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反政府分离武装伏击印军打死18人 印媒污称中国介入
印度军队日前在东北部曼尼普尔邦（Manipur）被反政府分离武装伏击，造成18名士兵死亡，但印度媒体竟然想把祸水牵连到中国身上。印媒报道称，印度情报机构怀疑中国军队与袭击曼尼普尔的激进分子有关联。据报道，印度向缅甸提供了截获的至少两名中国解放军军官的电话和详细地点；这些中国军官与实施暴力袭击的反叛组织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卡普朗派) 的高层领导人有接触。
据印媒报道，印度曼尼普尔邦昌德尔县本月4日发生印度军方车队遇袭事件，18名士兵丧生，之后分离武装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卡普朗派) 和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公开发表声明对伏击事件负责。
印度曼尼普尔邦昌德尔县本月4日发生印度军方车队遇袭事件，反政府分离武装打死18名印军
这次袭击是近几十年来印度东北部最严重的武装冲突事件，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袭击事件，震惊印度全国，印度总理莫迪称之为“盲目的屠杀”，誓言印度政府绝不与武装人员谈判，将以最强硬的方式回应。
印度情报部门说，伏击是由曼尼普尔当地的武装组织发起的，其它人更多的是借此造势，以达到他们的宣传目的。
印度东北部地区和中国、缅甸接壤，人烟稀少、地形崎岖，管控难度大，并且直到印度独立后才被纳入版图，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印度本土。此地区有数十支反政府武装组织活动，他们的诉求各不相同，有的要独立，有的要自治。其中，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卡普朗派)和另外两个武装近期组成了“东南亚西部民族联合解放阵线”（ UNLFWSEA），预计很快就会有更多武装加入。
印度东北部和非法窃据的我藏南地区
《印度时报》9日发文，称“中国军方唆使叛军不遵守停火协议”，指责中国介入印度东北部的叛乱。报道说，一位印度政府高级官员透露，“反叛组织”撕毁了今年3月份的停火协议；而他们这样做是听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令。
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说：“我们今年4月份与缅甸同行举行了会晤，向他们提供了截获的两名解放军军官与分离组织领导人卡普朗之间的电话记录。在截获的电话记录中，中国解放军军官询问了卡普朗的健康状况，告诉他要放松，并且要求他学习中文。”
印度政府曾经要求东北部邻国帮助清剿跨境活动的反政府武装，不丹和孟加拉国都有所协助。但缅甸政府却声称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该地区地形复杂山高林密，难以进行军事清剿行动，而且缅军最近几年还忙于与克钦独立军和果敢联军打仗，无暇顾及印缅跨境武装。
《印度时报》引述的消息来源说，印度和缅甸两国官员会晤时曾经提起缅甸克钦省几个反叛组织从事 “鸦片种植和买卖”的问题。
另外，印度东北部分子组织武装“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卡普朗派)”领导人卡普兰和“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的强硬派领导人巴鲁赫经常穿梭于塔噶（缅甸）和中国云南省的瑞丽和昆明之间，经常与中国官员接触。
印度政府的情报还显示，一名退役解放军军官在缅甸克钦省建立了一家生产突击步枪的工厂；而这家工厂生产的一部分武器都提供给了东北地区的激进分子，其中就包括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卡普朗派) 。
另一消息来源则说，一位黄姓解放军军官在经营这家早年由缅甸共产党前领导人丁英开设的兵工厂，工厂生产的武器除了提供给缅甸反叛组织以外，同时也提供给印度的反叛组织。
一名在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邦被反政府分子袭杀的军人家属和其他人士聚集在他的遗体身旁。
《环球时报》今日引述中国南亚问题专家评论称，印度东北部的反政府势力非常复杂，有一部分是受尼泊尔地区尼共毛主义派影响，但跟中国没有关系；而且中国制造的常规小型武器在国际武器市场上很容易买到，光凭这点指责中国站不住脚。印度媒体的指责多是出于猜测，这只能给中印关系制造杂音。
《环球时报》引述的分析指出，印度军队在东北地区遭遇长久抵抗与其自身行为、民族政策有极大关系。此次印军遇袭的地点是曼尼普尔邦德钱达尔区，处于印度武装力量特别权力法案的覆盖范围，印军在该地区不经许可即可逮捕，甚至不发出警告就可开枪射杀，而且事后免于法律惩罚。正是由于该“护身法案”，东北地区时常爆出印军士兵枪杀平民或强奸妇女的消息，这也进一步加深了该地区民众的反叛心理。
延伸阅读：
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卡普朗派系、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伊萨克—穆瓦哈派系、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和波多民族民主阵线是对“阿邦”社会安定有直接影响的四个印度东北部分离与恐怖主义组织。
1、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
那加人的民族独立运动是印度东北部分离主义活动的一面旗帜。1946年，“那加民族委员会”(NNC，the Naga National Council)成立，成为那加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力量。1975年11月11日，那加民族委员会与印度政府签订了《西隆协定》，许多成员放下武器回归正常生活。在那加民族委员会溃散后的几年里，其分离主义活动一直处于低潮。1980年“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NSCN，the 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and)成立，那加人的分离主义活动也随之回升。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宣布要以武装斗争方式使那加人从印度政府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成立一个独立的“那加人民共和国”。
