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人生沉思录12| 好文章当直奔民族的生死存亡
【作者按：这篇《人生沉思录》，从1996年开始写，已有三千多条，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读书体会，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内容；既可作思想记录，又可作今后写作的素材。点点滴滴，受到学友的喜爱。下为最新修订稿，以五十为节，与朋友分享。】
（本文为《人生沉思录》第12部分，其余部分请见作者专栏。）
851. 软实力研究的底线是不能软得没有实力。软实力研究不能软到“发嗲”的程度。发嗲就让人瞧不起。有人拿今天的中国跟新加坡比，绝对不行，那是两回事。新加坡能发嗲，中国则不能：五大三粗的，发嗲是没人信的。
852. “损有余而补不足”似乎是上帝对人类的照顾。离大海最远的俄罗斯得到了世界最大的陆地版图的补偿。俄罗斯民族的悲剧在于它拥有巨大的黑土地的同时又在作着蓝海的梦。
853. 有时间收藏历史，远不如去创造历史。
854. 话，舌之言，说说而已；信，人之言，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855. 稳，急于禾，无粮不稳。
856. 喜光晕血，乃为政大忌。
857. 糖，唐米。陆游《老学庵笔记》载云：
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问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与外国者等。自此中国方有沙糖。唐以前书传，凡言及糖者，皆糟[1]耳，如糖蟹、糖姜皆是。[2]
陆游的说法有大量的文献根据[3]。《新唐书·摩揭它》载云：
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环五千里，土沃宜稼穑，有异稻巨粒，号供大人米。王居拘阇揭罗布罗城，或曰俱苏摩补罗，曰波吒厘子城，北濒殑伽河。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4]
858. 《礼斗威仪》曰：帝者得其英华，王者得其根核，霸者得其附支。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霸道不行不能守其身。[5]
859. 晶，三日共并，光多棱折射状。
860. 看，手遮目上。
861. 财，才为因；贝为果。
862. 新闻、史料及其评论
一
2010年1月9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曾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原则，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是三天以来中方第5次就美对台军售一事表示强烈反对。当日人民网有文章认为“中国‘史无前例’地强硬回击对台军售令美方意外”。
2010年1月30日，美国政府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出售“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反导系统、“鱼鹰”级扫雷艇、“鱼叉”导弹、多功能信息分发系统等武器，总价值近64亿美元。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紧急召见美驻华大使，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奉命召见美国驻华使馆国防武官，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国台办发言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负责人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负责人也就美国政府决定售台武器发表谈话，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在该消息宣布的17个小时内，中国迅速宣布了四项反制措施。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方面决定暂停中美两军计划内的有关互访安排。同时，中国外交部决定推迟中美两军部分交往项目，推迟双方拟于近期举行的中美副部长级战略安全、军控与防扩散等磋商。中方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相关制裁。
美国白宫发言人吉布斯于美国时间2月11日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2月18日在白宫会见达赖。2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方已就美方上述决定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坚决反对达赖窜访美国，反对美国领导人与达赖进行接触，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一段时间以来，中方多次就奥巴马总统可能会见达赖问题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清涉藏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反对“西藏独立”的承诺，立即取消安排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的错误决定，不为达赖从事反华分裂活动提供任何场所和便利，不做任何破坏西藏稳定和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以免给中美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
结果：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此时，距他高调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刚刚过3个月。据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已召见美驻华大使洪博培提出严正交涉。
二
1950年刚建国不久，美国出兵朝鲜，毛泽东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周恩来半夜12点30分把印度大使潘尼迦叫过来，告诉他：“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这样需要和平；但是，现在却到了只有抱定抵抗侵略决心才能保卫和平的时候。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迫不得已出而参战。”一个小时后“中国的军队就越过鸭绿江，开入朝鲜领土”。[6]
