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今发5学者文章 评颜色革命灾难性后果
“颜色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暂时退潮而香港街头暗流涌动之际，《人民日报》今日（14日）罕见整版刊发5名学者文章，阐释“‘颜色革命’为何行不通”。观察者网两名专栏作者分别参与执笔。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在文中呼吁不能掉入“颜色革命”陷阱。寒竹在文章说解释说，“颜色革命”的非暴力抗争其实是用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蒙蔽社会大众，其要害是有意曲解暴力的含义，“占领者不使用暴力手段根本就无法封锁街道，无法占领广场。这是对普通公民的施暴，带有蛮横的街头暴力色彩”。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的文章则强调“颜色革命”危害之深重。金灿荣教授指出，“颜色革命”是国家安全之敌、动乱之源、人民之祸。
2013年乌克兰独立广场革命，警察遭燃烧弹袭击
以下为5篇文章全文：
违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民主制度不能强制移植
21世纪初期，在前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如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相继发生了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更迭事件。由于在这类事件中往往以颜色为标志，因而被称作“颜色革命”。
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有的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高，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有的国内民主生活不充分，官员贪污腐败严重，内部矛盾比较尖锐；有的放松警惕，执政者与反对派沟通不足，给反对派利用经济社会问题发动游行示威等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把自由民主当作其重要的输出品。特别是小布什任总统以来，以“民主和平论”为理论支柱，以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干涉别国内政，强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和平论”鼓吹国家政治结构同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存在因果关系，认为同属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通常不会打仗，因而美国就把输出和推广西方民主制度当作维护世界和平的前提和保证。小布什卸任后，继任的奥巴马又承续了这项推广和输出民主的事业。
美国首先利用媒体为发动“颜色革命”制造舆论氛围，搜集现政权的错误、弊端，尽量夸大，以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同时，向民众灌输美国价值观，使人们认同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培植大量非政府组织，全方位培训反对派领导人，抓住政府换届选举或突发事件的时机，通过各种街头政治活动， 达到推翻现政权的目标。美国通过输出民主策动“颜色革命”的这一套理论和实践，就是在西方国家也遭致广泛批评。
一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应建立在保卫国家核心利益上，而不应追求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指出，布什的“民主化”战略强制输出民主，将会带来复杂局面，引发地区动荡，使美国维护地区稳定的成本不断增加。
二是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只是神话，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是因为有共同利益，而不是因为有类似政治体制。美国《国家利益》网络周刊曾发表文章说，共同的民主制度并不足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认为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只会导致灾难。
三是西方民主也有不光彩的一面，美国不应把促进民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曾发表文章指出，西方民主通常也会引发许多问题，甚至可能导致专制。
四是强行输出民主改造世界，是一种具有野蛮性的行为。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发表文章说，20世纪的发展历程证明，一个国家是无法改造世界或简化历史进程的，也不可能通过越境向国外输出制度和文化，轻而易举地实现他国的社会变革。
而从输出民主的实施情况来看，由于任何国家的民主体制都在本土上成长和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因此虽可借鉴经验，却不可照抄照搬。而且，强制移植民主所带来的只能是政党林立、政局动荡、社会分裂和经济倒退。例如，乌克兰在爆发“橙色革命”之后，国内通货膨胀严重，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扬，经济面临困境。
从政治法律的角度来看，输出民主、颠覆别国政权的“颜色革命”更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法关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系列明确规定，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事实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的条件下，只有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才能保证各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归根到底要由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和变革，而不能照搬照抄他国，更不允许别国越俎代庖。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的世界。
（徐崇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破除西方制度迷信 创新治国理政方略
“颜色革命”的深层原因与教训
21世纪以来，以前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为核心地带，“颜色革命”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形成了浪潮式运动或连绵不绝的国际政治事件。各国的“颜色革命”大多以美丽的花朵命名，但几乎都结出了令人难以下咽的苦果。
“颜色革命”作为国际政治的逻辑结果，其发生有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颜色革命”是冷战以西方“胜利”方式终结的后续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民主扩展”战略，不仅威逼“非民主国家”或加以和平演变，也伺机推进“民主欠发达国家”的“民主化升级”，以达到西方标准。如果把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比喻为一次国际政治大地震，那么，连续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不断的余震。
