲方言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使现在外地人已经很多了。不过外地人虽然多，但很少会进入到事业单外或机关工作，他们要么从事一些低端的体力劳动，要么就是在私营企业中，所以在政府及事业单位方言还是大行其道。据说已经落马的X市某任市委书记曾经为方言一事而震怒，命令市政府人员不得讲方言。

然后又谈到了工资的问题，X市的公务员每年大概有十万以上的收入，而监利当地差不多级别的公务员只有4-5万左右，跟我这个刚工作一年，读了许多年医学院的社区医生差不多吧。不过第一年没有绩效奖金的我，只能拿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心中无语凝噎。监利县城物价和我们这个东部城市比并不低多少，所以这些工资显得还是挺低的，最近这次公务员涨工资对他们来说也算是及时雨了。

一个早上很快就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了，新闻更新的速度很慢，搜寻到的遗体数字还是没有变化。就这样去吃午饭了，还和昨天的那些人坐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吃完饭，陪着两位活跃分子逛街，他们想要找监利县人民医院在哪儿，去看看幸存者，至于想要了解什么，这就不知道了。沿着县城的主干道走着，许多的机关都分布在主干道的两侧，走了一会儿，他们可能改变了主意，又向街边的人询问县政府在什么地方，不过也没有问明白，就这么继续走着。路上军车、警车都不少，慢慢地走到一个广场，这应该就是我们4号晚上准备要来祈福的广场了，一辆特警的车停在那里，还有荷枪实弹的特警在站岗，我想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在这个广场聚集吧。继续往前走，也没有看到县政府或者医院的踪影，于是大家便又折回来了。他们这么坐不住非常好理解，因为已经过去了5天了，到现在和第一天知道的消息一样多，自己的亲人在船上，生死未卜，而自己则什么也做不了，整天只能躺在宾馆里，看着重复的新闻，想从新闻里看到一点新的消息，但却很少有新的消息，简直是度日如年。

回到宾馆，坐在凳子上，靠着墙小憩了一会儿，醒来时间也不早了，再去看看家属，他们大多电视机开着，但是人已经睡着了，这几天他们夜里面都睡得很不好，白天多睡一会儿好了，我也不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再多几个病号。

傍晚6点，已经搜寻到将近400具遗体了。经信局的人告诉我们明天是头七，可以组织家属去江边看看。吃完晚饭，和家属一起去买纸钱，香烛等等，明天可能有雨，还有的工作人员去买雨鞋、雨衣去了。监利这里的祭奠风俗和X市不太一样，有些东西还买不到，这个时候也只能将就了。他们有事情做了，那我今晚应该就没什么要做的了，只要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就好。回到宾馆，家属们聚在一间屋子里，我也去帮他们找来折叠桌，搬来凳子，做好准备之后他们就开始折纸钱了。一开始，他们都很生疏，这也难怪，平时清明、除夕之类的时节都是家里的老人在准备这些，哪里有他们动手的时候呢，而今天却要他们来做了，也真的令人伤感。不过，屋里的气氛还算比较轻松，并不是冰冷、凝重的。时不时地还能相互指点一下或者嘲笑一下别人折的。我想，也不见得就像医疗组长所说的那样要把人分隔开来，现在这样大家也能放松心情，相互支持啊，即使内心是难受的，但是这样的聚会让人觉得自己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憋了那么多天之后，终于有事情做了，这让家属们能把自己心中的情绪抒发出来。十点多了，还有不少没有折的纸钱，看来今天他们要熬夜了，不过对我来说，这肯定是平安无事的一夜，回住的宾馆去了。

6月7日

早起，不知道在政府人员的计划中，我要不要一起去江边呢。吃完一份面之后，来到宾馆，等着家属们吃完早饭。之后家属们收拾东西准备出发，经信局的工作人员也买来鲜花放在后备箱里。没有人告知我究竟要不要去，我自作主张穿上雨鞋准备出发，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又有3个社区工作人员回来了，原来他们不知道经信局已经帮忙准备了鲜花，又去买了。这下雨鞋就不够了，车上的座位也不够了，好吧，原来本来也没打算让我一起去，算了，我就休息一下吧。

