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香港左翼爱国团体立场坚定反对泛民

（环球时报赴香港特派记者 范凌志）5月17日，香港“保民主撑政改反拉布做选民”签名大行动正式结束，9天共收集1210771个签名，爱国香港市民以签名表达他们对依法于2017年落实普选的支持。民众希望安定繁荣的愿望固然可贵，然而，从反国民教育到“占领中环”，一些激进的泛民派总是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占据港媒版面，而“唯恐香港不乱”的“港独”分子更是误导一些年轻人，并让很多港人蒙上不爱国的负面形象，爱国的声音似乎总被淹没在嘈杂声中。其实，多数香港人都很爱国，在部分人搅乱香港社会时，更有不少人站出来针锋相对地同他们作斗争。《环球时报》记者日前赴香港采访，与当地爱国团体、民众进行近距离接触，倾听其心声的同时，了解了他们的生存状况。

“不谈政治”的军迷与闯荡街头的女子

“我们的番号是85281，852是香港的区号，81是建军节”，一个名为“狮子山红一连”的团队召集人邹宗富这样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在和平的当下，不用服兵役的香港年轻人恐怕没多少人了解人民解放军。但就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有一群军迷，他们收集从服饰到模型的一切有关解放军的物品。

香港“狮子山红一连”（资料图）

老邹是这个团队里为数不多的中年人，平时，他的职业是导游。他曾带内地一家名叫“观海”的网站人员到家里，房门上贴的毛主席像在香港这个地方很引人注目。老邹对解放军的痴迷已经渗透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手机铃声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甚至吃饭都会用部队的金属饭碗和餐盘。

老邹的团队只有十数人，成员都是普通港人，团队经常组织活动，有负重爬山，有模拟战斗。中学生阿翔和伙伴们放学经常到军品店逛，但“有个不明文规定，即不买日本产的”。他们如此解释团队的名字来历：“‘狮子山’代表香港人的精神，‘红一连’指希望继承红军长征的精神。我们不谈政治，但我们一定要爱自己的国家。”

与“不谈政治”的军迷不同，基层爱国组织“爱港行动”召集人陈净心以泼辣的作风和犀利的言辞在香港街头政治中闯出一片天地。“我真的不怕他们，我又不是政客，没吃政治饭。我说话就是代表我自己。”陈净心说。这里的“他们”是指一些泛民政客，以及被政客煽动闹事的年轻人。外表柔弱的陈净心，不止一次站在人高马大的“他们”面前，指着对方鼻子斥责：“你们一个个啊!不知所谓!”

陈净心（左二）及其“爱港行动”组织到政府请愿。（资料图）

陈净心的“爱港行动”只有几十人，一间办公室。其实，与其说是办公室，不如说是小“仓库”：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放满国旗、横幅、办公用品等。“不要以为我们有什么严密组织，平时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但如果需要发声，我们就会在网上联络，一起出来。”

相比几年前，现在的陈净心很低调。她信佛，常会去师父的佛堂静修，而不再以“女侠”姿态立于街头。陈净心解释说：“泛民政客是很讨厌，但爱国爱港的市民毕竟占大多数，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好好过日子。刚开始我们在街头跟他们冲突，可能会引发市民的共鸣和反思，但如果我们一直跟他们闹，也会扰乱市民的日常生活，也许会有人觉得‘你们不是和他们一样吗？’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更倾向于低调。”

“其实生活中我是个很温柔的人，我很爱爸爸、老公，对我身边的朋友大声讲话都不会。但我最痛恨搞乱社会、搞乱国家的人。菩萨很慈悲，但面对妖魔鬼怪，就一定要变成金刚。”陈净心说。

“内地经历改变了我的‘国家’认知”

无论是“狮子山红一连”还是“爱港行动”，都规模不大，而一个名叫“中港青年文化联合会”的自发组织规模较大，目前会员达2000人左右。《环球时报》记者特意来到联合会位于九龙弥敦道旁的办公地点，发现那里和普通写字楼并无两样。80后主席李炏烜向记者介绍说，2012年联合会刚创立时只有4个人，现在已发展到拥有澳门分会，年底还会创立台湾分会。“当时创立联合会主要是因为香港的‘国民教育’问题，简单说，就是看不惯。”

中港青年文化联合会主席李炏烜（资料图）

李炏烜承认，他在中学时代对国家的情感远不如现在。转变发生在大学，在华中科技大学就读的他真切感受到祖国的进步。“刚开始，学校附近还是一些农地，能看到水牛，等我到大三时，已到处是科技园区。跟我在香港以前所认知的国家完全不同。”

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第一个香港学生，李炏烜的融入很顺畅。“香港学生一般免修《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免军训，而我统统都上。我觉得年轻人应该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我)还经常跟老师讨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感觉很有意思。” 

这次“保民主撑政改”签名活动，“中港青年文化联合会”在旺角也有两个街站。李炏烜说，“平时，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年轻人到内地参观，经常是一些旅行团很少去的地方，我们会组织到内地一些学校去上课，让香港年轻人真正认识到国家到底什么样。”

