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亚投行是一场复杂的博弈
伴随着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出炉，亚投行的筹建也迈入了更为关键的阶段，有关章程制定，亚投行决策机制，股份分配等问题都将讨论产生，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每天在博弈，而这种情况，恐怕要持续到章程签署。
尽管未来亚投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起码目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亚投行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亚投行博弈对中国有哪些启示？曾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十年的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汤敏近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解答以上问题，并以《亚投行的博弈》为题发表演讲。观察者网整编如下与读者分享。文字未经作者审核。
2014年10月24日，习近平会见出席亚投行筹建备忘录签署仪式各位代表
是亚洲的胜利 也是中国的胜利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开创了由中国发起，由中国主导推动的第一个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从这一点来说，应该是亚洲的一个胜利，也是中国的一个胜利。当然，围绕亚投行的创建过程，也是有着很多的博弈。
根据今年早期的报道，当时好像认为所有的发达国家，几乎都不会申请进入亚投行，而从今年3月开始，由英国率先开始申请加入亚投行，而后像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国都纷纷申请加入亚投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7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从国家的数目来看，远远超过了我们当时的预期。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了17年，1989年，当中国加入亚行两年以后，我就成为了亚洲开发银行的职员，那时候，从我们自己，到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对这些国际金融组织还是一个学习、掌握、消化的过程。
20年过去了，没想到，中国今天能够主导成立这样一个国际金融组织，作为我来说非常感慨，一方面这说明整个的世界金融、经济的变化，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绩。
那么亚投行为什么能成功？亚投行成功创建之后，未来它的运作过程中，还有哪些挑战？而又怎么去应对？最后，亚投行带给我们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今天我想就这三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探索，来探讨。
第一个问题，亚投行为什么能成功？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一件事情能够成功，一般要有三大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天时，第二个因素是地利，第三个是人和，从天时来看，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世界金融的结构，正需要一次大的手术，一次大的变革。
天时
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70年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当时全世界的政府都派官员到美国去参加讨论未来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的结构应该是什么。
当时英国派了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拿出了他的一整套方案，中国的孔祥熙也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中国政府也拿出了一套方案，但结果在这个会议上，还是美国财大气粗，最后采取了美国的方案：一是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跟黄金挂钩，然后其他各国的货币利率跟美元挂钩；第二是成立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世界银行，第三个是国际贸易组织。这三大组织在而后的70年里对稳定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应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到今天看来，这70年间造就的世界经济的结构，所产生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些安排，已经暴露出很多的弊病。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发现，美元“一币独大”，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又是以它本国的利益为主要出发点来推动的，这与它在世界经济中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第二，像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国际组织是主要由美国引导、美国主持，美国甚至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都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安排也暴露出很多弊病，因此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都需要一些革新，需要一些改革，那么我们的亚投行应运而生。
地利
从地利的角度来看，亚洲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而在快速发展阶段的最大瓶颈就是基础设施。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做过一个预测，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需要太高要求，只是要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需要8万亿美元的投资。每年就是8千亿美元。
这一资金需求非常大，而各国拿不出这么多钱。有趣的是，亚洲其实不缺钱，到去年年底，亚洲国家外汇储备有7.3万亿美元，占了全世界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一方面我们基础设施非常缺欠，一方面有很多钱没用上，那么这里头就缺一个机制：怎么样把外汇储备变成投资基金，怎么样能安全地有效地把它投出去，从而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说亚洲的钱用在亚洲，那么这也需要一个机制。
人和
