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伊朗日记一| 中国制造的德黑兰地铁
【继“大篷车课堂”之后，今年4月底5月初，有“行路学者”之称的李希光教授再次踏上中东地区，穿行在伊朗的大街小巷，开启另一段文化之旅。在外人眼里，今天的伊朗仍旧饱受战争、恐怖袭击以及大国制裁的折磨，然而在李希光教授眼里，这是一片充满了浓郁波斯古国气息的生活之地，人们在这里经商、吃饭、聚会、欢乐、忧愁、落泪，过着食色生香的普通生活，就让我们跟随李教授的脚步，走进这个遥远的波斯古国，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本文为作者独家授权观察者网连载，特此感谢。】
2015年4月30日
今夜就要飞往那个让我心跳的国家了，她有着几千年历史的穹顶市场，她的文明远于中国和希腊，那里的人喜欢肉食和大饼。尽管西方制裁她几十年，她英勇不屈，过着喝茶、写诗、辩论和逛街的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
我说的那个国家，叫伊朗。
我该带点什么见面礼给那里的学者和朋友呢？
“你到德黑兰，应该去乘坐一下那里的地铁，那是我们中国人帮助修建的，”听说我要去伊朗，中信的一位老领导这样叮嘱。但在美国、德国等大国结束对伊朗的制裁之前，我对这次波斯之行充满了悬念：波斯人对中国究竟是什么态度？德黑兰的学者会热心和我们交流吗？这些日子，中国的生意人和西方厂家都在翘首等待着美国牵头的六个大国结束对波斯古国的制裁，准备涌入这个八千万人口的穆斯林大国。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30多年来，伊朗一直在西方的制裁中苦苦煎熬。美国公民禁止与伊朗人做生意；其他国家企业如果与伊朗往来，将会面临被罚款并禁止进入美国市场的风险，这一威胁致使大量欧洲企业放弃伊朗市场。而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伊朗拥有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储量，第三大原油储量以及丰富的稀土资源。其八千万消费者中，三分之二在35岁以下，人均GDP高过印度，拥有世界最高的工科毕业生比例。没有伊朗的参与，从历史到现实，“一带一路”都无从谈起。
午夜时分，北京飞往伊斯坦布尔的乘客排着长长的队伍，黄色头发、褐色头发，也有黑色头发。大部分人是操突厥语的土耳其人，听起来与维族人语言接近。看来，世界第七经济强国的土耳其与世界第二强国的中国人员往来很多。我们这次出行有两个目的地：一个是德黑兰和伊斯法罕，在伊玛目·萨迪克大学和德黑兰大学这两所伊朗著名大学做报告，与那里的智库就“一带一路”和西方结束伊朗制裁后，伊朗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深入交流，第二个目的地是紧挨着“伊斯兰国”的土耳其边境城市哈太，这个城市有大量十字军东征遗迹，是中东唯一的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我们到那里是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参加中东问题国际会议，我的演讲题目是《中东问题的叙事》。
但是，土耳其方面直到我们这架飞机眼瞅着要起飞了，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从伊斯坦布尔去哈太，昨天土耳其使馆中国雇员来电话说，要我们自己解决去哈太的交通问题。如果明早到了伊斯坦布尔，还没有得到土耳其邀请方去哈太的交通工具确认，我们就不出伊斯坦布尔机场，直飞德黑兰，对西方制裁中的这个古老文明国家的人民和文化进行深入采访。
