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一个字概括美国经济新常态
【陈平，中国经济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物理学博士，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混沌。导师普里戈金教授是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与耗散结构理论奠基人。】
复苏还是僵滞，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经济究竟复苏了吗？金融危机最凶猛的浪潮过去后，全世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或许都在寻求答案。
主张美国经济已复苏的声音，在中国一度颇为流行，却不时遭遇尴尬：2012年美国四季度GDP环比萎缩0.1%；2014年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负增长1%（有极寒天气的影响）；至于消费、制造业等具体项目，出现负增长的次数就更多了。
笃信美国经济复苏者难免惴惴不安，但大可不必如此自扰。只要对美国的“新常态”有充分认识，就不会对美国经济的短期涨落大惊小怪。
2013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新常态”来自美国的原意
国内流行的说法“新常态”（new normal）并非中国原创，而是美国投资银行家PIMCO前高管Mohamed A. El-Erian在2010年一次讲演中的发明，后被西方主流媒体广泛采用。
El-Erian的原意是：许多人希望美国在2008-2012的危机结束后，能恢复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但这是不可能的。要接受现在低通胀、甚至通缩，长期增长乏力的状态，因为那才是美国新的“常态”，也就是重复日本1990年代股市泡沫破灭后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停滞常态，至今看不到复苏的曙光。
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前哈佛校长萨默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在2014年美国商业经济学会的讲演中，提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说法，成为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描述美国经济现状新常态的术语。
我有位朋友——德克萨斯大学教授、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克林顿总统竞选经济政纲的起草人詹姆斯-加尔布雷斯，也是已故哈佛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的儿子，则说得更为形象。我问他，美国经济复苏是什么性质？
他说，一个人心肌梗塞，抢救活过来了，他以后的身体状态能恢复到心肌梗塞以前的健康状态吗？所以，美国经济的新常态，就是危机后由急性病转为慢性病的病常态。
如何准确判断美国经济复苏的程度？
观察美国经济是否复苏，第一不能看股市，要看直接投资。因为美国企业看不到投资前景，反而回购股票，给股东分利，并不能创造就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就业是否改善，不能全信官方失业率U3，而应看全员失业率U6。2015年4月的U3是5.4%，U6是10.5%，因为U3把对找工作绝望的人排除在外。
第三，更真实的美国经济晴雨表是美国移民局的高技术人才的移民配额。美国经济繁荣时，企业缺乏技术工人，移民局就放宽配额；反之，经济不景气就收紧配额。共和党和奥巴马在移民问题上开战，是美国经济衰落的最好标志。因为“美国梦”的“自由”，核心是移民自由，经济不景气，许多白人和从阿富汗、伊拉克回来的退伍军人找不到工作，大城市失业贫困黑人不断闹事，还能大量吸收移民？类似地，欧洲、日本的经济长期以来不如美国，因此移民政策更紧。
至于美国投行的数据，不能全信。因为他们在推销自己的金融产品，只能不时制造乐观预期，否则卖不出去。
相比之下，Bloomberg的经济新闻还比较靠谱。因为他卖的是经济信息，不是金融产品。信息相对客观，客户投资有真实的信息依据，才能赚钱。
美国的主流媒体，从来都是唱响美国，唱衰对手，也不适合作为参考。想了解美国问题，英国媒体最到位，因为英国是帝国衰退的过来人，久病成良医。最近几年，阿拉伯的半岛新闻、俄罗斯的卫星Sputnik（原来的俄国之声），雇用大批BBC解雇的精英，对美国的观察分析比中国主流媒体深刻得多。
美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
西方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债台高筑，加上西方议会政治受利益集团绑架，使危机时期推行凯恩斯的财政刺激政策寸步难行，不得不依靠货币政策，然而效果有限，零利率更是打吗啡，后果难料。日美欧先后推行的量化宽松，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战争，他们的工业产品技术水平相近，是同质竞争，所以汇率的升降对出口影响很大。但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互补，汇率的变化影响反而比发达国家间的竞争小。美国退出QE，美元对欧元、日元大幅升值，外贸逆差重新大增，制造业停滞不前。制造业出走后发展的低端服务业，员工待遇比制造业更低，所以美国人真实收入难以提高。