从人和的角度来看，中国快速增长了30年，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中国的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去。去年，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就有1200亿美元。12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亚投行法定资金的1.2倍，而这笔钱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就投在亚洲。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一个安定的繁荣的快速增长的环境，那么也就是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表现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或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效率。
因此，怎么样让亚洲国家能发展得更好，政治更安定，经济发展得更快，这也是跟我们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更加上基础设施投资本来就是中国的强项，那么把这个结合起来，把亚洲的需要、世界对金融机制改革的需要，和我们中国本身自己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应运而生，就是一个最好的抓手。
亚投行运营存三大挑战
当然，我们常说，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而亚投行到目前为止，也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因为我们刚刚筹建出来，筹建的情况比较好，但未来的路还非常的长，在这里我认为至少有三大挑战：
运营挑战。亚投行筹建成功了，它怎么运营？它的机制是什么？怎么样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能把钱很好地贷出去？怎么把57个国家以及可能更多参与者的利益诉求摆平？怎么样让国际社会现有的忧虑（或者说美国、日本一直在诟病和担心的）——比如说亚投行的环保标准不高，反腐标准不高——变成一种多余，这都需要我们拿出一个很好的运行机制来。
关于这套运行机制，我们可以首先采取“拿来主义”。因为世界银行已经运营70年了，亚洲开发银行也存在五十多年了，它们在过去的长期发展中已经积累了很多有效经验，有很多好的规章制度，咱们先把它拿来，把它稍微改革一下，我们就可以先用着。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拿来主义”。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创新的挑战。我们现在把它这套机制拿来还不够，我们还要进行改革，要改善。我们并不是想颠覆目前的这套机制，但是我们要改善它。
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等国家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很多诟病，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庞大的国际官僚机构。为了反腐，为了平衡各国利益，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细节，很多很多规章，这些规章就造成了运作效率非常缓慢。
我曾有一段时间在亚洲开发银行负责规划工作，比如说一个国家向我们提出说，我们需要某个政策，需要一些好的建议，你们能不能找一些专家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建议？亚州开发银行有一个专门的技术援助项目，是赠款的，但是从立项到把项目设计好，再到把国际专家找来，国际专家再研究，最后出报告，往往都要三到四年时间。
三到四年前提出的问题，三到四年后才能给答案，很多国家连政府都换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都是新的问题了，这样效率就很差。所以能不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里头进行一些改革？
还有，在亚洲开发银行里有执董会，各国都要派代表，有的是几个国家派一个代表，长期待在亚行。事无巨细，都要通过执董会的批准，这也造成很多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一点能不能进行改革，我觉得对亚投行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需要制度创新以平衡57个成员国的利益诉求
此外，在这些创新里面，我们亚投行提出来，是要做一个准商业银行，它要介于原来的纯政策银行，跟商业银行之间的一个机构。特别是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极大，一年就八千亿美元，而亚投行现在只有一千亿美元，还得分好多年才能投下去，所以这点钱是不够的。怎么样用亚投行的一些小钱去四两拨千斤，从而把民营企业的民间资本引进来，这就需要智慧，需要机制。
现在大家都在谈的PPP就是公私合伙制，把政府的钱跟民间的钱结合在一起。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一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资来说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一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期需要20年到30年，20年、30年已经换了好几届政府了，以前政府承诺的比如回报率等等，过了好几届政府它就不承认了，所以对于民间投资来说风险非常大，所以怎么样建立一种机制能减少这些风险也需要智慧。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世界，现在我们谈到互联网+，那亚投银行能不能用“互联网+”的思维来重新设计？能不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现在都谈众筹，把大量的小规模投资最后聚集成一大笔钱来进行投资。
还有，怎么样把电商这些新的东西带进去？这些都需要创新，而这种创新就需要我们亚投行，要以跟过去其他金融机构不一样的方式运作。
**还有一点我们称之为打“组合拳”的问题。**中国有句话叫“要致富，先修路”，但是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修好路，就一定能致富”。因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们的市场已经建起了，群众已经调动起来了，所以把路修通人们就能致富了。但是这个用到别的国家是不是一定成功呢？很难说。
比如说70年代咱们去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建了坦赞铁路，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像这些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用不好的话，甚至会造成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基础设施投资做到有效呢？这就得把企业结合起来，把产业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经验就是如果路修好了，产业发展起来了，那么路又能起到作用，产业可以发展的更好，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那么在亚投行的未来，在亚洲的基础设备建设过程中，能不能顺便把产业带进去，能把亚投行的投资跟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结合起来，这样既在当地把路修好了，产业也发展起来，就业也好了，这样双方都会得利。