早晨清闲无事，就在看看手机中度过了这半天。差不多10点左右家属们就回来了，他们也并没有进入离现场很近的地方，因为路不是很好走。

午饭的时候，家属说喉咙痛还有的胃痛，看来要去药店跑跑了。给家属们买完药之后就到大厅去了，今天下午他们需要好好休息。差不多到了三四点的时候又去看了家属。有家属在看微信，微信里有其他地方家属去江边的照片，那些人可能是从别的地方进去的，离事发地点已经比较近了。然后又看到他翻到之前拍的照片，里面就是我们区的这些家属，我问他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他告诉我这是6月2号早上的，他们在看到新闻之后的第一时间就赶到市政府去了，希望能从那里得到一些消息，但是当时政府人员并没有好好接待他们，照片上家属都显得比较激动。然后他们打电话到市长热线，工作人员还说要几个工作日之后才能有答复，家属立马就炸开锅了。从政府这里得不到消息，他们就自己包了一辆客车到监利来了，路上碰到堵车，还有夜间高速禁止通行，直到3号早上才到监利。

刚上路的时候政府方面还没有任何的消息，到了3号早上和监利经信局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住进了安排的宾馆。3号上午，区里的第一批4个工作人员和剩下来的家属也一起到了。平心而论，市政府的早期的应对确实非常不力，没有能好好了解当时的情况，没能好好安抚家属的情绪，他们的诉求和平时那些聚集闹事的人完全不同，怎么能像平时应对那些人那样去处理问题呢？特别是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按照平时的工作流程来做，完全是火上浇油。虽然说在第一时间，市政府并不能掌握本市到底有多少人，具体哪些人在船上，但是平时肯定缺乏对于这种紧急事态的预案。这个细节也说明了虽然突发事件中信息的及时传播非常重要，但是在很多事件中不可能第一时间就有准确的信息，比如地震导致通讯中断。这次事件中，各地政府并不掌握哪些人出去旅游，无法知道对于本级政府来说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时候如何妥善地抚慰家属就特别重要了，否则接下来不管如何处理，家属可能都会存在敌对情绪，认为政府存在敷衍塞责的情况，导致很难继续做工作。

再有一点就是之前提到的把家属们分隔开来，现在来看这完全不可能，他们早就在第一时间建立了自己的微信群，有什么信息早就沟通过了，根本无法阻止虚假信息和防止负面情绪相互传染。而政府对于这种网络的软件明显使用不够，如果能第一时间通过软件把信息推送给他们，肯定比家属在新闻上看到消息效果好很多，也能减短层层传达信息的时间。此外，还可以推送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告诉大家这个阶段出现什么样的情绪反应是正常的，如果有不舒服应该和谁联系等等。虽然中央一直在大力推动信息化建设，但为什么政府机关还是缺乏采用互联网进行工作的意识呢？

继续去看其他的家属，大家都还没有休息好，简单地询问了每个人一些情况就出来了。

很快又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政府人员让我陪着家属喝酒，虽然觉得这样不太好，还是喝了。主要是和C家的大弟弟还有D家的女婿喝。这种没法拒绝别人的酒最难喝了，喝着喝着就喝得有点多了，听着他们聊的，自己也不自觉地话多起来，想到一些伤心的事情，和他们这些家属一样，一周之前谁能想到今天会在这个地方呢？那个时候我还在想着今天应该在家陪着父母的，今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时间回去了。后来微信里有同学提醒我，按照一般的咨询师的角色来说，喝酒的行为是一种咨询师和咨询者边界不清的表现，不错，从咨询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为确实非常不专业，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行为究竟对不对却很难界定。毕竟我们根本就没有形成咨询关系。不过，仔细想想陪家属喝酒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是政府人员做的吗，他们好几个男的，怎么就轮到我了呢？算了明天再说这件事情吧，今天这个状态看来也是没法再做什么事情了。回去之前再去各个家属那里转了一圈，有家属的胰岛素用完了，看来明天得去找胰岛素了。