1988年4月，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因内部权力斗争分裂，以卡普朗(S. S. Khaplang)为首成立了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卡普朗派系”(NSCN-K，the 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and-S. S. Khaplang)，以伊萨克(Isak)和穆瓦哈(Muivah)为首成立了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伊萨克—穆瓦哈派系(NSCN-IM，the 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and-Isak&Muivah)。卡普朗派系的成员主要是孔雅克那加人(Konyak)、伊萨克—穆瓦哈派系的成员主要是坦昆那加人(Tangkhul)。
印度政府与伊萨克—穆瓦哈派系和卡普朗派系分别于1997年和2001年达成了停火协议。那加人在印度、缅甸和“阿邦”东南部都有分布。印度境内的那加人居住在那加兰、曼尼普尔和阿萨姆邦。卡普朗派系的领导人卡普朗是缅甸那加人，他们将缅甸的实皆省(Sagaing)称为“东那加兰”。伊萨克—穆瓦哈派系的领导人伊萨克和穆瓦哈则是印度那加人。
那加人认为，是英国殖民者使其失去了往日的自由，并将那加这一古老民族割裂在了不同国家内，因此希望在英国人走后恢复独立，将所有那加人居住的地区合并起来，实现那加人的统一自治。伊萨克—穆瓦哈派系主张建立一个总面积为今那加兰邦6倍的独立国家“那加国”(Nagalim)或“大那加兰”(Greater Nagaland)，其领土范围不仅包括那加人在印度的居住地、还包括印称“阿邦”和缅甸的部分地区。卡普朗派系的斗争目标也是建立一个所有那加人聚居的“大那加兰”，其领土主张与穆瓦哈派系相似
20世纪后半期，那加人的分离主义运动经历了由“非暴力”到“暴力”的斗争方式转变，由“多数民众支持”到“少数极端分子活动”的运动基础转变，由“共同面对印度敌人”到“不同派系火并”的斗争内容转变，由“民族自由的崇高理想”到“绑架勒索与恐怖活动”的运动性质蜕变。在这些转变中，那加民族分离主义组织演变成为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相融合的地方团伙势力。
2.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和波多民族民主阵线
阿萨姆邦是印度分离与恐怖主义组织活跃的“重灾区”，同时也是印度建国后被分割最为严重的邦。印度建国时，阿萨姆邦面积广袤，1987年印度邦级区划的第二次重组浪潮结束时，在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冲击下，阿萨姆邦呈现出“碎片化”，分离出来的新邦多达3个，即那加兰邦、梅加拉亚邦和米佐拉姆邦。这种“一变四”的区划分割在印度建国后的邦级区划变动中是比较少见的。
阿萨姆的分割是印度东北部分离主义活动巨大冲击力的最直观反映。在阿萨姆邦众多分离与恐怖主义组织中，最为著名、且对“阿邦”安全局势有直接影响的是成立于1979年的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LFA，the 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sam)和成立于1988年的波多民族民主阵线(NDFB，the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Bodoland)。
1979年至1985年之间，阿萨姆邦掀起了反对“外来人”的“阿萨姆运动”，这场运动催生了武装分离主义组织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武装革命方式使阿萨姆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并保护从邻近地区来到阿萨姆生活的人的利益不受侵犯等。
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成员达数千人，武器装备也较先进。1991年，印度政府曾调集4.3万正规军、发起了为期三个月的“犀牛行动”(Operation Rhino)围剿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2003年底和2004年初，印度又联合不丹、缅甸对其进行联合打击。
波多人(Bodo)是阿萨姆平原地区居民，也是阿萨姆邦古老原著民之一，波多人认为其利益受到了阿萨姆邦多数人口阿萨姆人和孟加拉人的侵犯。由于阿萨姆邦邦政府的忽视，波多人问题逐渐从最开始的谋求民族自治和经济发展演变为民族分离主义问题。成立于1986年10月的波多民族民主阵线是波多人最主要的分离主义组织，其斗争目标是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北部波多人聚居的地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波多国”(Bodoland)。2005年5月，波多民族民主阵线与印度中央政府和阿萨姆邦邦政府达成了停火协议。在波多民族民主阵线内部，同意与政府谈判解决问题的成员被称为“和谈派”(NDFB-PTF，Pro-talks Faction of NDFB)，反对和谈的成员则被称为“反对派”(NDFB-ATF，Anti-talks Faction o f NDFB)。
与那加人的分离主义组织一样，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和波多民族民主阵线在印度政府军的强力围剿下，逐渐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相融合，运动性质发生了巨大蜕变：政府军人和警察不再是惟一的作战目标，地方百姓也成为打着“分离主义”旗号的武装分子袭击的对象；武装分子对地方安全力量的零星伏击主要是为了制造声势和混乱，以便增加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斗争方式不再单一表现为对地方安全力量的零星骚扰，还增加了绑架暗杀、敲诈勒索百姓和政府雇员、抢劫银行、恐怖袭击教堂和公共交通工具等新内容；武装分子手中的枪械越来越少地用作争取民族独立的武器，更多情况下成为维护势力范围、进行毒品交易、军火走私、解决派系利益纠纷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