怎样把这个当成一个组合拳推出去，我觉得这些都需要有我们亚投行的机制创新。
防风险是第一要务
最后一点，亚投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防风险是它的第一要务，这里头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包括运营的风险：项目设计好不好，路修得好不好，质量高不高，这个国家还得起钱还不起钱；还有国家的风险：国家突然发生政变了，突然发生经济危机了，还不起钱了。
比如90年代初的缅甸，当时缅甸找亚洲开发银行借了很多钱，后来缅甸军政府上台，西方国家对他进行制裁，缅甸政府就说我不还钱了，所以缅甸政府在很长时间内不还亚洲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的钱，这就产生很大一笔坏帐。
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再发生？像最近的希腊经济发生很大困难，所以它也很难还国际组织的钱。怎么来防范这些风险，怎么设计一些好的机制来防范这些风险，对于一个金融组织来说，你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亚投行注册资本说是一千亿美金，但实际上这些成员国只有20%的实缴资本，也就是说亚投行真正的资本金大概只有两百亿美金左右，剩下的八百亿（美金）是通过到资本市场发债和筹资获得的。
机构的信用就变得非常重要，像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都被评为三A评级。你有那么好的信誉，你的利率自然就低，你再把钱借给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就比较低。但如果你的运作有问题了，国际评估机构认为你有风险，把你降级，那你的发债成本就会高，你贷出去的钱的利率就会高，你的信誉就不高。
所以怎么样来创造和保护一个好的信誉，怎么样来减少风险，也将是亚投行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两亿贫困人口 为啥要搞亚投行？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讲亚投行的筹建成功，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我听到一些舆论说我们中国还有西部，还非常需要基础设施的投资，我们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哪怕是500亿美元投到我们的西部，投到我们的贫困人口上去，先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种舆论是有一些的，我觉得这种舆论是一种短视，首先，中国现在正在走出去，中国的企业拿出去的钱远远超过这500亿人民币，中国政府在亚投行里的投资是每年1200亿（美金），而且每年还有15%到20%的增长，这些钱用好了，或者说这些钱的回报多和少，对我们的经济有极大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亚洲的经济做好了，把基础设施做好了，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利益，也就是说，亚投行本身跟我们自己利益息息相关，中国应该是亚洲经济发展最大的受益者，那么我们亚投行本身也是非常需要中国的参与。
另外，中国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方面有经验，在这方面能发挥我们的优势。牵头亚投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非我莫属。更重要的就是，国际间也在竞争。
大家可能知道，美国现在正在推动TPP，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欧洲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两个协定未来有可能替代，或者说颠覆WTO，即现在已经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投资体系。而这两个协定都故意把中国排除在外。
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谈判成功以后，中国将会被排除在这个两大贸易和投资体系之外，这样我们的发展空间就会大大减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投行也是为了加强我们跟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能够扩大我们企业、我们的国家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资源的利用。在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我们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投行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
但是亚投行并不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并不是因为中国是大股东所以说什么就是什么，大股东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股东，对别的股东我们并没有一票否决权，我们要关注别的国家利益，要平衡别的国家利益，所以在亚投行一定要有一种合作共赢的思路。
要采取这些措施，一定要强调共赢，不能一事当前先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老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的话，别人就不跟我们玩了。所以这也是中国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大国，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软实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什么叫软实力？软实力是靠吸引力、靠影响力、靠说服力，人家愿意跟着你走，人家跟着你走有好处，所以才能起到一个大国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大国，但是我们更多是地域的大国，人口的大国。在经济上200年前我们也是世界大国，但那时闭关锁国所以对国外的影响不大。最近的100多年，我们落后了，我们并不是一个大国，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第二大经济的规模，但是从人均GDP来说，我们还跟发达国家差很远。不过，我们现在就得要学做一个大国，无论从我们自己的利益来说，还是从我们对世界经济、世界政治社会发展的责任来说，我们都要学习做好一个大国，要有大国的胸怀。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我们短期的利益，单个国家利益。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我们会学到很多东西，不但能够使企业和地区得到更多发展，同时还能从中学到如何做好一个大国的角色，我们衷心的希望亚投行能够成功，谢谢。
以下为提问环节
问：日本不加入亚投行会影响日企对外出口？