6月8日

早上起来，洗漱完毕，看看新闻，想着今天家属应该还是焦虑为主，搜寻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但是DNA比对据说还要一两天才能出来，而等待总是最难熬的。

吃完面之后，请经信局的人带着我到最大的药店去找胰岛素，去之前就做好了找不到的心理准备，毕竟各个地区常用的胰岛素品牌并不一致，很可能药店里的品种并不是家属日常用的那种。到了药店，果然和家属用的不一样，我联系了医疗组的一个内科医生，问她如果要换用胰岛素的话，要怎么调整剂量，差不多问好了。再和家属沟通，家属并不同意换药，我想再去县医院找，不过他说他已经和经信局的局长说了，让他们想办法去找。

回来之后，到各个家属那里看了看，他们都有些悲伤又有些紧张，等待着随时可能来的比对结果。还好没有家属出现什么特别的情况。然后又被政府人员喊去，跟我说昨天酒喝得太多啦，要注意工作方法啊，不用真的喝那么多之类的。我心说，本来这就不是我应该做的，他们现在要的不是想知道你们有什么信息能提供给他们吗，家属本来就不是冲我来的，我只是成了挡箭牌嘛，我喝得再多，也说不了什么他们需要听到的东西嘛。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家属说已经有别的区的家属拿到DNA比对结果，到殡仪馆去看过遗体了，遗体变形得非常严重，即使是化妆之后，也已经变形到家属不太认识了。吃完午饭，又陪着D家的女婿出去，他说想要找找能晚上出去吃大排档的地方，一天到晚吃完就睡，睡起来再吃，实在是要闷坏了。好吧，陪着他跑跑腿吧。顺便又仔细观察了一下监利的市容。监利确实是一个小城的样子，许多的道路都养护得不是很好，一条步行街上的小店大多都没有什么顾客光临，不知道是不是中午大家都没有出来的原因。不少的小店也倒闭了，感觉整条路有点萧条。接着走了好久一会儿，就回去了。

回来后想起早上听别的区的医生说，有不少家属感冒发烧了，严重的都去医院补液了，还好我这里没有什么特别情况，不过还是买两支体温计给大家量一量吧。

下午家属们都有些焦虑，现在还有8个人的遗体没有被找到，家属们都有些担心自己的父母在这8个人之中。找到的遗体被分别安排在监利、江陵还有洪湖三个殡仪馆，所以很可能一家两个人的遗体并不在一个殡仪馆，现在打算到时候7具遗体转移到同一个殡仪馆火化。

到了3点终于有消息了，B家的妻子的DNA比对结果出来了，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各派了一个人一起去拿鉴定报告，没多久就拿回来了。看完报告，签好字之后家属说现在心情真的很复杂，有点高兴，母亲终于找到了，还是7个人里最先找到的，但是也很难过，因为签了之后就确认母亲已经不在了，没有任何的希望了。这种情感真的非常复杂，非常难以言喻。

吃完晚饭，还是没有新的消息，听着家属们聊天，他们相互开玩笑说去买彩票，现在中奖的几率应该比较高。其实这种心理也是一种自我安慰，认为一个非常坏的经历之后会有好的事情发生，虽然我们理智上都知道中奖这样的事情并不可能正好在这个时刻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仍然会去这么想，这么想才能冲淡内心的悲伤。用另一件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去抵消已经发生的这件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想法其实就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样吧。

回到住的宾馆，洗漱完毕，看了一会儿新闻，时间已经到了十一点半了，这个时候同住的警察接到电话，又有比对出来的了，现在就去拿报告。他穿好衣服立刻出门去了，我也沉沉地睡去。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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