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同性婚姻 、制衡政治与国际关系

同性婚恋及其权利问题长期困扰着美国社会，随着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5：4判决同性婚姻合法，1996年颁布的《联邦婚姻保护法》被宣告违宪。此判决标志着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争取同性恋权益的政治势力在联邦层面和全美35个州内取得了梦寐以求的胜利。作为美国制衡性政治制度下各利益集团长期博弈的结果，同性婚恋被宣布为合法对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人权领域斗争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白宫脸书头像已换成彩虹宫，奥巴马高调庆祝这次的胜利

美国同性恋权利的演进过程

同性恋是人类出现以来始终存在于少数人群中的特有现象。历史上，世界各民族基于文化、宗教传统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其采取打压歧视态度。19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同性恋是宗教叛逆、精神疾病和刑事犯罪的同义语。在国家与社会的强力打压和农业社会封闭环境的限制下，同性恋者几无公开生存空间，大多以异性婚姻或独身形式处于地下。

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和都市化导致超大型工厂不断出现，日益发达的交通通讯和急剧扩大的社会交往，为同性恋者聚集交往提供了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大量女军人在美国卷入的历次战争中被投入战场，女兵宿舍、娱乐场所则为女同性恋者提供了交往空间。至二次世界大战，超过600多万女工进入工厂，由于参军、就业使妇女获得了独立收入，家庭经济功能开始减弱，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和不断扩大的社会交往面，弱化着家庭的情感慰藉功能，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度加大，婚外恋现象大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掩护着同性交往。一次大战至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的同性恋问题开始浮现出来。

同一时期，由于纳粹德国对同性恋者实施了疯狂的屠杀。战后人类反思纳粹暴政惨祸，开始质疑国家权力绝对凌驾个人权利之上的正当性，同性恋开始被逐步宽容，同性恋权利开始纳入国际人权保护范畴。然而，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保守的意识形态牢固地左右着美国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态度，美国不仅未追随联合国、欧洲等国际组织与部分国家、地区开始宽容同性恋的潮流，反而利用冷战，对同性恋者采用了同纳粹一样的态度，将其与共产党一道并列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精神污染和政治流行病。

1950年，美国参议院授权政府对行政机构内有同性恋倾向和其它道德堕落行为的雇员展开调查。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修改了杜鲁门政府时期制定的《忠诚安全法案》，规定同性恋倾向是解雇政府雇员的法定理由之一。在全美上下反同性恋情绪高涨的严酷环境下，警察对同性恋者肆意专横，违法干预的普遍现象为社会广泛接受认可。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民权运动与反传统运动背景下，警察严重侵犯同性恋者基本人权的行为已开始难以为美国社会所接受，社会科学和法律界部分同情人士开始运用专业特长，为同性恋辩护。同时，美国宗教界开始分裂，特别是新教联盟的“下辖”教会逐步改变了对同性恋的谴责态度。1964年12月，宗教与同性恋理事会(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CRH)成立，致力于为同性恋者抵抗、指控警察骚扰提供宗教上的合法性。作为同性恋者的重要支持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将反对歧视同性恋者在内的佣工歧视、违反正当程序的执法、司法不公、和成年人性活动自由等内容纳入民权运动范畴。公民自由联盟组织社会科学力量论证刑法鸡奸罪名的非正当性，并以研究成果为依据，于1964年正式宣布反对惩罚成年人间自愿的性行为。经过艰苦努力下，首先在部分法官、律师、法学家中开始逐步形成了个人性取向并不危害社会的共识，惩罚同性恋已难以获得法官、律师的支持。1962年美国法律学会率先在学术概念上否定了鸡奸罪。1964年联邦民权法案废除了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因素的歧视性法律。同性恋开始由一种法定罪名向为个人隐私概念转化。1965年国会制定了涵盖同性恋者权利在内的个人隐私保护法。60年代后期联邦邮政停止了针对同性恋的信检制度。

在得到美国社会宽容的同时。作为民权运动的参与者，同性恋权利运动开始充分运用新闻出版、学术研究、直接行动等多种方式争取平等的法律地位。首先，同性恋杂志数量不断增加，一改早期“怨妇”心态，积极发起同性恋与法律、同性恋与雇佣政策领域的学术研究，直接反对在移民、接受政府、企业雇佣、以及参军入伍等诸多领域针对同性恋的歧视政策。  

