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这就是民国的教育改革

【一年一度的中国学术界盛事高考已经落下帷幕，温州大妈都可以继续跳广场舞了，然而高考题带来的风波却在继续。全国一卷作文题原型遭人肉，众多考生在举报爸爸的女生微博下留言炮轰；江西高考替考事件，牵动着全国许多参考、未参考者的神经；法国高考题再一次毫无惊喜地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估摸着还会有人拿出“大师辈出”的民国高考说事。吐槽也好，仰慕也罢，都不能代替事实求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傅正今天就来谈谈民国高考。】

中学历史教科书就告诉我们：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百日维新的政治举措废除殆尽，所剩下者，恐怕只有京师大学堂一项。可就是这仅存的硕果，在京城却显得格外扎眼。一边是象征新式教育的大学堂，另一边是象征旧式科举的贡院。按说纷繁复杂的历史，极少出现二元对立、冰炭难容的景象。可在近代中国，这一堂一院还真就“争锋相对，有我无你”。庚子国变，贡院毁坏。作为惩罚，八国联军禁止京师地区科考五年，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借闱”河南开封，组织乡会试。在当时，谁又曾想到这将是科举制绝唱？这里不得不交待几句，许多倾慕传统乡绅士大夫的先生女士们，却总是把义和团运动简化为一帮愚昧无知的农民的盲目排外。他们可曾想过，是哪些人最痛恨洋教？是旧乡绅还是农民？排洋教运动又是哪些人鼓噪起来的呢？如果二者真的没有关系，八国联军有何至于要华北地区科举停考五年呢？

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

旧式科举文化与西洋文化的矛盾，恐怕不是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就能解决的。山西举人刘大鹏在1907年8月25日的日记中，感叹体操（体育）教育导致“师弟无等级，将读书气象全行扫除”。1909年5月24日，《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的文章，其中更指出，许多乡绅士大夫视所谓的“洋教法”如洪水猛兽，以为“习体操也，谓将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盗窃之预备；学唱歌也，谓将练习吹弹演唱，以为优伶之预备”。放着好好的圣贤书不读，尽学些偷鸡摸狗、吹拉弹唱的本事，这个世界怕真是疯了。

以上事例尚处于科举制废除之后，要搁之前，我们不难想象新式教育是个什么处境。1903年9月，《国民日日报》有一首题为《科举寿》的诗歌，唱道：“科举寿，科举寿，科举之寿长复长。至今将废未废，谁能救学堂？学堂培才才已多，留此何用徒遭外人诟。”清政府推行新式教育不可谓不用力，可问题是，怎么安置那些新式教育出来的学生？既然科举是莘莘学子们的固有晋身之途，谁又愿意舍近求远放着熟悉的科举不走，去玩那些玩不转的洋玩意儿？

正因如此，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新党”和袁世凯等国内熟知“洋务”的大臣，倒是无形中有了一种默契，外呼内应，鼓噪不已。按照清政府原来的计划，从科举生员逐年递减到彻底废除，有一个过程。1905年京师地区五年停举行将期满，重修京城贡院被提上议事日程，哪想引发朝野维新人士的强烈不满，反而促成了千年科举制度的“突然死亡”。

可问题是，打了鸡血的清政府却两头不讨好。一方面，旧式学人固然强烈不满；另一方面，科举制的废除导致留日学生数量爆棚，不管是主张改革还是革命，这些海外新式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现行体制的反对者，真应了阿克顿勋爵的名言——“自由起于流放”。无疑，现代化改革不可不推行，推行现代化不可不废除科举，可这又反过来刺激了革命。真是改革也死，不改革也死。这种悖论性的处境不啻于揭示了，革命不是一小撮人制造出来的，更不是另一小撮人鼓吹“告别革命”就能告别的。

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新式教育的展开，新式学术分科体系代替了旧的四部之学（经、史、子、集）。赶上潮流的前清儒生们，仅凭把旧积淀塞进新框架，就足以摇身一变成为“民国大师”。在“大师”光环的照耀下，令时人诟病不已的“民国教育”却吊诡地成为不少今人心中的典范。可是培养无数“大师”的典范教育，始终没能建立起统一的高校招生规则（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计划这么做，奈何有心无力，时至1940年，也只有41所高校参加教育部统一招生考试，这已是最多的一年）。

各所高校自主招生，自行其是，导致高校招考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严重脱节，这反过来进一步损害了高校招生的公平性。许多人津津乐道的“钱钟书数学15分进清华外文系”“吴晗数学0分进清华史学系”等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事例，正是这种体制的产物。