结果： 1953年7月26日，美国被迫于板门店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协定》上签字。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条约的前夕，苏联同意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的这条贯穿俄国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有效边界——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北方有效边界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推，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的陆上出海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手中。
三
1970年4月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向柬埔寨出兵，美国把侵略越南的战争扩大到了整个印度支那。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标题就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说：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宠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结果：《5·20》声明发表还不到两年，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就颠颠地跑到北京与毛泽东来谈“哲学”；3月13日，中英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把两国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10月1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国建交。
评论：喂猪不能驱虎
863. 除夕夜看春晚的感悟是：生活愈接近本质，其艺术表现形式也就愈安静、朴素和简约。
864. 收获时人的心情是平静的，而人为制造的“豪华大场面”反衬出人的心虚和浮躁。心虚需要声势以壮胆，浮躁则需要不停地注射“鸡血”以煽情。
865. 文艺中人为地制造虚浮泡沫就是在对国家和民族犯罪。
866. 承平时期不出现庸官才是不正常的。和平了，虚浮的话不仅不会立显其祸，相反还可直获其利；与战争年代不同，这时说虚话、浮话、大话、甚至鬼话所产生的负反馈只有到下一代或下几代人才能应验，而有多少人会为未来灾难而放弃眼前的利益呢？这大概就是富不过三代的原因。对此，像俾斯麦这样的铁血人物也深感无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德国人听的，但也许对我们当下的中国人也不无启迪。
867. 安，家无女则不安[7]；宁，家无丁则不宁；定，家事止于一[8]。
868. 学生不是在学堂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血与泪水中熬出来的。
869. 医生的话比媳妇的话管用，是因为医生的话关乎生死，而媳妇的话只关乎感情。文章同理，好文章当直奔民族的生死存亡。
870. 读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下面的议论于今有益：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渐尚意气。至万历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自标异。明末以廷议误国，事不胜举。要之不度时势，徒逞臆见，是非纷呶，贻误事机。举其要者，流寇既起，内外相乘，若暂和关外，犹可一意治内。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无敢主和事者。陈新甲主兵部，力持议款，帝亦向之，事泻于外，为群臣大哗，为杀新甲。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责其逗挠，朝廷屡旨促战，传庭曰：“往不返矣，然大大夫岂能再对狱吏！”遂败死。贼既渡河，有请撤吴三桂迎击者，议者责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贼势燎原，或请南幸，或请以皇储监国南京，议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终至于一无可为而止。[9]
故此，钱穆先生痛陈：
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世闻名朝形成群龙无道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10]
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元代大学者袁桷[11]说：
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使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12]
钱穆评论说：“是学风之陋，南宋以来已然。”[13]
871. “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是曹操对袁绍的评价，其实明思宗崇祯也有这个致命缺点，很有些戈尔巴乔夫、萨达姆之类好虚名轻实功的做秀功夫。据载崇祯不让女人抬轿，要在政治家身上“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可不久就被逼自缢于煤山。李自成入城前，崇祯还像萨达姆一样要做威武不屈秀，声称：“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自缢前还在蓝色袍服上大书：“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任贼分裂朕尸，勿伤我百姓一人。”[14]
崇祯在位17年，死时年仅35岁。
872. 两个人的悔罪与空谈误国的教训。
当年满口“公开透明”和代表“改革运动”力量的李宗仁，后来知道了说大话易而落实大话却是何等之难，认识到了空话有可能还会给民族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他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曾悔罪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5]
读了这段文字，使人联想起中共党内的满嘴大话空话而又无力落实的“左”、右人物如陈独秀、王明等，及苏共党内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等。好在中共方面有毛泽东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而苏共方面则无力纠正他们的错误终至苏联解体。曾参与解体苏联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的叶利钦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也向俄罗斯人民发出了与上述李宗仁同样的忏悔。他说：