飞机刚停稳，外交部领保中心发来短信说，“文明出游，入乡随俗，遵纪守法，加强防范，规避风险。请遵守土耳其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留意地震预警，注意防盗和交通安全。参观历史遗址勿捡拾古建残片。”在土耳其，古罗马遗迹随处可见，尤其是沿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区，其古迹脉络一直延伸到爱琴海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公元前190年，罗马征服了阿纳托利亚，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和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包括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小亚细亚，也就是1000年后奥斯曼帝国诞生的土地。保存最完整的罗马古城是爱琴海港口城市伊兹密尔附近的埃菲索斯，25年前我从威尼斯乘船，经过一夜的航行，到过那里。
在像巴扎一样热闹的伊斯坦布尔机场，男男女女乘客熙熙攘攘。这里是穆斯林走向西方和东方的最大的交通出口，波斯女子、阿拉伯女子、阿富汗妇女、巴基斯坦妇女和突厥女子在这里逛街、购物、喝茶、吃饭、聊天，但看不到几个蒙着盖头的妇女，也少见穿黑长袍的妇女，她们看上去与西方白人女子无二致，只不过是更纯正的雅利安人、高加索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等候去德黑兰的航班，坐在一旁披着长发、美丽的大眼睛冲着我们微笑的姑娘来自伊朗北部，是菲律宾马尼拉医学院的本科生，她将与我们同机飞往德黑兰。她大方地跟我们聊了几句。
要在伊斯坦布尔等四个小时才登机飞往德黑兰。我到旁边的书店逛了一个多小时，买了五本书：1）西方当代历史学家伯纳德·罗伊斯写的《伊斯兰的危机》，讨论了十字军如何演变成帝国主义、伊斯兰对西方的愤怒如何演变成恐怖主义、沙特的权力与瓦哈比运动、现代性的失败；2）《经济学人》驻中东特派记者彼得·曼斯菲尔德写的《中东史》，讲述了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各自的作用；3）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人必备的土耳其知识》，这是一个土耳其记者写的，讨论了土耳其的历史、政治和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4）历史学家辛·麦密金写的《柏林-巴格达直达铁路》，讲述了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试图通过修建柏林到达巴格达的铁路，与伊斯兰世界联手，颠覆大英帝国在全球的霸权；5）土耳其作家写的《一个土耳其家族的画像》，记述了奥特曼帝国的黄昏日。
上一次跟伊朗人近距离接触还是25年前在新疆考察南疆的沙漠丝绸之路上。一个名叫霍玛雍的伊朗诗人给我讲解天山脚下的地下水渠开尔井。他说，开尔井灌溉技术是伊朗人发明的。今天早上在伊斯坦布尔机场排队登机去德黑兰，有生以来第一次身边站的坐的都是伊朗人。
一个英俊高个的伊朗年轻人用纯正的汉语说，“你们中国人到伊朗会很受欢迎的，伊朗人喜欢中国人，你们中国人也会喜欢伊朗饭菜。”
“你叫啥？”我问。
“我叫阿明。”阿明是波斯语古老的名字。“我在中国和台湾做生意，现在住在台湾，”阿明说。
飞往德黑兰的航班是架乘坐100多人的小飞机。登机后，一个灰白须发男子坐我身旁。我友善地英语问道，“你好！伊朗人？”
“是。”
“德黑兰人？”
“是。”
“在土耳其做生意？”
“不，不，不会英语，”男子摆手表示不会说英语。
公务舱里只有一个乘客，经济舱里坐满了乘客，无一虚席，大家表情平静，说话轻柔。一般乘客是女子，但没见到一个带头巾的女子。飞机起飞后，向东穿过土耳其大片国土，飞往邻国伊朗。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旅行，有20多个小时没有睡好觉了，我昏昏欲睡。这时，飞机一阵抖动，看了一眼航行图，飞机正飞翔在库尔德武装活动地区的上空。机窗往外望，蓝天下朵朵白云。“您要喝点什么？”美丽的空姐温柔地问道。
飞机开始下降。机窗外漫天稀薄的黄沙像是沙尘暴，飞机像海浪里漂浮的一条小船，不停地上下颠簸，左右摇摆。我惊心地出了一身冷汗，而我旁边一个一岁多的伊朗卷毛男孩在妈妈的怀里咯咯直乐，就像做过山车那样快乐。飞机终于摇摇晃晃地降落在了德黑兰机场，乘客们不等飞机停稳忙着打开行李行李箱取行李，女人们忙着披上头巾。