更要命的是，这种无序化经营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大量浪费——有的学校招不到学生，有的学校生源极为充足，有些考生同时被三个学校录取，报到率低下。与之相伴的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大的奇观：从总量上而言，高校年年报考人数不足；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得不到基本的文化普及。如此“成功”的教育，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分裂！

在传统社会，中央任命行政官员只到县一级，广大乡村处于自治状态，科举制不仅是联系二者的重要纽带，更是乡村权力秩序自我生产的重要途径。试想，当举人老爷们不再把自己的儿子送上科举考场成为新的举人老爷，而终于紧跟时代步伐，让儿子成为“假洋鬼子”时，当“假洋鬼子”不再回到乡村买房买地、做保长立乡约，而居住在城里时，国家政权与广大农村、城市精英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分裂，便不可避免。城市精英纷纷过上现代生活，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广大农村更加破落。这种抛弃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现代化”，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常态。这种分裂贯穿民国始终，直到共产党建立完善的农村基层组织，只要略观彼时社会学者的著述，便可窥知一二。民国初年，大学教授的极端“自由”与广大农民的极端不自由，只是这番景象的表征。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倒行逆施之举引发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可直至次年3月23日，袁氏被迫“退位”，蔡锷的护国军仍在四川转悠，反而是梁启超一篇檄文，于袁氏政权分崩离析甚有助力。或许是后续军阀看到了舆论的重大力量，军事行动之前，每每“通电”先行。只要“电报战”打赢，军事上十有八九都能拿下。笼络议员、记者、学界大佬遂成政界军界的头等大事，不可不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吃花酒”成为了“枪杆子”、“钱袋子”和“笔杆子”三子交易的理想方式。彼时北京八大胡同高等妓院的主要顾客来自于“两院一堂”，所谓“两院”指参议院和众议院，而“一堂”则是京师大学堂。这些顾客竟使高级妓女都满嘴“德先生”、“赛先生”，非如此则不足以招揽生意。每念及于此，却不免令我惶惑，这个现象究竟反映了北洋时期舆论自由、一派武人尊重知识分子呢，还是反映了彼时国力衰微、政治失序、武备废弛，不靠笔杆子装点门面，就握不紧枪杆子？

1917年5月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按其规定：校务人员分五类，第一类校长最高月薪可达600元，最低也有400元；教职人员分六类，第一类正教授最高月薪为400元，最低为300元。时任北大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月薪8元，相比北京市普通操作工不到2元的月工资，也已经算不少了。

根据徐沧水在《岁出预算上之军费限制论》中引用的国民八年（1919）的数据，教育经费仅占全年财政支出的0.96%，约计六百余万元，以四万万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也才一分五厘。比比所谓“正教授”一月三四百元的收入，我们可以毫不羡慕地说，能拿得起这些钱的人，全国总共才几个？！按照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一书的统计，1919年北洋政府军费开支占到全年开支的44%！0.96比44，我实在不知道那些吹嘘北洋政府重视教育的人，脑子是怎么想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关税自主权，所收入的不多的关税税款用作外债担保，盐税则充作债款基金，其大量财政收入来自于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彼时教授、议员们吃花酒的自由，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血汗之上的！

按晏阳初《平民教育概论》的说法，民国十二年（1923），美国加利福尼亚举行世界教育会议，席间各国代表汇报本国文盲人数。英国每百人中约有3人，法国每百人中约有4人，美国则有6人，邻居日本也只有4人……只听素以文教自我标榜的中国，每百人中约有文盲80人时，满座皆惊。对此，晏阳初先生感慨“即此一端，在国际上已无地位可言”。80%的文盲率与每月三四百块大洋的收入，此一强烈的反差，构成了某些人“民国教育为什么那么成功”这一旷世命题的历史背景。无疑，这80%的文盲率只是估算，这反映了一个更令人糟心的事实——以当时中国的统计能力，根本就得不出一个确切的文盲数量！

这种情况在相对“不自由”的国民政府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毕竟，有那么多文盲的存在，“国父”中山先生的训政计划又怎么实施得下去呢？

1928—1937年，被许多人称为民国“黄金十年”。称之“黄金”，实在太夸张，但在三十七年混乱不堪的民国史中，这十年算是相对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先是“废两改元”，后是发行法币，在其统治的核心区域建立起了统一的货币体系；通过四次关税谈判，提高了关税税率，又废除厘金，推行直接税，建立统一的税务机构；推行金融行业的国有化，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财政体系。