我要求你们的原谅。原谅我们分享的许多梦想没实现这个事实。原谅本对我们似乎简单的事情，结果却困难得使人痛苦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相信我们以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人，我要求他们原谅我不为他们的一些希望而辩护。我自己相信过这点，即举手之劳就可以克服任何事。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我们是在错误和失败中强行前进，很多人在这困难时期遭受到冲击。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以前从未说过这是件容易的事。今天重要的是把如下的话告诉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引起我内心的痛苦。多少无眠的夜晚，担心地忧虑着，到底需要怎么做，才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我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现在我要离开了。我已经尽我所能，不仅是我健康的所能，而是在所有难题的基础上尽了我的所能。
殷鉴不远，宋、明两朝覆亡的教训告诉我们力戒空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873. 血抽得过多了人发抖，石油抽得过多了地球也要颤抖。未来的世界将震灾频发。
874. 国事如家事，若要求事事透明——如没有特别的目的——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有些事情可以而且必须透明，但还有更多的事情，一透明就再没有回旋余地了，这样反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两口子吵架，一定要将家里伤心事放在大庭广众中“晒晒”，那么家人的感情肯定就被“晒”完了；底部尽是烂泥的西湖要是放在阳光下“晒晒”，那杭州就没有人去了；人体要是透明了，那么气管以下的体内腑脏就不能保留，这样选美大赛就搞不下去了；尼克松与中国结盟的想法如先放到国会“在阳光下运作”，那中美关系可能现在还在冷战之中；与玫瑰花三天两头要连根拔起在阳光下晒晒的结果一样，戈尔巴乔夫搞政治“公开化”，将党内矛盾和历史上的问题全拿出来“晒晒”，结果苏联瞬间解体。家事也如人事。许多很有成就的人——比如卢梭——在青年时也做过一些不恰当的事，但他后来在自己成长过程中认识、忏悔并自我改正了这些错误。如果这些事在当时也被拿出来“晒晒”，这个人很可能就被毁了。而毁掉卢梭这样的思想家，那才是人类的悲哀。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反腐败口号排山倒海，反腐标准越提越高，以致最后都将发动并一直站在这场革命最前沿的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并继而不得不由拿破仑·波拿巴皇帝来为这场革命收尾。[16]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以如此保守的方式的结束，这真是历史讽刺。
875. 在法律范围内，尽可能地包容并善意留给公民或国家领导人一定的认识和调整失误的时间和空间，是一个民族的民主素养成熟的表现；同样，能够理解和支持敢于顶住舆论压力的领袖，让其在历史的——比如毛泽东挥师过江统一中国的1949年——关键时刻放手为国家的最高和最长远的利益而放手一博，并愿意为此付出相应的牺牲，也是这个民族民主素养成熟的表现。
黑格尔说：“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的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蔑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
黑格尔还说：“公共舆论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17]
876. 最好看却又是最糟糕的吏治是将政治家治成牧师，将牧师治成政治家。而牧师型政治家——比如李宗仁、尼赫鲁、卡特、戈尔巴乔夫等——只能做秀而不能做事。
877.“反腐”如化疗，要保持红白细胞平衡，要讲政治效果。明朝崇祯时期的“反腐”政策是很严厉的，“化疗”过度，导致政治力量失衡，结果自不必多言。
878. 现在媒体常说“让人民更有尊严”，但尊严问题本质上是生产关系而不是“财富”即钱的问题，劳动者尊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生产资料归属于劳动者集体的所有制。有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才能有尊严。20世纪30年代，鉴于农村严重的两极分化，蒋介石在农村搞“新生活运动”：不触动地主所有制，只给农民“发糖”，给士兵发“红包”。而毛泽东红军则从生产关系入手，在农村搞“打土豪、分田地”，结果农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去了。因为他们在红军队伍里感受到了人的尊严。所以，没有生产资料，人的活动就不能形成劳动，这时的人只是劳动的要素之一即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劳动力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就可以形成为自己生活而开展的劳动，这时的人才可称为劳动者而不是劳动力，这样的人民才可能是有尊严的，而人民没有尊严的社会是很难长治久安的。
879. 培植对手民族中最无力的思想是征服这个民族的有效手段。与英国人在印度将印度式“武训”——主张“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捧为“圣雄”的目的一样，明思宗崇桢死后，清封其为庄烈愍皇帝。庙号怀宗，葬北京昌平思陵。苏联解体前，西方为了鼓励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10月15日向他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苏联解体多年后的2008年9月18日，美国国家宪法中心作为奖励，又向戈尔巴乔夫颁发“自由勋章”，而为戈氏挂奖章的人就是当年利用戈氏善意瞬间踹倒苏联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布什对戈氏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荣誉。但这个“真正的荣誉”对苏俄罗斯民族来说却是一个真正的灾难。可以肯定，戈氏如果离世，美国也会将其树为世界级的“圣雄”，正如美国为了统治黑人，将厌恶其黑皮肤的杰克逊捧为“歌王”的目的如出一辙。
880. 这几年“坚定不移”一词用得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以致都用到科学试验上了。有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坚定不移推进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应用”（黄大昉，人民网2010年3月4日）。“坚定不移”地研究转基因技术，这没有问题，但若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应用，尤其应用在13亿人赖以生存的粮食生产上，这让人心里不踏实。自古科学应用只能建立在试验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坚定不移”的决心上。在具体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应用上，采取“坚定不移”态度的后果不仅可怕，更是灾难。
