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ena：给香港泛民议员的一封信-OmenaK

【对于七百多万香港民众来说，6月17日是让他们充满期待同时又充满不安的一天。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拉锯战之后，香港政府方案在这一天提交立法会审议。然而时至今日，香港部分泛民议员依旧不肯回心转意，以少数特权骑劫民意，阻碍香港民主进程，这一举动也遭致香港有识之士的反对。

本文作者OmenaK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同时也是中港青联委员，亲眼见证了港英政府统治下的香港和回归后香港的发展。在立法会表决前夕，她给观察者网寄来一封信，其情切切，希望能够对部分香港泛民议员有所触动。】

尊敬的泛民主派议员：

你们好。

政改方案要表决了。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人，我有些话想对你们说。

也许对你们自己来说，投赞成票通过政改，2016立法会就当选不了。但请想想，我们还要面对下一代，面对在2047年三十而立的新一代。我知道你们会说，正是为了他们，才要阻止“假普选”。好吧，就让我们假设它是假的，但如果它不通过，我们将什么都没有。

容我逐一细说。

近日很多朋友都提到《大宪章》，刚刚过去的6月15日是它订立800周年纪念日。正如它所走过的800年历史变幻一样，《大宪章》也不是一朝建成的，最初只是贵族限制王权的约章，使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但当时国王的税收不是向公民直接征收的，而是向封建王公，所以这个“宪章”其实只是为了贵族利益。后来英国“光荣革命”，宪制又迈进了，但只是把《大宪章》的贵族利益换成资本家利益，议会还是贵族和资本家俱乐部，人民没有普选权。

这些历史细节，我就不在大家面前班门弄斧了。但我换个讲法。如果我们穿越去平行世界，我们会在1215年撑起黄伞反对，说要“真宪章”，那么《大宪章》就不会签署；到了1689年，我们又要撑黄伞，要“真革命”，那么《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就不会通过；到了今日，在我们原来的时空，英国已经是两党轮替，而在我们这个时空，我们还在撑伞，要“真普选”。

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能改进一个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东西。

6月17日，香港政改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

说完英国史，我们说说香港史。从一八四二年开始，整整一百多年的殖民时期，香港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一直是被统治者。直到一九八零年代，才开始引入选举制度，到了九十年代才有立法局直选，但港督从来都是英国直接委派的，香港人完全没有选择的机会。这些往事，我都是后来知道的，记得第一次听到“直选”二字是在收音机里，还问爸爸什么意思，第一次看到末代港督，是电视上一群人不知为什么拥簇这么一个耍威风的胖子。而你们走过、见证过那个岁月，为什么普选等于真正开创时代，为什么香港人可以当家作主，你们应该比我更加清楚。

但是政改的意义，不止于香港本身。很多泛民人士一直希望建立所谓“民主中国”，让内地实施西方政治制度。当然，你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认为普选不一定适合内地，但大家和我一样，知道国家需要很多改革。

现在国家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串我们记不全的名词中有一条就是“民主”。我最近在北京带领交流团，第一次看到这个海报，“民主”二字放在第一行，没有闪缩，没有含糊其词。固然国家提倡的民主，并不意味目前的西式民主，到底怎样实践也要参考各种经验，而香港作为中国人社会，我们的经验肯定重要。特区向来被视为一个政治试点，而行政长官是高级官员，直观来讲，相当一个省长，或者上海市长、北京市长，如果落实普选，就等于中国国内实行了一次直选。这不是素来有之的村长、生产队长直选，而是高级官员直选。如果诸位真的有这个抱负，希望在中国民主建设之中担当一个角色，就应该作为一个先行者。

吾生也有涯，五十而知天命。在我们的政治生涯之中，应该为了最大多数人的福祉和权利，去努力追求，要明白时代的大势。过去大家一直说北京会封杀一切民主，现在国家有这个胸襟，允许我们在中国国内进行高级官员的普选，可能大家觉得不够真，但无论如何是一小步，而不是退步，在全国意义上，香港这一小步，就是国家试验的一大步。如果当年阿姆斯特朗在登月舱抱怨月球上没有舒舒服服的殖民点，没有国际标准的大套房，不去踏出那一步，损失的不是他，而是整个人类。

今日我们原地踏步，到底为谁建功？英美的历史书不会提到我们半句，香港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但如果我们拿出政治胸襟，国家的历史以后就有我们的一份；反过来说，如果一意孤行，令民主失去一次尝试的机会，历史同样会秉笔直书。