汤敏：我觉得日本企业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根据国际组织规则，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也一样，我们要建基础设施就一定要招投标，只有成员国的企业才有权力参与招投标，如果日本不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国，那么它的企业就没有招投标的机会，这是肯定的。
日本的企业担心这么一块大蛋糕里头没份，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是由日本政府所决定的，它们要通过它们的渠道，对日本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日企的担忧有一定道理（资料图）
问：亚投行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汤敏：不管是国外媒体还是国内媒体，目前对于亚投行都有一些过度的解读。本来亚投行是以经济为主的。当然，这里有没有一点政治？是有一些，因为它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那么这里头有一些政治，但是这并不重要，或者说并不多。
亚投行的真正身份是一个经济组织，它未来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它在经济方面的运作，但包括国内舆论在内的很多舆论，都把这个行为变成大国在政治上博弈，我认为它是一个经济机制的博弈，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是一次公平的博弈。
问：57个创始成员国当中有一些是美国盟友，它们是否另有阴谋？
汤敏：我觉得可能有多种目的，首先最直接的目的是，给它们的企业寻找机会。成为成员国了，这些国家的企业就有权参与招投标，就可能得到一些机会，这是第一。
第二个目的可能是，这些国家也愿意帮助亚洲国家发展起来。因为它们不仅参加亚投行，也参加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各处都出资。
那么它们为什么参与？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中有很多本身每年有援外资金，专门有一笔钱，这笔钱反正要花的，那么它可以放到亚投行。
第三，当然有很多国家愿意参与亚投行是因为，它们愿意在这里平衡一些各国的机制，它们认为与其让亚洲国家自己说了算，还不如我参加，在里头能起到一些作用。
比如说它们关心的环保问题，反腐问题等等，他们要在里面有发言权，所以它们也愿意参与。这些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想不是单一原因让它们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因为做这个决定本身要受到一定压力，所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问：面对来自不同的地区，各有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的国家，亚投行如何保证决策效率？
汤敏：这实际上是所有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政治组织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各方的利益都在那，各方都在博弈，最后怎么样来平衡?
应该来说,过去的70年里已经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一个就是投票，根据资本的大小、根据投票权的大小。最后以多数为主，重大的事项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更多一些的票数。
第二，根据我的了解，在国际金融组织里主要不是这种真刀真枪的投票方式，而是下面做一些叫做桌子底下的推动，大家互相来讨论，甚至做一些互相的让步，最后能进入投票程序的。
一般来说都能通过的，很少有不能通过的，因为大家都担心舆论压力，如果真通不过那在底下早已经算好了，根本就不投票了。
这样的好处在于，很多的利益可以得到平衡，但坏处就是有一些平衡不了的项目就做不成，很多好的项目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不能上马，特别是当这里头再掺杂一点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上的原因，受影响就更大了。
问：英国加入亚投行，是英美在这个问题上走上分裂了？
汤敏：首先，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说美国自己本身有不同的意见，英国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
其次，英国、美国是独立的国家，英国它有它的利益诉求，美国有它的利益诉求。英国出于独立判断认为，这个事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参加了，我觉得对英国参加亚投行，可能不必过多地解读，至于是不是因为英美两个国家产生了分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有点过分。
问:对日本不加入亚投行如何解读，何时加入？
汤敏：其实我们看报道，日本国内也有两种声音，很多很多，包括自民党的高层官员，都认为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
但日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来自于现在的日本政府跟中国的关系，包括钓鱼岛和参拜靖国神社等等问题上，日本一直坚持它的立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日本不参与亚投行，不完全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更多是政治的考虑。而且我觉得在未来，不一定说日本永远不参加，可能到某个时候，包括美国也可能参加。
但日本能否参加、何时参加，跟很多的日本本身国内的政治，包括政党的内部博弈过程有关，当然也跟亚投行本身后来运作也都很有关系，所以现在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判断。
问：亚投行对区域和全球经济，有哪些影响？
汤敏：首先是对区域经济造成影响，因为亚投行的投资主要是在亚洲，而且只是针对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因此它对整个亚洲区域的影响，会比世界经济影响更大一些。
但同时，亚洲好了，世界市场当然会扩大，同时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亚洲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商业机会。
另外，亚投行是一个比较新的机制，如果亚投行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机构里起到推动金融机构改革的作用，那么也可能对未来的地区性金融机构，甚至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改革，产生一些好的作用。
所以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亚投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离得太近了，可能过10年、20年以后，才看出来亚投行的成立是一个战略上非常有意义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