881. “文革”中有“红海洋”，主要是红旗和“红宝书”等，现在有“中国红”，主要是大红灯笼和红裙子等；“文革”中与红色搭配常用绿色，如绿军装、绿书包、绿军用鞋等，今天常用的则是只有古代帝王才能御用的金黄色，如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2008奥运开幕式以及2010年春晚的开幕场面。
色彩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人的审美偏好。绿色象征着生命力，所以韩愈《早春》诗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金黄色象征金钱和地位，所以黄巢不第后赋诗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诗言志，张艺谋用黄氏诗的用最后一句为题拍了一部电影。
882. 当前资本，尤其是其中的“买办资本”大规模让利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及其国家，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出路。但“让利”不能只集中于分配领域，而应集中于生产领域；不能只送给农民工人生产的结果即产品比如电冰箱之类的东西，而要送去生产的原因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市场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最直接结合，才能最充分地唤发出生产力中最核心要素即劳动者身上的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的高低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紧密程度为正比。一部中国革命斗争史，就是劳动者寻求与生产资料直接而非间接结合的历史。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直接将土地交到农民手中，而国民党则给农民和士兵以银元；共产党的士兵为家中的土地而战，国民党的兵士则为大洋、金条而战，结果共产党赢得了天下；国民党痛定思痛，到台湾后，一改在分配领域“好施小惠”的办法，从生产资料入手，搞土改并由此在台湾立住了脚。建国后，在国家垄断了市场的条件下，毛泽东送给工人农民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人民支持并由此成功；邓小平用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率先将市场让渡给农民和农业，这样才有了八十年代初期改革的成功。
883. 中国与欧美不同，由于殖民历史的原因，欧美有从南方国家剥削而来的世界资源和财富回流以弥补本国社会分配领域的差距，所以他们那里的“民主社会主义”可以解决他们那里的问题。中国和整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分配条件，所以，它们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东方国家在没有世界财富回流的条件下共产党如何获得人民支持的学说。从生产资料领域而不是从分配领域入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比较而言，列宁主义反映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它也更接近东方国家的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884. 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消费的概念，它更是一个生产的概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人农民不仅是消费者，他们更是生产者和历史的创造者。历史表明，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和市场，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流民人数的增长是社会动荡乃至社会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只在分配领域谈论“公平正义”还是不够的，毛泽东批评这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18]。只有巩固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和市场中的主体（主人翁）地位，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在东家和长工之间，“公平正义”的标准不仅仅在于缩小收入差距，而在于消灭造成长工身份形成的经济原因。世上鲜有长工因提高了待遇就在雇主面前有“尊严”的事。
885. 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是多数。”三十多年改革改得“穷人”和“弱势群体”竟成了需要国家关注的社会中的多数，这样的结果，愧对革命先烈。
886. 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写字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本分，国家培养我们读了书，总要为国家和中国人民做些事，枪拿不了，笔再拿不好或拿不端正，就对不住先人，对不住养育我们的人民。
887. 吉，士开口。
888. 娟，如月，婵娟是也。
889. 出，山外有山。
890. 宾，家以兵为贵。
891. 学习学到一定时候，其中的问题就不是讨论能解决的。天地之妙，存乎于心。道可道，非常道。经验不到，讨论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低效。比如“老婆”一词在西方人听起来就是骂人，在媳妇听起来就亲得不得了，这要讨论起是非来，很难有结果，因为双方没有共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体验；另如“疼”字，也是自己被烧后而非讨论后才能悟出的感觉，这与饿了就知道什么是“饱”字的道理一样。与夏虫不可语冰，饱汉子与饿汉子是说不到一起的。
892. 刑，开刀。
893. 罪，四非。解一：四，从网；非，不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解二：音四，肆，野也；非，不正也。野且不正为罪。
894. 败，破财。
895. 背，坐北面南。月，从肉，身也。