其次，“颜色革命”是以西方制度为圭臬的单一化政治思维的结果。各国国情不同，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条件与国际处境甚至矛盾的症结都不同，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与解决矛盾的方案。然而，各国“颜色革命”的发动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基础，就是奉西方制度为圭臬，加以效仿。然而，用西方制度这一张药方，岂能治好各国不同的病症！乌克兰和埃及是其中的典型。两国都是政治长期动荡，腐败不治，经济乏力，民众关切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
再次，发生“颜色革命”的许多国家确实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矛盾，呼唤改革；但另一方面，这些矛盾不是短期之内才形成的，何以突然以“颜色革命”的方式爆发呢？有些被视为“专制独裁”的领导人甚至统治国家几十年了，又何以一夜之间被街头政治所推翻呢？另一方面，何以“颜色革命”的发生呈现为浪潮式运动的“集体现象”？思考这些问题，不可忽视“颜色革命”发生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冷战后加速到来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使得一国爆发的“颜色革命”具有的“示范效应”被强化，从而容易出现集体联动性。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竞争加剧，深化了一国之内原有的矛盾，互联网与新媒体进一步将这种矛盾夸大并进行密集传播，对变革的呼唤往往在极短时间里即可形成较大声势。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教训：其一，西方将“非民主国家”和“民主欠发达国家”纳入其定义的民主化轨道的意图，不会轻易放弃。所以，不能只是就事论事看待“颜色革命”，而要从国际政治的体系性变迁来看。其二，各国国情、政情、民情等不同，照搬西方的发展道路与政治制度模式，不仅不能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和民主的期望，反而会导致国家的乱局，必须在观念上“去西方化”，破除“西方制度迷信”，而要因地制宜，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其三，要顺应时代潮流，积极主动实行变革，与时俱进，创新治国理政方略。
（张志洲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把握三大特征 勿忘巨大代价
不能掉入“颜色革命”陷阱
尽管西方国家对“颜色革命”含义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以下几点通常被认为是“颜色革命”的主要特征：
以西方政治制度为理想目标。西方国家常把“颜色革命”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联系在一起，看作是全球民主化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据这个标准，只有发生以西方政治制度为理想目标的街头抗争运动才被称为“颜色革命”。而发生在西方国家的街头抗争运动，无论有多激烈，如美国2011年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2012年发生的街头动乱、英国2014年的“占领民主”运动，都不会被西方国家认定为“颜色革命”。
以非暴力为主要形式。“颜色革命”通常采取大规模的街头游行或广场集会抗争给现政权施加巨大压力，并最终促使现政权崩溃。这种街头政治形式与过去以军事斗争方式推翻政权不同。所以，“颜色革命”也被称为“非暴力革命”。
以颠覆政权为行动诉求。虽然自称为“非暴力革命”，但“颜色革命”并非是一个和平变革，而是通过“非暴力”手段颠覆国家政权和根本制度。所以，即使是最温和的“颜色革命”也不同于最激进的社会改革。“颜色革命”颠覆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权和根本制度，而改革则是在既有政权的领导下修正和完善国家的基本制度。
根据这三个特征，“颜色革命”这个概念显然不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客观描述，而是一个带有明显政治进攻性的概念。也正因如此，外部势力的渗透常常成为“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一个国家发生街头抗争和动乱固然有内部的矛盾和根源，但这种街头抗争不是为了争取民众利益，而是为了推翻现政权并实现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战略利益。
宣称非暴力的“颜色革命”在实施过程中一般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违法原则，即大规模违法抗争。因为不违法，就不足以威胁政府。抗争者通常是走上街头，强力占领公共场所。二是“非暴力”原则，即抗争者强力占领公共场所，但并不直接采取攻击政府机关和警察的方式。“颜色革命”的支持者认为这两个原则的结合使用可以形成所谓的“公民抗命”，从而给政府施加巨大压力。如果政府软弱无能而一再忍让，抗争者就步步紧逼，不断扩大违法行动的范围，直到政府崩溃。
稍加分析就能看出，“颜色革命”的非暴力抗争其实是用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蒙蔽社会大众，其要害是有意曲解暴力的含义。“颜色革命”有意把暴力狭义地界定为用武装力量攻击政府，而把用暴力强行占领街头和公共场所的行动说成是非暴力的。从法律的角度看，违法强力占领公共场所本身就意味着对整个社会施行暴力、对普通大众施行暴力。因为占领者不使用暴力手段根本就无法封锁街道，无法占领广场。这是对普通公民的施暴，带有蛮横的街头暴力色彩。
尽管西方国家把“颜色革命”界定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一种形式，但西方国家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颜色革命”往往与民主理念相冲突。在“颜色革命”中，民主化被简化和歪曲为“亲西方”，民主原则本身却被抛弃。一些国家发生抗争的起因是，亲西方的反对派在选举失利后拒不接受选举结果，走上街头，以街头抗争来推翻选举结果。从这点看，“颜色革命”跟它所打的民主旗号并不一致。
“颜色革命”这一概念本身充满内在矛盾和似是而非的说辞，是美国等国家实现其全球战略的一个工具性概念，并不是要解决某个国家具体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小心掉入“颜色革命”的陷阱，整个社会将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寒竹 作者为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安全之敌、动乱之源、人民之祸
“颜色革命”危害深重
当前，我们需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必须看到，在一些敌对势力的眼中，始终抱有堡垒从内部攻破的信条，而煽动“颜色革命”则是其一大利器。因此，防范“颜色革命”、确保国家安全必须时刻警惕、警钟长鸣。
“颜色革命”是西方势力推行干涉、大搞颠覆的工具。西方所竭力鼓吹、大加赞扬的“颜色革命”其实并不是什么革命，而是西方干涉内政、颠覆政权的工具。究其实质，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培植亲己势力，假借他人之手，搞垮那些自己不喜欢、不听自己话的政权，实现其目的。“颜色革命”有一些共有症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欺骗性。表面上，是西方国家为了践行自由、民主、人权，实际上是为赤裸裸地干涉内政披上华丽外衣，包裹成争取民主、维护人权、捍卫正义的民主抗争，带有相当的迷惑性。二是隐蔽性。西方躲在幕后，借助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通过无形之手资助、拉拢和培养亲西方的反政府人士，对目标国进行长期政治渗透，待机会来临，直接帮助策划、起事。三是对抗性。往往导致激烈的冲突和流血事件发生，社会认同和凝聚力被撕裂，国家几近分崩离析。