下了飞机，伊朗人都入关提取行李去了。我们需在机场边检外办理落地签证。大厅空荡荡的，我们来到办签证的小窗口，里面坐着三个无所事事的男子。其中一个走过来，问我们的人数，然后开了张付款单，让我们到隔壁的银行小窗口付钱，一个人要付一百欧的签证费。我们把护照递给窗口里面的伊朗官员。“你们坐在那边的凳子上等着吧，”他说，然后就拿着我们的护照走了，我们就坐在外边的长条凳子上耐心等候。来迎接我们的老周一定不耐烦了，他是要我们在北京办好签证来，但是伊朗北京使馆告诉我们到德黑兰办落地签证更容易。
终于拿到了签证。签证官要我们再去交15美元办理一个健康保险。这时候，一架来自巴格达的航班到了，出关处又排起了大队人马。我们前面站着几个披黑纱的伊拉克年轻女人，她们瞪着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我们冲她们微笑点头，她们仍然目不转睛、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们看。
我是最后一个出关的，我冲警官微笑说了句中文“你好！”他也笑着回了声“你好！”老周带着他的伊朗司机侯赛因在门口迎接我们。
出了机场，老周的日本三菱车驶入了机场公路。长达70公里的机场公路路边广告牌不多，仅见到华为Mate7手机广告、三星手机、索尼手机和美的电器广告。看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没有约束住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高技术企业。韩国还跟伊朗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路上多是日本车，也有韩国车和少量欧洲车。车快进城时，路边出现崭新的地铁站建筑。那是中信几年前帮助修建的地铁。车进城经过一个长长的隧道，那也是几年前中国人修建的。“但伊朗人很骄傲，从来不说是中国人建的，”老周说。
今天来伊朗旅游的中国背包客都是通过中国旅行社安排的。“伊朗旅行社接待的德国游客最多，伊朗人和德国人都认为自己是纯正的雅利安人吧，”老周说。“近来美国游客也来伊朗了，但多是老年游客。此外，CNN、BBC、美联社和法新社等西方媒体在德黑兰都有记者，但伊朗政府对外国记者管理很严。外国记者每天见什么人，到哪里去，都要向伊朗政府外国记者司报告。”老周是名老记者，在穆斯林国家做记者已经十多年了。我是5年前在另一个穆斯林国家认识他的，发现他是国内少有的中东和穆斯林国家地缘政治研究者，我聘他担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今天的伊朗因为自己的民族和历史很高傲，但没有朋友，只有也门胡赛武装这样的奴仆，叙利亚的阿萨德也是它的奴仆，”老周说。
拥有一千八百万人口的德黑兰处于伊朗高原，海拔一千多米，在阿尔伯茨雪山脚下。我们住在德黑兰最高的酒店自由酒店，酒店29层，我住在19层。这座酒店是瑞士、意大利和中国建筑师设计，两年前中国公司重修的。夕阳下，从酒店大窗子远眺伊朗北部的阿尔伯茨雪山，想到山那边的阿塞拜疆，再次感觉到伊朗当年作为苏联和英国的缓冲地带的地缘价值。
2015年5月1日
早餐时，发现用餐的外国人多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商人，以及来自中东的富商和他们的女人们，也有三三两两浓妆艳抹的女子不顾伊朗女子服装的严格规制，衣着希腊化服饰走进餐厅。
早餐后，在酒店内转悠，发现一个大厅里全是身穿黄色运动衫的年轻人坐在电脑跟前。门口的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问我“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住在酒店的客人。你们在搞什么活动？”
“计算机国际比赛。”
工作人员跟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用波斯语说了几句，又走过来递给我一张表和一个挂在脖子上的记者证说，“你填写一下这张表，你就可以在这里拍照。还有一个中国学生来参赛呢。”
