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到现在 中国孩子们怎么过六一儿童节（组图）
适逢六一儿童节，有孩子的带孩子出去happy，没孩子的回忆童年自己happy。于是你可以先去看看30件经典童年玩物，如果没被勾起回忆，再来看看澎湃新闻推出的这组图——从民国到现在，中国孩子们怎么过儿童节。如果你看得深沉、看得有同感，那恭喜你，年龄已暴露。
开个玩笑。这就严肃起来迎接民国范。1931年国民党党政机构确立了每年四月四日为儿童节，儿童被国民政府当作了挽救国家危亡的希望所在。保护儿童、儿童幸福、慈幼一时成为社会上热门的话题。那时的儿童是怎么度过这个节日的呢？
以下报道来自澎湃新闻，记者史健：
中国虽然早有慈幼传统，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但更多时候，儿童仍是家庭的附庸而没有独立的意义。晚清以后，由于欧美各国“儿童中心主义”思想的传入和对儿童本身价值的发现，加之对儿童将来能救亡图存寄予厚望，儿童独立的地位和意义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和确立。
1870年，广州，拿着书本的儿童。
在封建社会，儿童是家庭的私有财产，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意识到，儿童现在是家庭中的一员，将来就是国家中的一份子。
为赋予儿童政治地位，塑造“新国民”，1931年国民党党政机构确立了每年四月四日为儿童节。儿童被国民政府当作了挽救国家危亡的希望所在。一时间，保护儿童、儿童幸福、慈幼成为社会上热门的话题。
各大报刊也展开积极的宣传活动，推出儿童节报道。
对设立儿童节之必要，《中华周报》曾解释到：“国民教育既未普及，强迫教育又未实行，各地方虽开设若干小学校幼稚园为儿童教育之所，但数目非常有限，且民智未开，社会上每每对于儿童教养视为无足轻重的事。儿童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父兄之养育其子弟，无非出于巩固家庭养老传嗣的一种私意，并无丝毫强国强种的观念。若不由政府指定一个日期，做一种盛大的宣传，则不足唤醒人民对于儿童事业的注意。”
《文华》杂志的儿童节专号。
同时，因当时日本人的侵略，文章更将儿童与救国联系起来：“根本的救国办法，是一面责望于成年人为救国的急先锋，一面更要注意儿童们救国后援队。” 孔祥熙还专门撰文言及：“欲谋救国，宜从根本上着手，需先培养国家生命所寄托之儿童，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义，教养国内多数儿童，如此国难可解外侮永绝。”
1935年，江苏南京新都大戏院，儿童年开幕典礼。经过努力，儿童的教育、健康、卫生等福利问题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并有所改善。CFP 资料
在这种指导方针下，各种关于儿童的标语口号流行起来，如“儿童不是旧时代的继承者，儿童是新时代的开创者！”、“儿童是改造社会的小工人”、“儿童是复兴中华民族的生力军”、“加紧敎育儿童，训练儿童”等。还有一些颇具时代特色的儿童节标语，如“少爷小姐是废物，贪图享福必送终”、“不把苦孩子的奶夺来吃”。
1935年，民国政府还曾决定，从当年的4月4日起至1936年4月3日止为“全国儿童年”。
儿童节进行队列表演。当时民国各中、小学校都有“童子军”组织，每年国统区的儿童节也多以“童子军”的活动为中心，搞一些庆祝仪式。
当时的儿童节项目颇为繁复，如上海市纪念儿童节的程序就有：奏乐、唱歌、向总理遗像致敬、静默、主席报告、市长致辞、各机关代表演说、名人演讲、儿童代表演讲、欢呼口号以及公安局奏乐、保安队教导团演习等等。大会经常邀请名人演讲。蔡元培在第四届儿童节上的演讲中提出，成年人应当注意儿童“衣食住行，智体德美，因未来之责任，异常繁复，如无相当之训练，将来不易担当。”
1935年，上海儿童节庆祝活动，儿童代表演说儿童新生活运动。1934-1949年的新生活运动力求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
1935年儿童节，上海市长吴铁城向儿童赠送纪念品。
纪念大会不仅参加人数众多，规模宏大，政治气氛也很浓厚。每到纪念日各地都会成立儿童节纪念大会委员会，大会主席团多是党政机关职员。每次纪念活动结束时儿童会高呼口号：“儿童要负起三民主义的责任……中华民族万岁、三民主义万岁”等。从以上儿童节程序可以看出，真正与孩子们有关的活动并不多，更多的是大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举行的活动。
作为一个新生节日，它是国民政府彰显社会控制力的手段之一，更是通过儿童进而教化成年人的方法。
1936年儿童节上，孩子们表演节目。
九一八事件后，国难加重，儿童节也成为国家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平台。1934年，广州市政府还下公告，制定《儿童歌》：“今朝盛节祝儿童，国光付托我儿童，责任繁重，雪耻国强仗我躬，真主人翁，警醒大家勿醉梦，频敲暮鼓与晨钟。”并责令各学校教员预先教授学生。