组织活动，经费是首要问题。李炏烜透露，社团经费主要来自会员交的会费，“我们有个明文规定，今年还不接受任何捐款。联合会有一个机构叫中常委，中常委成员经常会垫付一些经费。”李炏烜说：“我个人认为，香港的爱国团体在资金上一定要足够谨慎，我们不愿让外界误认为我们收了任何机构和个人的钱，所以尽可能内部解决。”

老一辈爱国者：“荣辱与共”

李炏烜的经历显现了一个年轻香港人的心路历程，就在他重新理解“国家”的2007年，一部描写香港老一辈爱国者的电影《老港正传》上映了。

这部影片讲述电影放映员左向港从1967年到2007年间的爱国梦想，以及他一家子的酸甜苦辣。片中，黄秋生饰演的左向港最大的心愿就是“到天安门去看一看”，其淳朴而执著的理想令观众动容。

现实中的香港老一辈爱国者是否如影片中一样？《文汇报》前副总经理周奕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今年82岁的周奕是为数不多见证过香港爱国力量萌芽、发展和波折的人，他著有《香港左派斗争史》。

周奕说，抗战爆发后，当时香港只有少数一批人支持延安。皖南事变发生后，一批左翼文化人士和一些“反蒋”的自由民主人士来港，香港本土的进步青年也树立起追求“自由民主”的信念，“这可算是香港爱国力量的萌芽时代。”

周奕给《环球时报》记者做了一个粗略统计：在抗战结束后的十年里，香港的左翼爱国力量大致包括工人两万人左右，青年几千人，工商界1000人以及新界无法明确估算的农民——以当时香港120万人口来讲，这是个很小的数目。周奕说，解放后内地的发展让很多亲近内地的人更加信服。而且，在那个年代，内地生产的轻工业产品如电风扇、牙膏等，物美价廉。“跟现在带港货回内地正好相反，内地的优质产品很受香港市民青睐。”

1967年，香港发生“反英抗暴”运动，尽管日后外界对这次运动有很多争议，但周奕表示，正是“六七反英抗暴”为香港市民争取到了现在的诸多福利。“港英政府发现用过去那种殖民手法不行了，才转用‘怀柔改良’的统治方略。现在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很多福利都是在斗争之后争取来的，比如医疗方面，在香港住公立医院，一天100块就全包了。有的病人拿3个月的药，只用付几十块钱。再比如12年的免费教育，这在过去根本没有。”

周奕回忆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香港的爱国同胞很兴奋：“哇，美国总统都到北京啦!”那时候很多爱国力量就如同《老港正传》里的左向港一样，都想到天安门看一看。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局面更是大有改观。“总的来说，香港爱国力量的强大与祖国的兴盛基本同步，荣辱与共。” 

青年爱国团体大多生存艰难

如果说“军迷”和一些爱国团体是草根力量、游击部队，观塘区议员洪锦铉称得上是“正规军”的一员。但谈到目前香港政坛的形势，他并不乐观。“虽然我接触的民众大都希望尽早依法普选，但一些泛民派总以激进方式来煽动。另外，一些极端分子已经被‘洗脑’，甚至连基本的道德都没有，看到一位老人家拉着箱子，你怎么可能一脚踹过去呢？出现这种不会思考的极端分子，这是我最担心的。”

洪锦铉向内地访问团介绍香港社区工作。（资料图）

在洪锦铉看来，青年爱国团体确实不少，虽然也是一支比较稳定的力量，但大多生存状况艰难，凭借一点微薄的营运资金在工余、课余时间推动。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主动性不足”。洪锦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其实市民的民心工作是最需要主观能动性的，需要去开拓。”此外，香港爱国力量比较习惯于用康乐文娱活动来做青年工作，泛民派反而注重从思维和意识层面影响年轻人，“如果青年人没有在思维上有正确认识，那么很多工作都是事倍功半。”

“在香港的几场‘硬仗’，比如‘二十三条立法’‘国民教育’都遇到很大阻碍。”对于爱国力量面临的困境，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和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当下资讯高度发达，年轻人接触西方比以前更容易，加上香港特殊的历史因素造成的意识形态隔膜，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奇怪。

回顾这几年爱国团体走过的路，李炏烜也感慨良多：“(我们)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毕竟香港不是内地，我们这样的组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通过去年的‘占中’就会发现，英国殖民在教育界遗留下很多问题，而且泛民派控制了相当数量的传媒，很多正面声音发不出去。”刘和平认为，要突破这种局面，最有效的方法还是从硬实力及软实力上强大自身，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手法上可以更理性变通，“就像用力抓一把沙子，沙子会从指间漏掉，而如果改成用手呵护地捧，则能捧起更多。”

虽然面临诸多困难，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爱国团体负责人并不气馁，正如陈净心向《环球时报》记者所表示的：“我不会再跟那些泛民愤青冲突，但如果有需要，仍会坚持走上街头，向香港市民传递爱国爱港、维持社会繁荣稳定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