21岁的郑晓舟（音）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瘦弱的他坐在大厅中间的一个电脑前。他在网上参加伊朗组织的计算机软件编程国际比赛（中国区）获得第三名。第一名和第二名没有敢来伊朗参加比赛，晓舟不顾同学们的担忧，自己花四千元买了张单程机票从北京直飞到德黑兰，碰巧跟我住在一个酒店。“伊朗组织者会报销我的机票，”晓舟说。我给他拍了照并留了张名片，让他在比赛后找我要照片。
打开我下榻的这家酒店电视，二十几个频道中，没有中文频道，只有一个伊朗国家英语新闻频道Press TV，剩下全是阿拉伯语频道。英文频道里，几个伊朗学者正在和美国学者连线，辩论美国宣传机器是如何制造伊朗恐惧症的。接下来的新闻节目里，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摩苏尔附近伊拉克政府军与伊斯兰国的战斗。头披绿头巾的波斯美女记者正在前线采访伊拉克将军。接下来，一个披着红头巾的波斯美女报道沙特战机拦截伊朗援助也门的运输机，她猛烈抨击沙特对也门的侵略行径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伤害。接下来，伊朗电视台在乌克兰事件中报道中毫不含糊地支持俄罗斯。大部分频道是娱乐、电影、谈话、动漫、体育和宗教频道或栏目。有一个频道在教韩国跆拳道，另一个频道在播放中国古装电视剧，电视剧有阿拉伯语配音。体育频道在播乒乓球国际比赛，画面上是两个中国选手在对打。西方频道只有BBC，没有CNN。
今天靠电视和网络获取新闻的人，提起伊朗，脑海里会出现一种伊朗恐惧症。主流媒体总是把伊朗描绘成挥舞核武器大棒、焚烧美国国旗、女人从头到脚披黑纱、男人蓄长胡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人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揭开媒体遮挡伊朗真相的盖子，或者撕开CNN和《华尔街日报》制造的有关伊朗的黑幕。我们这次来伊朗，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肉眼去看客观存在的伊朗的现实和历史。
来伊朗的外国旅行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从伊朗历史上的统治者或统治文化，来确定在伊朗考察的主题和路线：波斯文化行、希腊文化行、阿拉伯文化行、突厥文化行、蒙古文化行。我们也可以透过古丝绸之路的遗存，确定考察的主题和路线：清真寺路线、巴扎路线、商旅客栈路线、茶馆咖啡店路线、地毯店路线和馕的路线。今天，我将独自走进古老的德黑兰大巴扎，看看伊朗底层社会的人是如何看待我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陌生人的。
出租车行驶在清洁的德黑兰大道上，头发花白的司机问我：“要听音乐吗？伊朗音乐？”
我一开始没听懂他蹩脚的英文。他用英语又重复说了一遍。我说，“好，我要听！我爱伊朗，当然要听伊朗音乐啦。”
一阵节奏感极强的电子乐伴奏下，一个波斯男子的歌声从这辆破车的音响里传出来，听起来有点刺耳。我装着很爱听。只见司机兴奋了起来，他忍不住一边开车一边伴着音乐节奏扭动着胖胖的身体。这时，一辆小轿车赶上我们，与我们并行。年轻的爸爸见我冲他们招手，他把车放慢，让我透过车窗给他儿子和漂亮的媳妇拍照。
“中国好！中国好！中国伊朗是兄弟，”出租车司机两只手松开方向盘手手指缠在一起，高兴地对我喊道。出租车停在了霍梅尼大巴扎步行街的入口处。
