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林、隆国强：中国创新——我们为世界定规则-李凤林、隆国强、张宇燕、佟家栋

“我看大家拿的手机，很多都是外国品牌啊！”

上月初，在中关村创业大街考察时，看着大家手里高举的手机，李克强总理不由发出感慨：

“很多国产手机的操作系统也是国外生产的，我们要让更多‘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变成‘Created in China’（中国创造）！”

这已经不是总理第一次谈创新了，去年全球研究理事会开幕式上，李克强曾提到：“让创新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的强大动力。”同年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也曾对中外企业家说，“创新不单是技术创新，更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今后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仍然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

“一带一路”战略正在推进，对于正在迈开步子走出去的中国而言，如何在技术和制度上占据优势，成为能不能赢得市场先机和他国信任的关键一笔。

5月30日，首届世界经济论坛在人民大学举办，原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从左到右）发表演讲

5月30日，在“首届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上，各路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增长问题各抒己见。在诸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创新”受到学者们的一致关注。从技术创新谈到制度创新，从企业创新谈到国家创新，这些务实派经济学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展开热烈讨论。

话题首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教授开启，在谈到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时，隆教授认为，对于眼下正处于金融危机余波中的世界主要经济体来说，靠科技促进产业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是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和挑战的法宝。他说我们一方面看到不少外资企业撤离中国，一方面又看到外资引进大规模上升，背后的道理在于我们的产业结构在发生巨大变化，而技术创新就是一个重要环节。

“新一轮技术革命对中国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好机遇，就可能实现弯道超车”。隆教授用生动的例子详细解释了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中所做的努力：“华为在移动通讯设备领域能够快速出击，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通讯设备制造商，靠的就是整合全球研发资源，利用全球市场和人才实现跨越式发展。另外还有一大批新型企业比如大家常说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等，说明我们的一些企业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当然还有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

5月底胡鞍钢教授在人大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经济论坛中提到的，“中国正在不断成功塑造本国的经济地理，同时开始塑造周边经济地理，进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国改变世界正逢其时，在隆教授看来，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其实就取决于谁能够把握好每轮重大技术革命，“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挑战、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到机遇，用比以前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把握好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遇。”

对于隆教授提到的技术创新，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老先生深表赞同，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就在于我们能够不断创新。李先生还向大家讲述了他在担任俄罗斯大使期间的一个小故事：“在航空技术合作上，中国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动机。我们自己可以造，但在性能上还是不及俄罗斯。俄罗斯人曾经很骄傲地公开表示‘中国可以造，但还得买我的’，我听了以后心里很不服气。有一次我给科技大的学生讲，希望大家能够努力把发动机造出来。我也曾请教过专家，为什么我们造不出来，主要障碍有两个，一个是材料，一个是功能，发动机叶片有一个核心，这个叶片很薄，要靠手工磨制。这是需要非常有经验的技工来完成的。前些年我们国家只顾着做生意、赚大钱，搞金融之类，忽视了这一块人才的培养。但是德国人就很注意这一点，一直在做职业教育。瑞士到现在为止最高级、最精密的产品还是手工的。所以当我看到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大国工匠》时非常兴奋，我们终于明白培养熟练工人的重要性了。”

相比于其他学者强调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了大家：创新天天在发生，但重大创新几乎没有。张所长解释到：

“技术进步直接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相关，但我们看一看全球的劳动生产力增长速度，真是让人担忧，1999年到2006年全世界劳动生产力增长了2.6%，去年仅增长2.1%。劳动生产力技术进步的指标叫做TFP，过去几年几乎是零增长。以美国为例，这是我们认为最具创新的国家，2014年的全要素增长是-0.2%。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带来的经济增长周期一般在30年到40年，这个周期过了之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方面。”

张宇燕教授还谈到近年来比较热的3D打印技术和医药医疗技术。在他看来，3D打印本质上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提高劳动生产力需要依靠大规模生产，而3D打印是个性化生产。还有医药医疗已经撞到了一个看不见的墙，医疗技术的发展是为了维持人们的寿命，但解决不了精神上的问题，而且在这方面的消耗过大，根据哈佛大学的报告，每年为维持人类生命所消耗的财富达几万亿之巨。躺在床上浑身插着管子，这样维持生命浪费财富有什么意义？”——如何利用技术创新带来最大收益，恐怕是这个极客流行的世界需要反思的问题。

“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除了赢得技术创新的优势之外，制度创新也是中国能够领先的关键之一。与会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的亚投行、金砖银行，无一不是在制度上独辟蹊径，赢得先机。

对此，张宇燕教授继续讲到：“技术、人口、产品、服务的流动都受制于全球的规则和制度。目前TTP、TTIP、RECP等各种各样的地区贸易谈判此起彼伏，但全球贸易体系在碎片化，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各个国家更关注自身利益，纷纷搞一些排他性的贸易安排，美国参议院上个礼拜通过了针对中国的TPA（观察者网注：TPA即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也就是所谓“快速通关”程序，即只要行政部门满足TPA所列让其国会参与等条件，美国政府与贸易谈判国达成协商后，协定送交国会时，国会只能对整个协定表决同意或反对，而不能修改条文或逐条审议）。很多国家已经把国际规则的确立当作打压竞争对手的手段，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制度非中性。我们说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其实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间的竞争取决于你的实力，也取决于规则，因为没有规则，你的实力都是虚的。”

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教授则以正在推进的自贸区为例，详细解释了中国制度创新带来的机遇。“重建国际经济秩序是一个在改变规则同时竞赛的问题，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不是简单地抵御外部冲击，还要有一些积极对策，这种积极对策就是深化改革，加快开放，‘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就是改革的成果。2013年9月28日，上海自贸区成立，紧接着2015年12月12日，天津、广东、福建三家自贸区纷纷成立。在这个从不太完善的市场经济向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分几步走、路径是什么、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等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对于国内企业来说，自贸区需要营造一个便利的贸易环境、投资环境、创新环境，以及一个便利高效的服务系统；对于国外企业来说，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供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便利，是自贸区应有之意。而在佟家栋教授看来，这就是在制定规则，就是制度创新，既解决国内投资问题，又解决了“如何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问题，只有大家都接受中国制定的规则，才能够吸引国外资本进来，大家都玩得起，自贸区才玩得转。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自贸区规则制定的重要性，佟教授以制造业为例，详细解释自贸区如何吸引资本进入：“现在靠国内庞大的和潜在的市场，制造业在中国有很多机遇。但是具体到某一家企业，它感兴趣的可能是相对便捷的原材料进口、投资和融资环境以及预期的国内潜在市场和经济总量的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在自贸区规则设计时，需要量身定制，打造一套能够吸引这个企业的办法。”

当然，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佟教授进一步解释到，“大家看到的自贸区总体方案中，没有一家不涉及科技创新的，这正是企业科技创新和国家创新的结合。”

在李克强总理和中关村精英谈完创新后不久，5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浙江考察时再次提到，“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在创新方面，中国的产业界筚路蓝缕开拓新章，而国家层面的创新意识也已经非常清楚。做得好，还要能说得好，还有能提炼为具有指导性的思想。落实创新思维，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在这方面，人大世界经济论坛或许能提供更多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