这使得国民政府有一定余力推广“民众教育”，并在1929年颁布《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正式开展“识字运动”（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其统治核心区域）。为了推行“识字运动”，国民政府先是创立“首都（南京）识字运动筹备委员会”和各省“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并于1929年1月22日由教育部颁布《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大力推广民众学校。1932年2月2日，国民政府更是颁布了《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范了各地的民众教育馆。在政府的引导下，各地民众教育馆宣传“识字运动”，推行识字教育，创办民众刊物，开展得有模有样。按国民政府官方数据，在这十年间，共扫除文盲一千五百三十六万余人，应当说花费了许多努力。可对照后来共产党的扫盲运动，却不免令人怀疑，国民党的官方数据是不是掺有水分？

图为天台县暑期民校识字上课堂教学情形

事实上，国民政府实在很难拿出像样的理由来吸引民众参与到“识字运动”中去。国家民族、宪政训政，离普通农民太过玄远，就连拿写信、记账、看报来宣传识字的好处，也多不顶用。对此，时人黄裳（民国社会学者，不是那个写《九阴真经》的黄裳）道破了事情的真相：

他们一年以内有多少机会给人写信，怕是很少很少的吧！记账的需要，也不很急切，因为他们生活的简单，没有多少要记的账。报是更不用说了，他们哪里来得报看？有钱买报吗？所以那三种理由，实在是没有多大存在的价值的。何况在平民学校毕业以后，未见得就能够替他们解决那种种困难呢！……毕业以后，出了校门，既然难得再入高级民众学校，也没有民众读物使他们阅读，就有，他们也未必能阅读得懂。隔了一年两载，他们又成了文盲了。这是现在一般民众学校的收获。

民国时期，农村凋敝，城市就业压力又大，底层劳动人民整日忙于生计尚不得温饱，哪有闲暇去接受文化教育呢？这一千五百多万经过“扫盲”的普通劳动者，又有多少人在一两年之后重新沦为文盲呢？

另外，按照台湾学者李建兴在《中国社会教育发展史》一书中的统计，1929—1936年这八年间，江苏省年均社会教育支出只占全部教育支出的13.93%，浙江省则为11.28%，这两个省份还是相对较高的。根据黄裳的抽样调查，2557名民众学校的教师中，义务供职的占42.26%，月薪5元以下者占14.67%。山东、江苏等地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平均月收入也不过二三十元，而1929年一般中学教员的平均月薪就达53.67元，更不用比一月几百元的大学教授了。

一面政府不给钱，一面民众不给力，所谓民众教育的最终归宿，注定是面子工程、官样文章。比如民众教育馆工作人员每天的生活，基本是早上按时开馆，喝茶闲聊读小说，到傍晚闭馆回家，形同养老，被时人讥笑为“办馆不办教育”“各人都在努力办馆，以致把教育忘了，更把民众忘了”。竟至于江苏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相菊潭大骂民众教育馆：“衙门气派活现，行政臭味十足。办公有定时定例，好像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宝贵，一分钟的时间，不肯在规定的办公时间以外去为民众费掉。进出这变相的衙门头，十分的规矩稳重，偶为游玩而来的民众，如同不认识行政官一样儿的不认识他；他呢，也如行政官一样儿的不认识老百姓。”

1934年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

究其社会根源，还是费孝通先生一语中的：“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不必求助于文字。”“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问题是，国民党政权既无农村基层组织，其孱弱的工业体系更远不足以吸纳过剩的农村人口。在一条抛弃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现代化道路”之下，所谓的“识字运动”能不劳而无功？

诚然，我们应当承认国民政府普及教育的善良初衷，可仅凭善良初衷远不足以为民国洗地，就像仅凭《蒋介石日记》远不足以论证国民党有多好一样。试问，动机如此善良、规划如此缜密，却每每走到初衷的反面，这难道不正说明了整个民国的问题不在于领导人的个人善恶，而在于无可救药的结构性腐败吗？这个极少数人像活在天堂、大多数人像活在地狱的时代，却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理想时代，不能不说是广大底层人民的失语。梁启超曾痛心疾首于二十四史终不过“帝王将相谱牒”。如今在“民国范儿”的鼓噪下，民国史似乎重新成为了一幕幕宫斗戏、才子佳人戏。或许“民国热”真的是出于时代进步，以至于我们可以温饱思淫欲，而不用再忆苦思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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