“颜色革命”是国家安全之敌、动乱之源、人民之祸。“颜色革命”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对于那些曾激愤上街、憧憬民主的民众来说，革命激情退去之后，留给他们的尽是难以吞咽之苦果、难以承受之痛苦：政局陷入动荡冲突。几乎所有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不仅政治混乱，社会失序，国家主权更是严重割裂，政局呈现碎片化趋势。这场所谓的革命非但没有带来稳定，反而加剧了政治斗争。事实证明，“颜色革命”不仅不是解决国内问题的良药，反而是加重问题的毒药，毒害的是广大民众，留下的是更迭—动荡—再更迭的恶性循环。经济面临滑坡坍塌。综览那些爆发过“颜色革命”的国家，经济持续凋敝，市场一片狼藉，整个经济系统运行紊乱，财政赤字不堪重负，腐败等问题也并没有因革命而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加剧。“颜色革命”带来的不是民主，而是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在乱局中，大量无辜平民死亡，人道主义危机严重。此时，西方所宣称的人权早已没了踪影。事实证明，对比人权状况，革命后比革命前更糟糕。
必须警惕“颜色革命”对我国的渗透和传染。当前，国际局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始终没有放弃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始终没有放弃颠覆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图谋。对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防范、应对、抵制“颜色革命”，坚决、果断、果敢地捍卫国家安全不受威胁、不受侵蚀、不受损害。为此，必须坚定理想信念，捍卫主阵地。要坚定正确信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戮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有效应对、处置、化解社会安定挑战。始终绷紧国家安全这根弦，依法防范、制止、打击危害我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遏制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策动“颜色革命”的图谋。
（金灿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自觉抵制西方强行推广意识形态
选择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
“颜色革命”在一个国家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地缘、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来看，可分为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原因。
从国内环境来看，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名义上和法律上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但实际上仍然处于某一党派或个人长期的权威主义政权统治之下。在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的同时，系统性腐败盛行，造成严重两极分化，使政权丧失民心。当权派长期执政，反对派往往指责选举不公，对“颜色革命”爆发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地区和族群对立也是不能忽视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从外部背景来看，主要是西方意识形态战略推广以及西方尤其是美国地缘战略争夺的结果。在前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国家内部出现严重经济政治危机的关键时刻，美国及西方国家总是不失时机地大力推动“颜色革命”。在“颜色革命”准备和进行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非常注重政府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双管齐下，非政府组织发挥了特殊作用。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来看，“颜色革命”发生和最后结果主要取决于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执政者处理问题的战略是否得当。把发生“颜色革命”的原因完全归因于外部干涉而不思改革进取，是不切实际的。
“颜色革命”给相关国家、国际地缘战略格局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爆发“颜色革命”的多数国家长期政局动荡、经济停滞、人民生活贫困、外交进退失据，有的国家恐怖主义泛滥，有的国家甚至处于战争状态。其次，西方国家通过支持某些特定国家的“颜色革命”，企图达成扶植亲西方政治势力的战略目标，使本已失衡的国际格局进一步向西方倾斜。再次，“颜色革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恶劣的示范效应，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受到严重破坏。这对“颜色革命”最初的民主制度诉求而言，实质上是一种否定和背离。
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和摸索形成的，是一个历史的和理性的选择结果。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各种文化和社会制度应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如果不考虑各国的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强制要求所有国家都实行同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既不尊重历史传统，也不考虑现实国情，到头来只会给相关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今天乌克兰的分裂和中东很多国家的乱象，就是例证。
对待西方所谓“颜色革命”的企图，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集中精力发展自己。打铁还须自身硬。我们必须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真正放在经济建设上，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让最广大人民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感受到国家的富强和希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当然，更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与任何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改革发展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
（邵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