其次，民权运动后期，同性恋权利运动组织程度大为提高，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种类不断增加，涵盖了性别、种族、职业各个界别，联合趋势不断加强。其中，1951年以美共成员为主要领导成员的第一个全国同性恋政治组织（迈特什协会 Mattachine Society），以及同年由迪·马丁和菲利斯·里昂创立的全国性女同性恋政治组织（贝里特之女Daughters of Bilitis, DOB）都在这一时期不断扩大，同性恋地方性组织也不断建立，迄1969年春天，美国较大的同性恋组织数量增加到50个，分布地域自旧金山和东北部扩展到中西部城市、南方和西北地区。

第三，直接行动也是这一时期同性恋权利运动的一大特点。60年代后期，新左派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并指导着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同性恋活动分子把直接行动与社群组织结合起来，他们突破了其前辈求社会宽容、要空间的底线，大胆质疑社会权力结构，公开与主流社会的歧视性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局限决裂，争取在婚姻家庭和财产继承等问题上与异性恋者的平等权利。他们采取前辈们不敢采用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行动，力图摆脱边缘状态进入政治主流。以1968年，北美同性恋组织芝加哥大会，1969年“石墙酒吧事件”和1969年7月底纽约成立同性恋解放阵线（The Gay liberation Front)三大事件为契机，激进的大规模同性恋权利运动迅猛展开，扩散到全国的校园和城市，并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方兴未艾。

经过激烈的直接行动，至20世纪70年代，同性恋者的境遇大为改观，公开的聚会不再被警察骚扰，违反正当程序的执法不公受到遏制，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名单中删除，终结了美国社会坚持了近一个世纪的同性恋病理化立场。同性恋者开始被纳入主流政治轨道，个别公开的身份同性恋者甚至竞选公职成功。此后，争取立法取消就业、住房、竞选公职、入伍服役、以及与婚恋相关联的退休、养老、税收待遇方面的歧视性法律规定，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成为同性恋者争取完全平等的新目标，随着2015年6月26日最高法院做出的历史性判决，同性恋者迈开了在制衡性政治制度下继续博弈的新步伐。

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制衡性政治制度背景及前景

种族、文化的多元构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和制衡性政治制度是美国同性恋者争取自身权利面对的既有社会背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的制衡性政治制度规定了行政、立法与司法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分割，该制度设计不仅明确了各权力繁琐细致的边界、制定了各权力内部众多复杂的议事规则和权力分配在各集团间的流动渠道，为各利益集团以及同一利益集团内部更多、更小的利益集团较为平等地享有影响政治决策，防止占有优势的利益集团独占政治资源、垄断决策过程提供了制度保证。作为少数，同性恋者及支持者必需通过大优势长时期地同时控制联邦国会两院、总统职位，同性恋者的利益诉求才能转化为有利自身的法律制度与社会政策。同时，无论处于政治主流或暂时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同性恋者还需要借助制度设计相对独立的最高法院维护或争取自身的权利。但同时，在主张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同性恋者还要将自身的政治意志限制在其他利益集团的容忍范围内。而在经过直接行动进入政治主流后，争取同性恋者平等权利的博弈，主要通过政党政治加以运作。由于美国政党是一种无党员基础、无党纪约束，无纵向隶属关系，以利益和意识形态认同为纽带在野或执政于合一/分立政府中的政治联盟体。争取执政的政党必须提出包容性广泛、能够解决当下迫切议题的政治方案，吸收反对派一切可以吸收的主张，凝聚起支持本党政治主张的社会力量才能赢得选举，将竞选承诺转化为政府政策并在政治博弈中不断修正。由于新政之后，自由主义光谱的内涵因此日益丰富，被纳入政治过程的利益集团日益增多，导致政党为赢得选举必须最大限度地迎合选民。上述两大因素造成了二战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见日渐趋同，出现两党内部的跨党派意识形态联盟，同时造成选民的政党忠诚度不断减弱，选票因而愈加珍贵，占整个人口3-4%之多的同性恋者自然成为两党必须争取的对象。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历任总统当选前后，对同性恋问题的不同回应，首先是由决定选举情势下的民意决定的。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期，同性恋得到了美国社会的宽容，个别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政客（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甚至于1977年当选。然而，宽容与权利平等间的落差依旧巨大，一方面，对于同性恋者就业、住房、竞选公职、入伍服役、以及与婚恋相关联的退休、养老、税收待遇方面的歧视性法律不仅依然保持着。另一方面，支持同性恋权利人群中对于同性恋权利范围的认知同样参差不齐。例如， 2012年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支持同性恋者取得平等权利的人口从1996年的27%上升到2012年的50%，但是，对于平等权利是否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回答同样莫衷一是。这就造成了迄奥巴马第二任期前的20多年中，政客参选与在任期间，面对同性恋权利的态度不仅与民意变化高度相关，且往往自相矛盾。罗纳德·里根在州长任上曾支持惩治鸡奸法，1980年入主白宫后，他提名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也在1986年在鲍威尔士诉哈德维案（Bowers v. Hardwick）中判决佐治亚州惩治鸡奸法律合宪。但1984年，里根却否决了一项禁止同性恋者担任教职的法案。同年他还在美历史上第一次邀请一对公开身份的同性恋伴侣做客白宫。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除在同性恋问题上与里根保持一致外，还在退出政坛多年后的2013年9月26日，与妻子芭芭拉·布什在缅因州参加了两位同性恋老友波尼·克莱门特(Bonnie Clement)和海伦·索尔高森(Helen Thorgalsen)的婚礼。并在其结婚证上签字证婚。