美国之前能源搞得很热火，从大国战略上讲无可厚非，但现在油价低迷，使石油、天然气、页岩油气工业大批裁员。
另外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技术创新。但硅谷的少数创新、天使投资，都是短平快性质，难以改变整个大局。
问题的关键是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国内政治瘫痪。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就不可能有共识，因为牵涉到税收问题，两党必定死磕。而且，奥巴马政府被金融寡头收买，上万亿美元救金融寡头，不救实体经济，金融监管的改革又被共和党架空，结构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改革。所以美国的大企业不看好美国的投资前景，美联储利率降到零，也无法刺激长期投资。
美国复苏的微弱希望，或许在于国内普遍的厌战情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屡屡制造俄罗斯、中东、中国威胁的议题，在民众中没有多少人响应。蓝领工人还产生了逆反心理，反对大政府、高福利，从支持民主党变为支持共和党甚至茶党。但两党目前扯皮，既加不了税，又砍不了福利，实在缺钱，恐怕只能削减军费了。但是外交上又没人敢拉下美国霸权的架子。美国真要放弃世界警察的角色，专心发展本国经济，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都是好事。但是，只要没有美国外交失败的重大挫折，美国政治家没有人敢做出当年法国戴高乐做过的政治改革。所以，目前美国走出长期停滞新常态的希望不大。
美国经济新常态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差别与互动
美国经济的新常态一字概括，就是“虚”。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可以一字概括，就是“变”。中国改革成长的空间比西方发达国家大得多。因为西方的富国困境，远比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难办得多。因为穷人的子弟早当家，纨绔子弟哪有改造的可能？
仔细对比各国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推论，美国制造南海危机，只能是虚张声势，为的是在国内作秀捞选票，没有多少力量来引火烧身。英国、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的铁哥们都急忙加入亚投行，就是看穿了美国的经济已经实力不济，中国人无需对美国“重返亚洲”的能力信以为真。美国国内几万座桥都因为没有资金而失修，哪来钱援助反华小国？要卖武器，这些受援国又没钱。日本政府的开支几乎三分之一靠借债，要和中国竞争东南亚的基础投资，来的正好。等美日把几个可怜的钱烧光，闹到民穷国弱，中国才好与之谈判。中国梦本来打的就是持久战，面对美日政客的短期把戏，可以稳坐钓鱼台。中东乱局和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带来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机遇。中国新常态的目标，是走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占领科技创新和金融外贸的制高点，才能确保中国全面建成可持续的小康社会。
美国经济停滞对中国有何影响
美国经济复苏拉动中国出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制造业和中国竞争的压力，也只在少数尖端产业，大众消费品制造业的复苏可能性同样微茫。
但是，中国在美国投资并购的前景并不明朗。决定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障碍，是美国精英至今不愿给中国平等的伙伴地位，幻想中国会出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自废武功。英国已经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欢迎中国投资。美国已经承认中国是21世纪的最大对手，对中国投资至今还是恐惧怀疑和抵制为主，只有房地产泡沫愿意中国人接手。双方在投资问题上的谈判是近期的重点，这是观察美国政治的风向标，其余的人权等等都是讨价还价的烟幕弹。
至于TPP，其进展对中国影响不大，因为美日都在算计对方，保护自己。这和QE的货币战争一样，是美日的内战。同样，TTP上的争议是美欧的内战。更何况，TPP刚刚遭遇重大挫折，奥巴马想留政治遗产，急于推动TPP，但连自己党内都摆不平，被民主党议员认为向外国让步过多。我估计，即使达成TPP，日本只会吃亏更多。只有日本的对美经济外交得不偿失，才会彻底扭转日本朝野的共识，放弃美日共同体的幻想，老老实实回归亚洲。中国要有耐心，等着看TPP的后果。
