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为何香港有不少人相信政改会成功？

上一篇《香港反对派为何错估政改结果？》，我们谈到，反对派一是视中央维护香港稳定繁荣为“软弱”；二是视中央对待2012年立法会产生办法采取适当让步为“惯例”，因而对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产生脱离实际的遐想。但这一次非同以往。

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是特区政治制度“质变”，影响香港与国家关系全局，不能与2012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局部调整相比较。

相信政改成功的群体

尽管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2015年6月9日公开表示对政改前景感到渺茫，但是，香港仍有一些人直至立法会表决前夕，仍指望“奇迹”出现。6月9日前，相信政改成功者就更多了，在不同政治立场和观点的群体中都有。

大致是三类情况。

第一类情况，一部分不了解政改内情，基于个人愿望和对于政改方案的认识，相信2017年能够普选行政长官。这一部分人之所以预期与事实相悖，在逻辑上，将“应该”等同于“能够”。

第二类情况，出现在一些了解政改、甚至程度不同地参与政改的人群中。若干被视为可能争取的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在公开场合没有表示支持政府方案，私下与游说者接触时留有余地。有些掌握或听闻这一类动向者，对政改产生了憧憬。

第三类情况，既见于一些掌握政改内情者，也见于一些不了解内情者。他们共同依据一点：进入2015年，美英两国政府都劝说香港反对派接受特区政府政改方案。

英美对政改的态度

美英两国都在香港拥有不可低估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两国政府对香港政改的态度不容忽视。

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Hugo Swire在英国政府网站发表书面声明称，英国政府对立法会表决结果感到失望。

2005年12月，特区第二届政府关于2007年第三任行政长官和2008年第四届立法会产生办法的议案被反对派议员否决，当时华盛顿与伦敦态度相异是重要原因。

2005年3月10日，曾荫权开始代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任行政长官；4月30日，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祈俊文（James R. Kelth）提前3个月离任；3个月后，8月4日，美国新总领事郭明瀚（James B. Gunningham）才到任。

2005年10月19日，特区政府公布关于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方案。10月28日，曾荫权在华盛顿会晤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分别发表谈话或声明称：赖斯向曾荫权表示，美国认为香港具备在2007年和2008年实行双普选的条件，香港民主发展的范围和进程应由香港市民决定。

然而，12月1日，英国驻香港总领事柏圣文（Stephen Bradley）在香港中文大学以《英国在欧盟的角色》（“The UK in the EU”）为题发表演讲时表示，香港政制发展有进展肯定比原地踏步好；普选是《基本法》确保的目标，如果政改方案未能通过，便会错失一个机会。

值得深究的是，英国政府正面态度没有转化为若干反对派议员支持曾荫权提出的政改方案，内里乾坤有待将来相关档案解密揭晓。

2010年6月，关于2012年第四任行政长官和第五届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方案获立法会通过，与当时美英两国政府的共同立场有颇大关联。

伦敦一开始是摆出强硬姿态的。

2009年11月18日，特区政府发表《二零一二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谘询文件》，展开为期3个月公众咨询。咨询一开始，香港社会焦点就被引向2020年可以普选立法会全部议员时，取消功能组别。

11月20日，距特区政府公布咨询文件仅一天，英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发言人就发表声明称：“行政长官已表明，目前功能组别不符合普选原则。2020年以后若依然如故，则其支持者必须说明它如何符合关于普选的公认的国际标准。”

2010年2月23日，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关于香港的六个月报告（2009年7月1日至12月31日）》（Six-monthly Report on Hong Kong，1 July-31 December 2009），重申英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于2009年11月20日的观点。

然而，5月6日，英国大选，工党政府下台，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新政府调整对香港政改的态度。5月28日，新任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白伟明（Jeremy Browne）发表声明称：“我们明白许多香港人对于政府就2012年选举所提出的方案未能更进一步达至这个终极目标而感到失望。然而，这个方案代表着一个重要机会，让香港政制得到发展，并且让2017和2020选举朝着全面普选取得若干真正的进展。”

那时，美国政府先保持低调。2010年6月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Neade Huntsman, Jr.）访问香港，在一个晚宴上却高调预言政改方案会通过，并透露有关细节，令在场政商各界人士颇感震动。

事与愿违 为什么？

时间过去5年。这一回，不少人以为美英两国政府共同劝说反对派接受特区政府普选行政长官方案，能使政改成功，但事与愿违。为什么？

首先，华盛顿和伦敦错估了中国新领导层政治胆略，以为“占中”能逼北京退让，殊不料长达79天“占中”损害香港居民利益、加剧反对派分化，北京却岿然不动。他们将香港反对派政治团体推至政治要价过高“骑虎难下”境地，岂能指望一个一百八十度转身的指令让后者服从？

其次，华盛顿和伦敦难以协调其香港不同类型代理人之间利害关系。

在香港，坚持“拒中抗共”政治立场和观点的不止于反对派政治团体，还包括分布于建制和社会的“两面派”。前者是“显形反对派”。后者是“隐形反对派”。

光阴如箭，从2005年第一次政改到2015年第三次政改，10年间“显形反对派”领袖人物和相当一部分骨干从中年变成老年或接近老年。基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他们一直只能通过竞选区议会议员和立法会议员跻身特区建制。个别反对派政治人物实现“华丽转身”成了特区政府局长、副局长，是特例。公民党的梁家杰和民主党的何俊仁先后成为第三任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第四任行政长官候选人，均落选。

如果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不能确保“显形反对派”领袖人物成为候选人，那么，整整一代“显形反对派”领袖人物政治生涯都将在现水平止步。所以，尽管特区政府方案提供“隐形反对派”人士以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参与普选角逐行政长官宝座的机会，但是，对方案拥有否决权的“显形反对派”领袖们不同意。

长期以来，“隐形反对派”一直以“显形反对派”在第一线与爱国爱港阵营激战为依托，却取得较后者可观的“名”和“利”。不对称的责任与权利，再要扩大至行政长官普选，让“隐形反对派”人士当候选人，让“显形反对派”摇旗呐喊为其争选票，后者领袖人物岂能心甘？

华盛顿和伦敦对这两类人都能够发号施令，但尚未来得及将其整合成一支整体纪律严明、成员权责公平的政党，难以调和他们在普选行政长官上重大利益分歧。如果硬性指令若干反对派议员支持特区政府方案，由此引发反对派政治团体分裂，使他们失去今年11月区议会和明年9月立法区竞选话语权、主导权，也为华盛顿和伦敦所不愿见。

香港政治错综复杂，必须以基本政治矛盾为纲，也必须细致分析基本政治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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