1994年克林顿违反赞成同性恋权利的初衷，以模糊甚至是保守的态度博得反同性恋者的支持当选，但上任不久即以“不问不说”（DADT）的折中方式允许同性恋者入伍，但在国会和军队中保守力量的强烈反对下，当时出台的“不问不说”政策并没有赋予同性恋者在军队中平等的权利。根据这一政策，美军中不允许询问服役者的性取向，同时同性恋者必须对自己的性取向保持“沉默”；如果同性恋者一旦因为种种原因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则会被强制退伍。而1996年，出于应付中期选举需要，克林顿再次迎合保守派签署了（含有明确婚姻是一对男女间的缔结的概念内容的）《联邦婚姻保护法》。进入1999年，摆脱选举压力的克林顿提名公开同性恋身分的慈善家赫梅尔(James Hormel)出任驻卢森堡大使，并在非常污辱人格的气氛中通过了参议院的任命过程。2012年3月，克林顿在一篇文章中称自己为在1996年签署了《婚姻保护法》感到后悔。

希拉里此次参选亦推出“同志向”宣传片《平等》（点击查看链接）

作为保守派，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2000年与2004年的大选中强烈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特别是2004年的大选中，小布什在同性恋问题上攻击约翰·克里“使政府无法继续拒绝同性婚姻”。但诡异的是，小布什的竞选搭档，后来的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却是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切尼的女儿也是人所共知的同性恋者。不仅如此，当选后小布什不仅沿用了克林顿政府“不问不说”的政策，还曾提名公开同性恋身分的国务院官员葛斯特 (Michael Guest)担任驻罗马尼亚大使。

2008年参选的奥巴马在大选期间公开表示作为基督徒，他反对同性婚姻，但“强烈尊重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当选后于2010年12月22日，奥巴马政府正式宣布取消“不问不说”政策，同性恋者获得了参军入伍的平等权利，不仅如此，奥巴马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先后任命了两位女同性恋者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索托·马约尔、艾琳娜·卡根）。201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年龄在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81%支持同性婚姻。可见，社会价值取向变化是上述政客态度变化与政策进展的有力注脚。

其次，社会价值取向的内容强度决定着同性恋权利实现程度。从美国同性恋现象浮出水面到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进而赢得相当平等权利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工业化、城市化为的同性恋公开提供了经济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日益宽容的婚外恋为同性恋存在提供了社会条件，20世纪50-60年代包含同性恋权利诉求的民权运动分散了针对同性恋权利诉求的压力，锻炼了同性恋权利运动组织运作能力为同性恋权利运动提供了政治条件。从美国工业化完成到民权运动的高峰时期，同性恋者求宽容的权利诉求是借助教会、社会科学和司法界同情实现的，反抗迫害，寻求程序正义则是通过民权运动中的利益集团力量借船出海完成的。当同性恋通过激进的直接行动，被纳入政治过程后，则独立地通过强大的游说组织对国会与行政部门施压争取有利于同性恋的立法。通过对参选人员提供竞选经费和进行诉讼等方式影响政治以实现其目标。例如，作为一个仅有几千人游说组织，成立于1973年的“全国哥与来斯宾特工队” ，却显现了远超其规模的巨大能量。按照《同性恋网》一书的作者恩里克•鲁达的记录，该组织成立当年，即成功地通过游说，实现了要求“美国精神病协会正式将同性恋从它所开列的种种疾病名单中勾掉”。同样，另一个更进一步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性恋组织“人权运动基金会”，则主要通过派驻在华盛顿的政治游说人员，甄别确定有意支持同性恋运动的政客人选后，加以资助。至1986年在全国游说组织排行榜上，人权运动基金会名列第l6位，两年后递升为第9位，为每次选举活动募集的资金都均超过一百万美元。