896. 青年的人生可多用加法以支撑减法：多寻找些成长的机会是为了将来有拒绝机会的能力，这期间人俗一些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总要养家糊口，而养家本身就是很世俗的事。五十以后的人生则要多用减法以支撑加法：多拒绝些社会诱惑以保证向着人生的目标做最后的冲刺。如果这时人还很世俗，那就无可救药了，因为人生目标与世俗目的是格格不入的。跑道上鲜有进入冲刺阶段的运动员还在左顾右盼。
897. 俗事俗办，雅事雅办。
898. 关于1937年苏联“大清洗”有两个人的回忆资料值得注意：
曾接替李维诺夫外长职位的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3日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说：
1937年发生的事是必要的。如果考虑在革命以后我们左砍右杀取得了胜利，但是还存在着各派敌人的残余，在面临法西斯侵略危险的时候，他们可能联合起来。我们多亏了1937年，在战争期间才没有第五纵队作怪。[19]
如果说莫洛托夫是这次“大清洗”的“获益”人，他有上述看法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南斯拉夫共产党反对派代表人物，对斯大林主义持激烈反对立场的米洛凡·杰拉斯对1937年“大清洗”所持的评价则更为客观。1966年出狱。米洛凡·杰拉斯在《同斯大林谈话》这本书中说：
斯大林虽然在军队中搞了大清洗，特别是在高级指挥系统中，但是这点所带来的危害并不象人们所估计得那样严重，因为他同时毫不动摇地提拔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军官——忠于他的每个军官都明白，他们的风发的志向会得到支持。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对高级指挥体系所进行的调动和安排如此迅速和果断，使人们看到，他真是精明强干并愿意给最有才干的人提供晋升的机会。他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方面，在军队里培养绝对服从政府、党和他个人的精神，为加强军队战斗力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惜一切；另一方面，迅速提拔最有才能的人才。[20]
米洛凡·杰拉斯1911年6月12日生，1932年参加南共，同年被捕坐牢。1935年被释放。1937年被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1948年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执行局书记，1953年初任南斯拉夫副总统，同年末任联邦人民议会主席。1954年3月被开除出党，1955年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监外执行，1956年10月29日因赞同匈牙利事件而被判处三年徒刑，1961年1月被释放，三个月过后，因发表《同斯大林谈话》一书获罪而被关进监狱。鉴于写作这本书时的特殊背景以及作者的非党员身份，以及作者在写作《同斯大林谈话》这本书时斯大林已去世八年之久，苏联也已经历了反斯大林运动的暴风骤雨，因此，笔者认为：这时作者对斯大林“大洗清”的评价，应当比西方学术界的评价更为客观；而做为斯大林主义反对派的杰拉斯的观点与斯大林主义拥护者的莫洛托夫的观点在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不谋而合，其说服力不需赘言。
899. 绝对正义需要绝对资源支撑。要造出“比太阳还要光辉”的正义，需要比太阳还要多的资源。法国大革命初始时的法国人要的就是那“比太阳还要光辉”的绝对正义，其结果却是在千百万人头落地过后，法国人又推出了拿波仑·波拿巴来收场。
900. 19世纪中叶的德国学者（比如李斯特等）及政治家（比如俾斯麦等）正确地汲取了刚刚经历过的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崩溃（1789～1815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能够一步到位地选择了稳健路线，并将铁血人物俾斯麦推上领导地位，而不是像19世纪初的法国人和21世纪初的俄国人那样经过世纪末的大劫难后才意识到拿破仑和普京的价值。俾斯麦使德国避免了国家转型过程中很难避免的国家震荡及其修复震荡后遗症所空耗的宝贵时间。对于法、德、俄这几段历史的经验，实在值得今天中国人予以注意。
注释：
1. 如陕西小吃“醪糟”，可为一证。——引者。
2.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9页。
3. 参阅季羡林：《糖史·印度制糖技术传入中国》，载《季羡林全集》第10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15页。
4.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列传》，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八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3页。
5. [宋]李昉：《太平御览·皇王部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54页。
6. 潘尼迦著，龙应明译：《印度大使使华秘录》[香港]文宗出版社，1956年版，第58-59页。
7. 《说文》：靜也。从女在宀下。
8. 《说文》：定，安也。从宀从正。
9. 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7页。
10. 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11. 袁桷（1266～1327）元代学官、书院山长。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鄞县（今属浙江）人。
12. 转引自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13. 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14. 冯梦龙：《甲申纪闻》，转引樊树志著：《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4页。
15.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16. 1799年12月15日，拿破仑·波拿巴在他当选首席执政官后宣布新宪法的时说：“大革命是按发动革命时的原则确定的，现在革命结束了。”转引自弗朗索瓦·傅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17.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第三篇 伦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334页。
18.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
19. 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页。
20. 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