从长远看，西方世界进入长期停滞期，按诺奖经济学家菲利普斯的估计，至少会在二十年以上。这必然会提升西方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难以为继。这对中国新增的沿海开发区有何影响，有待观察。我估计，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出口体量依然很大，但是增速必然下降，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目前体量不大，但是增速会提高。总体上，中国发展双边经济合作的外交空间，比起西方主导的世贸协定，中国的话语权必然增大。
我的顾虑是中国的经济外交还比较稚嫩，从单方面扶贫转向合作性发展，可能还要交一笔学费。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倒要借鉴英国殖民经济的经验教训，经济外交能否持续，关键在能否培养一代和中国长期合作的当地政府的管理和文化精英。基础建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系统工程，双方的目光都不应放在短期的劳力和设备的进出口上。
奥巴马政府时日无多，目前已经没有改革美国内政外交的能力，美国的长期停滞还将持续，二次萧条的阴影时隐时现。下一届由谁主政目前难以预测，中美经济外交需要从各派势力的折冲推断分析。
美国东部的鹰派，主张围堵中国的势力将继续衰落，有心无力。美国西部的鸽派，主张和中国联手维持全球化，在经济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加州为主的美国高科技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润超过在美国的利润，围堵中国，丢掉中国的市场损失太大。但是鸽派政治上不好公开放弃美国战后的反共传统，在竞选中好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七十年代以后，主导美国政局的是南部德州为主的石油和军工财团，布什家族很可能出第三位总统。我不看好希拉里，她的敌人太多，重返亚洲就是她搞的，为的是讨好她选参议员的大本营纽约的犹太人。
如果下一任总统又来自南部，美国政治的走向就可以预测：一是绝不会放弃控制中东，即使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小于中国，控制中东，才能控制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才能在经济上有制约中国、俄国和伊朗的筹码，对中国南海的干扰就只能虚张声势。世界矛盾焦点只要远离东亚，中国就有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发展机遇，在科技和产业链上占领制高点。二是，再出现世界危机，例如经济二次衰退，或者北美、西欧的非法移民问题恶化，或中东战乱加剧，恐怖主义冲击到发达国家，美国就可能和中国重新谈判世界格局，形成第二次雅尔塔格局，最终废除美台条约，交换中国的减免债务，或合作处理热点区域的冲突。中美才有可能最终从对抗转为共处。但是，任何时候中国人都必须牢记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教训。中国的长治久安，根基不在什么高收入的虚假繁荣，而在扎扎实实的科技强国和工业强国，否则就会重演宋朝富而不强的历史悲剧。
目前，中国的大局是走好自己的发展新路。比如，面对热钱在新兴国家流进流出，中国如坚持资本管制，鼓励直接投资新兴产业，金融选择性开放的问题不大；如在搞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放宽热钱进入股市、房市，就会出类似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问题，几十年实体经济建设的成果，可以在短短几年自废武功。
过去几年，中国央行在西方量化宽松时收紧银根，造成国内企业的现金流危机和通缩，这样的应对也并不合理。原因是中国领导人还不熟悉全球化时代开放竞争的经济决策，低估了外来冲击对国内经济的影响。
国际的经济外交，“一带一路”要稳扎稳打，先开发中国内地的潜力，再拓展南亚、中亚的发展网络。同时大力缩小中美之间的军事科技差距，才能坐实下一个三十年的辉煌。
中国是个大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中国不可能学日本、新加坡搭美国便车，变成美国的依赖型经济。中国要重视德国发展新技术和新科教体系、建绿色智慧城市以及金融为实体服务的经验。因为德国人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知道美英法俄都害怕德国的崛起，只能靠自己的长期发展战略，才能自立于欧洲和世界。
目前中国知识界最关键的是，中国的理论界要学德国人的独立创新，摆脱英美模式的话语权，才能把“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变成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建立新的后美国时代的世界格局。如果中国的亚投行、金砖银行只是复制世界银行的模式，基础建设的长期投资难以惠及百姓，西方模式必然造成管理层脱离当地实际，官僚腐败，民众离心，经济黑洞，拖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中国的制度和文化能否创新，也关系到中国资本和设备能否走出去的命运，必须稳步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