在古丝绸之路上，巴扎是过往中外商人吃喝拉撒睡和娱乐的地方。至今在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喀什、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仍然可以看到其存在。在伊朗，两千年来，巴扎不仅是商人活动的据点，还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之一。控制巴扎的人多是保守的宗教人士，也是当局最为头疼的人。进入现代，德黑兰历届政府都想拆迁拥挤破败的古巴扎，修造现代化的商场、超市和购物中心，但最后都像铲平巴扎的巴列维政府最后被伊斯兰革命铲平一样无疾而终。1979年，那些捍卫巴扎的商人也是支持霍梅尼伊玛目推翻巴列维国王的政治力量。尽管今天德黑兰建了很多的超市和购物中心，整个伊朗三分之一的零售由德黑兰巴扎控制，并为全国的商品价格定价。例如，在德黑兰大巴扎有60个胡同是专卖地毯的，里面有4000个地毯商铺。2011年，胡同里一个25平米的地毯商铺100万美元转手给了一个经销内衣的进口商，这个从中国进口内衣的伊朗商人声称他第一年靠卖女人内裤就赚了两百万美元。
很不凑巧，今天是周五，伊朗大巴扎放假，所有胡同的店铺门都上了锁。我在迷宫般的巴扎胡同里转了一个多小时，安静、阴暗、破败、荒凉。时而有一两个男女行人从另外一个胡同走出来，或迎头走过来，或背后走过来。我心里有点发毛，但还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走，一边拍照残存的古商铺大门。
走出大巴扎胡同，来到户外步行街上，炽热的阳光下很多人在散步，更多的是小贩在叫卖服装、袜子、鞋帽。旁边有个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蔬菜广场”，建于19世纪初卡扎尔王朝。这个广场不仅是农民卖蔬菜的地方，更像老北京的菜市口，是德黑兰的唯一公共广场，是惩处犯人的地方。这个地方聚集了从事各种工作的人：卖草药的郎中、花匠，马车夫、清洁工、烧烤店、馕店、担挑理发匠等。
中午在蔬菜广场吃了份叙利亚烤肉，喝了瓶百事可乐。“多少钱？”我买单时问。店小二不懂英文。他指着我的钱包，我把钱包递过去，他从中抽出了一张50万元的伊朗纸币，然后找我37万元。一美元等于三万伊朗币，我这顿饭花了不到五美元。
在蔬菜广场上遇到两个来自湖北葛洲坝的青年男子。我们坐在路边一个木椅子上闲聊。他们在设拉子市附近的一条河上帮助伊朗融资建设水电站，土建工程包给了伊朗人。在伊朗有一万中国人，中国在伊朗承建众多的工程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潜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德黑兰地铁五号线是中信两年前帮助融资修建的，伊朗地铁里跑得都是中国制造的机车和车厢。据今天的伊朗英文报纸《金融论坛报》报道，中国国家电力集团代表团一行14人正在伊朗西南部的库泽斯坦省考察水电项目，库泽斯坦紧挨伊拉克丝绸之路著名古港口的巴士拉和波斯湾。库泽斯坦水电局长说，希望中国电力和另外三家中国的国际投资公司岱兹电力和大坝工程，其产能是720兆瓦。伊朗电力产量中东第一，整个装机容量是72000兆瓦，名列世界第14。伊朗是中东电力的最大出口国和进口国，向亚美尼亚、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和阿富汗出口电力。但中国媒体派驻这里的记者很少，一共只有4个记者：新华社二人、中央电视台一人（另有三个当地雇员）和《文汇报》记者一人。
“中国是在伊朗遭遇美国制裁下给予投资和帮助的，”葛洲坝的工程师说。“中国在其困难时期来帮助她，所以伊朗人民对中国很友好。但这是利益驱动的，一旦美国结束对伊朗制裁，中国能否竞争过大量涌入进来的西方国家和日本，这要拭目以待。”
老周昨晚请我们吃饭聊天时说，四十年前中国人的收入只有伊朗人的百分之五，当时中国人均GDP150美元，伊朗人均GDP3000美元。今天中国人均GDP7485美元，伊朗只有约5000美元。美国制裁伊朗不是从霍梅尼革命开始的，早在巴列维时代，巴列维国王在美国人面前暴露了波斯人不当奴仆的高傲的民族本性。他在艾森豪威尔的葬礼上对尼克松说，“现在我们之间可以平等对话了。”当时美国能源危机油价飞涨，民怨载道。尼克松和后来的福特总统都向巴列维请求石油增产降价，但巴列维反而将石油涨价15%。卡特继任后找到沙特，沙特答应了美国要求，采取了增产降价的政策，赢得了美国好感。当时伊朗大搞城市化建设，大量农民移居进城找工作，但随着美国的石油进口转向沙特，巴列维没有能力实现其宏伟的经济愿景。城市无业的乡下人、热血沸腾的大学生在霍梅尼的号令下，开展了推翻巴列维国王的大起义。