我觉得一个政治人物，视野应该放得远些。不过现在流行本土，那我就不讲国家，只讲香港本土。

香港的社会问题，我们并非看不到，谁是罪魁祸首呢？你们常说官商勾结，金权政治，六月初学联又说“政商崩坏，极权无道”。很明显大家都在针对大商家，特别是大地产商。

现在我们假设这是真的。那么我们怎样对抗？学联要自己修宪，拒绝承认《基本法》。我们都知道，这是行不通的，没有《基本法》就没有香港，就算闭门造车，修了宪，又如何获得实施的力量？按他们的做法，最终只有暴力革命一条路，自己建立政权。

如果我们不走革命路线，在现有制度之下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通过普选，让市民手里至少握有一票。如果“出闸”的候选人个个都是奸商代表，敲骨吸髓，我们下一届至少可以不投票给他；而当选的特首为了连任，就算当初是资本代言人，上任之后由于需要选票，未必就会继续买账，他不再需要对资本唯命是从。选举制度令市民拥有政治力量，只要人民团结起来，特首就可以选择，可以倚靠。

香港民众支持基本法

我们要这样想，不要总觉得我们是民，他是官，我们是被动的，我们只能要求官对我们好些；我们其实有力量，只要我们手中有票，就可以保护、可以力撑一位维护市民权利和福祉的特首。现在我们手上无票，与其说我们没有选择权，不如说当我们遇上一位真正的好特首，连支持的手段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他怎样被赶下台。手上无票，我们只能撑雨伞，手上有票，我们就可以撑特首。

大家细想，那些一直揶揄你们的激进份子，他们尽打左翼平民政治的旗号，却无一愿意“袋”。他们不是比你们激进、头脑发昏，他们也是人精，知道一旦普选了，特首就可以走群众路线，他们立即就要破产。而大家，一路走专业路线的大家，无论如何都有政治的位置，为什么甘心被他们骑劫和消费呢？

而且，这个令市民充权的制度一旦建立，中央定会全力保护，免受任何利益势力的破坏。大家今日反对的北京中央，可能就是明天市民权力的保护者。我相信，国家是有诚意在香港尝试进行民主改革的，否则当初根本不会把普选写进基本法。

是的，市民要充权，这是民主的最终目标。但如果要让人民具有政治力量，除了选票，还有很多先决条件，比如教育、理性、视野、表述和讨论的空间。现在无论从任何角度、任何立场来看，“袋住先”都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项，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大家如果真心为了市民着想，为了市民的权利，作为政治领袖，应该以身作则，做出理性抉择。

但我们没有看到理性抉择，只看到非黑即白的立场和口号。香港的政治和社会气氛越来越偏激。如果市民渐渐失去理性商议的能力，又怎能充权呢？

再想想，你们手中民心可用吗？也许你们看到，只要顺应社会上一些偏激的情绪，就可以保住现时的立法会席位；没错，无论如何总有一些粉丝支持你们，即使只有百分之几，算起来也有十多万之众了，能给你们议席，能在一个政治圈子之中给你们崇高声誉。但要明白，这同时也在推波助澜，让这种偏激情绪更加牢固。

偏激的情绪一定带来偏激的主张，你们不是没有看到，现在已经开始焚烧《基本法》、烧国旗，港独出现苗头；长此以往，可能有一天，口号已经不是“我要真普选”，而是“我要香港国”，到了那天，大家是否也要一路被牵着鼻子走呢？如果“真普选”的要求一直依靠偏激的路线，到时被骑劫的不止是议员，还有很多虽然不满政改方案但却反对港独的市民。前者是可以谈的，后者没有妥协的半点余地。

当年慈禧也觉得民心可用，结果丧权辱国。部份激进的民情，无法突破现实和道德的限制，港独没有任何前途可言，除非大家把心一横，只求做个街头政客，无休止地示威、焚烧、冲击。但这些年来大家所争取的，不就是希望当中有人也可以竞选特首吗？如果我们被港独骑劫，选举特首一定无望，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

其实，大家面前的真正选项不是一套套的方案，而是自己的基本盘，到底是继续裹同偏激的民情，走向一个不可实现的死胡同，还是重新经营、或者说重拾过去的理性民众。要继续煽动无法燎原的星星之火，还是聆听社会的大音希声？

民心“无Take Two”（香港公益广告语，生命无 Take Two（生命没有第二次）——观察者网注），我们不可以选择了激进，走到死胡同，然后又走回理性路线。如果选择激进，大家就应该有心理准备，泛民党派的年青朋友只能看到前辈和日后的自己，就任立法会宣誓时不敢得罪选民，只能偷偷摸摸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含糊其词，然后终身坐在同一席位上，在周末摇摇旗、睡睡大街。如果你们甘心这样，我也只好言尽于此了。

（感谢陈恒镔议员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构思和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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