报纸（1933年）上配发的儿童节特辑也紧跟时事，以爱国儿童为主题。 此照片配发的文字为“如果你是我的敌人”
配发文字：“笼里的同类为什么要争斗呢？”都暗含了时局的隐喻。
配发文字：“时势急了！日本欺我无人。我要撕破纸，投了笔，带了炸弹，干粮。东北去，收回国土。街上去，杀尽倭奴！！！”
国民政府将时局教育、政治教育的需求与儿童教育紧密捆绑在了一起。有人在报上直言：“我国目前儿童教育的基本方针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以三民主义内容的教育，是提高儿童抗战意识的教育，是训练儿童生产技能的教育。”
1941年，四川简阳县龙泉驿一处童子军学校中，黑板上的“我是中华国民……将来一定了不得”的训导口号。
1934年，上海儿童年恰逢提倡国货年。一名儿童在中国国货公司制作的坦克模型旁。当年，中国国货公司还开设了儿童游乐市，向儿童推销国货。儿童节所发礼品也都务求国产。
这种以政治训导为实质的儿童节，虽然在当时的情势下有其意义，但仍不免遭到质疑。1935年的《民众先锋》上一篇《谁的儿童节》反问到：“每年的儿童节，各要人家的公子小姐都穿着新装，他们的小照片都会登载各报上，但那些农村经济破产下的儿童，做小生意的儿童，他们有些成日只能穿着破衣裳挨家挨户的唱，有些在乡下啃草皮，好多十三岁的儿童为得一角钱要挖一整天的阴沟。同样是儿童，同样是未来的主人翁，这样矛盾的社会，儿童节真不知道是哪些儿童的。”
民国时期吃着东西的少年矿工。CFP 资料
当时城市里能过儿童节的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至少也是有学可上的孩子，更多的孩子是无学可上，甚至沦为童工。
这种反思也出现在陶行知的《民主的儿童节》中：“幸运的儿童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过儿童节，不幸的儿童就连四月四日也与他们无关，他们在儿童节仍旧是搽皮鞋、拾狗屎。”
1938年，在延安的毛泽东与小八路交谈。
当国民党在轰轰烈烈进行儿童节活动时，共产党对于儿童的教育也十分重视。1938年6月26日，毛泽东为《边区儿童》的题词中教导说：“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1942年“四•四”儿童节时，又为《解放日报》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1940年，河北唐县稻园纪念“四•四”儿童节大会上，儿童团进行歌咏比赛。手持木枪、肩背被包的儿童团员们列队高歌。 赵烈 图
1940年，“四•四”儿童节上，儿童代表发言。赵烈 图
1940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出了关于《纪念“四•四”节与 开展儿童工作决议》，提出要“帮助已有的儿童团体，普遍建立抗日儿童团。”此后，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儿童团组织。主要任务为：宣传大家打日本、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
1940年，手拿木枪的边区儿童。沙飞 图
1944年，敌后根据地的儿童怒劈日军遗留的堡垒残木。沙飞 图
1950年，“六一"儿童节上，坐在主席台上的主席团成员。此时的儿童节已经改为六月一日。
建国后，新中国将儿童节改在了六月一日，废除了原来的“四•四”儿童节。此后的儿童不再担负救国存亡的重任。他们成了“祖国的花朵”、“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1957年5月1日的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上，孩子们列队经过天安门广场。
经历过社会大动荡之后，人们的心稍微安顿下来，儿童的形象从肩负政治需求的“新国民”回归到了童真之中。
1964年“六一”前夕，北京王府井百货商店童装组十分热闹。一位妈妈正在为女儿试穿新衣。新华社 资料
此后，另一些关于儿童的口号流行起来。1951年9月底，毛泽东接见安徽参加国庆的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中有渡江小英雄马三姐。毛泽东关切地问她念书情况，还送她一本精美的笔记本，并且在扉页上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8个字的题词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成了很多人儿时的记忆。
1983年的“六一”儿童节上，合肥钢铁公司的巡游彩车就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主题。CFP 资料
2007年的“六一”，等待表演的孩子们在后台打起了哈欠。此后的儿童节，更多集中在文艺汇演和游玩上。
（澎湃新闻 记者史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