酒店的角落里有一个只能容纳一个顾客的杂货店，里面有个书架摆满了关于伊朗和波斯文明的书。
“库尼奇瓦，”胖胖矮小的店老板笑眯眯冲我打招呼。
“库尼奇瓦，但是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说。
我在书架上挑了两本伊朗学者写的《伊朗的大车店》和《伊朗的巴扎》两本厚书交给店老板。
“我怎么也不相信你是中国人，”书店老板说，“我在这里开店十几年了，你是第一个在我店里买书的中国人。我们这里住店最多的外国客人就是中国人，日本人来的极少。但是，中国人进我这个小店就是买烟或者买古币。而日本人进来就是买书。”
书一共71美元。我给了他三张20美元、一张10元的和一张1元的。老板数了下钱，从中抽出一张说，“这张不是1美元，你给的是100美元。”
我心里一阵激动，这就是古老而高贵的波斯人在丝绸之路上做生意的风格。“你叫啥名字？”我问。
“阿里，”他说。
“瞧，阿里，我想再买您一本书，作为对您诚实地退给我那100美元的回报。”我挑了一本伊朗摄影家拍摄的画册《波斯波利斯——神的都城》，波斯波利斯是古波斯帝国首都，后被古希腊亚历山大征服。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后，接着征服了阿富汗和北印度。
干爽的夜风下，山腰间的中餐馆灯火诱人，透过明亮的窗户看见一对对伊朗俊男靓女坐在餐桌前尽情地享用中国大餐。山上的五星级酒店门口，衣着华丽的男男女女快乐地扎堆聊天，或相互道晚安。
“你是中国人吗？”一个20岁出头、身披藏青色薄纱的波斯姑娘走到我跟前热情地用生疏的普通话问。
“是的。”
“中国哪里的？”
“北京。”
“我叫桑，在北大学中文，中文太难学了。”说完，一个男孩搂着她的细腰走下山去。
接近午夜，我看着一个个离去的欢快的伊朗男男女女，我怎么也不会联想到他们是美国媒体上描绘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或“恐怖分子”，他们也是饮食男女呀。
这个星期德黑兰在举办国际电影节。伊朗电视台第三频道是纪录片和电影频道，频道总监邀请我和澳大利亚的一位电影制片人分别接受一个小时的访谈。
“政治自由越多是否意味着个人自由越多？”伊朗导演采访澳大利亚总监时问。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个人政治自由。但是那个时代，中国妇女个人夜里单独出行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在美国和其它国家，个人拥有很大的政治自由，但是妇女不敢在夜里单独个人出行，”澳大利亚制片人回答。
在对我的采访中，我回答了导演一连串的充分反映伊朗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问题。我还讲述了我个人的伊朗记忆：1971年小学五年级时，在《人民日报》国际版读到一篇中国伊朗建交的豆腐块大小的背景性短文，短文提到中国与伊朗的丝绸之路联系，这也许是《人民日报》首次出现丝绸之路这四个字；1974年读中学时，伊朗举办亚运会，中国首次参加，那时候没有电视，宋世雄通过广播解说亚运会的足球比赛，我每天晚上趴在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跟前，听着比赛的声响；1978年，华国锋总理应巴列维国王邀请访问伊朗，没曾想三个月后巴列维被推翻，逃亡美国，华国锋也被夺权；1979年伊朗学生占领美国使馆，美军突击队抢救人质失败；1989年6月的第四天,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病逝，第二天西方媒体头版仅把他的死讯放在不起眼的的位置，头条显著位置给了北京大广场上同天夜里发生的故事。
今天究竟有多少伊朗人在学中文、有多少伊朗人在中国打工经商学习，没人知道。但是中餐馆来自云南的店小二告诉我，“仅在德黑兰就有十万中国人。”但是，他的这个数字与今天上午葛洲坝工程师告诉我的数字相差一个数量级，我不知道该信谁的。店小二来伊朗一年了，工程师来伊朗也半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