上述现象说明，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力度和权利实现程度与社会价值的取向的强度成正比，但同时，上述现象还要受制于反对派的容忍程度。例如，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爱荷华州法院裁决同性恋婚姻合法（2010年），而不久前由于苏特法官退休，两位由总统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都是公开承认的同性恋人士（凯瑟琳·M·苏利文和帕梅拉·S·卡兰）从而引发反同性恋势力的反对。福音派牧师华理克牧师援引奥巴马就职演说，指责总统在同性恋问题上违反承诺，奥巴马除表示“尊重这个判决”外，被迫推迟了废除同性恋入伍“不问不说”政策的时间表。但同时，却敦促国会通过一项关爱同性恋群体，防止仇视同性恋犯罪法案。不仅如此，奥巴马同样挑选了不少公开的同性恋者担任其政府要员，如进出口银行主席弗里德·P·赫希伯格和联邦人事管理局长约翰·贝瑞。他还是第一个给同性恋家庭预留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的总统。然而，直到“美利坚合众国诉温莎案”判决出炉，奥巴马对于通过立法使同性恋婚姻合法没有任何行动。正如民主党同性恋游说者史蒂芬·埃尔门多夫所说，“我们可能选出了历史上最亲近同性恋的总统；他很擅长处理问题，但是除了同性婚姻”， “从同性恋社群的视角看，他和许多其他被选官员在这方面是错的。我的看法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会改变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总统对同性婚姻的任何言论，都会被无休止的解读。如果奥巴马总统支持同性婚姻，他会被看作违背了竞选时的诺言，疏远了竞选时支持他的基督教温和派选民。另外，如果他任命一位同性恋人士到最高法院担任法官，他会被包括许多黑人部长（他们是奥巴马的另一派坚定的核心支持力量）在内的社会保守派认为这是在最高法院赞成同性婚姻。这也正是同性恋权利受制于反对派的容忍程度的证据所在。正如当年的罗伊案一样，在堕胎合法化后，保守势力在州的层面上制定出三十部以上的法律对堕胎附加了繁琐的条件，可以预计，最高法院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后，保守的政治势力在无法阻挡此趋势的同时，会全力为此设置各类障碍。

美国同性恋权利进展的国际影响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干涉他国事务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于欲干涉的事务内容形成全民共识。最高法院的判决，标志着美国社会在同性恋者平等权利问题上达成共识的程度日益提高，其影响必将随着国内共识程度的提高，成为干涉他国事务的工具。由于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的差异，目前全球有76个国家不仅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甚至予以制裁。这就为同美国干涉创造了契机。例如，在2014年6月26日温莎案判决后不久，奥巴马陆续提名竞选财务干事鲁弗斯吉福德(Rufus Gifford)担任驻丹麦大使、国务院行政主任约翰贝理(John Berry)任驻澳大利亚大使、美国有线电视频道HBO高层詹姆斯科斯托(James Costos)任驻西班牙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贝尔(Daniel Baer)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代表。此前，奥巴马还提名詹姆斯布鲁斯特(James Brewster)担任驻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由于5人都是公开或在美合法结婚的同性恋者，布鲁斯特的任命在天主教国家多米尼加即引起强烈反弹。特别是俄罗斯在2009年颁布法律对同性恋进行处罚，立即引起美国同性恋组织的不满，他们成功地联合了欧洲国家的同性恋权利组织，游说阻止了美国和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即使出席开幕式的日本首相也发表声明，表明参加开幕式并不意味着对俄罗斯同性恋政策的赞同。在同性恋问题成为外交斗争工具后，极有可能波及到未来的中美关系。

美国乐此不疲地将“人权”枪口对准中国

中美建交以来，人权问题上的冲突不断，但仅仅由于建交后的大部分时间与美国同性恋权利形成共识的进展并不同步，以及同性恋问题与涉台、涉疆、涉藏、东海、南海、贸易纠纷相比较，其利用价值还不足以被用于对华发难的议事日程上来而未发酵。但是，随着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生效，同性恋者问题被美国干涉内政所利用的可能性日益显现。及早防患于未然才是应对美国同性恋问题国际影响的应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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