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希伯：战斗中屡建奇功却远比飞虎队低调——纪念苏联援华航空队
201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各国都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此前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还开赴俄罗斯莫斯科参加红场阅兵。
二战作为奠定当前世界格局的世界大战，令人们刻骨铭心。二战中，中国战场开战早，持续续时间长。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东北抗战开始，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倾尽全力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付出巨大代价。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国的飞行员曾经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血染长空。
然而对比大名鼎鼎的美国援华“飞虎队”，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有点“低调”。但是我们不应忘记，1937年-1941年的4年间，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共有3665人来华支援抗战，累计操作1250架飞机。
1091名志愿飞行员、2000多名地勤人员，其中八成以上飞行员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苏联空军的精粹。227名飞行员在中国作战牺牲，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帮助中国建立航空供应站和飞机修配厂，并在迪化（乌鲁木齐）、兰州等地设立航空学校和训练基地，为中国培训近万名相关技术人员。苏联援华航空队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柳州等地的25次空战，击落炸毁日机100余架，炸沉日军各类航船70余艘。
苏联空军志愿队部分援华顾问
开端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始。日本陆军、海军航空兵开始对中国狂轰滥炸，给中国造成严重损失和人员伤亡。当时的中国已经设立独立的空军，然而空有先进的军事体制，孱弱的空军难以撑起抗战的天空。
7月16日，国民政府分别向英、美、法、比、荷、德、意、苏等国递交备忘录，控诉日本侵犯中国主权。蒋介石亲自出面召见欧美诸国驻华大使，请求他们呼吁本国政府谴责和制裁日本，支持中国的抗战。现实令人颇感无奈，这些国家大都表示同情但爱莫能助，一些国家依然与日本保持贸易关系，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
苏联虽然与当时的中国政府存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分歧，但援助中国是牵制日本、避免战略上形成日本与德国东西夹击态势的唯一方式。中苏双方调整了双边关系。
1937年8月20日，中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技术援助协定》，苏联宣称将向中国提供上亿美金的军购，中苏成为准同盟关系（苏联拒绝与中国签订更高层次的《中苏互助条约》），苏联也成为七七事变后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到1941年停止苏援前，苏联共出售322架轰炸机(292架SB轰炸机，24架DB轰炸机，6 架 TB-3轰炸机)、777架战斗机及100架教练机。
1937年9月，国民政府请求苏联直接派遣有经验的飞行员到中国参战。当年9月14日，苏联宣布向中国出售225架各型军机，同时接受国民政府的提案，派遣飞行员、地勤人员、机场建筑师、工程师和机械师以志愿者的身份前来中国协助抗日。在苏联内部，这项人员派遣被称为Z(Zet)作战，人员是由外贝加尔军区与太平洋舰队所属航空部队中选拔的“志愿者”，这些官兵被送往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进行挑选。除了一般军事人员外，政委系统也随同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被派遣而来，为了掩盖部队中政战人员身份，苏方采用各种头衔掩饰，如“首席领航员”等。召开苏共党组织会议时对中国人保密；如果局外人闯入，党组织会议马上变成“技术性讨论”。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与职务都对中国保密。在苏联国内不准许知情者谈论援华航空作战之事，以免泄密。
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也使用相同模式为交战方提供援助，因此当时各地军区认为中央将要求其部队至西班牙参战，故挑选出较好的飞行人员；这批人员编为一个战斗机大队（31架战机、101名人员）与轰炸机大队（31架战术轰炸机、153人）。第一批450名志愿队人员与苏联军售的飞机（155架战机、62架轰炸机、8架教练机）于1937年10月分别由海路与阿拉木图的陆路前来中国。与其它西方国家的志愿队不同，苏联志愿队来华时不必因为担心国内舆论而抛弃军籍，而是直接以苏联军方身份介入第三国战争，日本虽有不满，但国力悬殊只能表示抗议无力直接对抗。
陆路运输的飞机早期直接从阿拉木图起飞，经伊犁、石河、迪化（乌鲁木齐）、古城（即奇台）、哈密、安西、肃州（酒泉）、凉州（武威），抵达终点兰州中继基地，在当地整备后投入中国各战场运作。1938年后，以陆运方式将飞机运到哈密组装，再沿着同样的转场动线飞进中国战场。在西北各转场机场中苏联均布署了少量的地勤人员，包括气象、无线电、机务维修等专业。
编制：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空军总顾问
参谋长
驱逐第一大队：飞行员60人，机械员100人，I-15驱逐机40架
驱逐第二大队：飞行员60人，机械员100人，I-16驱逐机40架
轻轰炸机第一大队：飞行员60人，轰炸员40人，通信员40人，机械员30人，仪表员3人，SB-2轻型轰炸机20架。1937年12月进驻南京机场。南京沦陷后转场南昌机场。
轻轰炸机第二大队：飞行员60人，轰炸员40人，通信员40人，机械员30人，仪表员3人，SB-3轻型轰炸机20架。1937年12月进驻汉口机场。
重轰炸机大队：TB-3四发远程重型轰炸机24架。1939年6月进驻成都太平寺机场。
苏联援华飞行队共计涌现14位苏联英雄，有4位两次获得苏联英雄，苏联空军中将5名，苏联空军上将2名，苏联空军副司令2名。其中苏军援华飞行员中的日加列夫后来成为苏联空军元帅，1949-1957年任苏联空军司令。
日加列夫：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时期（左）与后来成为苏联空军元帅总司令（右）
战绩：
9月17日，第一批10架图波列夫SB轰炸机飞往中国，24日又转场16架，27日5架。所有31架飞机组成了一个轰炸机大队（相当于苏军的一个轰炸航空兵师）。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中的飞行员中有22个SB机组，5个TB-3机组和7个DB-3机组。当时DB-3、TB-3与ANT-9飞机并未作为轰炸机使用，而是拆掉炸弹挂架，代之辅助油箱，用于中苏之间的快速航空运输，担负莫斯科-恩格斯城-塔什干-阿拉木图-乌鲁木齐-酒泉-兰州航线的军事物资与人员运输。
1937年11月，波雷宁指挥的第二个苏联轰炸机机群（31 架SB轰炸机）编队飞至乌鲁木齐，至此在中国领土上已经有58架SB轰炸机。1937年12月，第三批31架SB轰炸机，在伊尔库茨克组装后，转场飞行经乌兰乌德、达兰扎达嘎德、至兰州。所有三批飞至兰州的轰炸机，在机翼和机身上漆上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徽，方向舵上也涂上了蓝白相间的斑马条纹，一般情况下是蓝白各 6 条。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来华后于华中地区进行休整，并于南京保卫战前夕开始任务。正式参战则是在12月1日，23架I-16与20架SB轰炸机进驻南京，但因日军进军过快12月9日便撤离转场南昌与汉口，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当时同样仍在南京的空军美籍陈纳德对于苏联I-16采高速俯冲的混合动作甩开日军战机有着深刻印象，这个回忆经过整理成为日后训练飞虎队时重要的空战技巧。1937年12月2日，M· G·Machin率领的9架SB轰炸机编队从南京起飞，对上海的日军机场进行轰炸。苏方估计摧毁了机场上30-35架日本飞机，并击落一架空中拦截的日机，一架SB轰炸机被高射炮击中飞至杭州降落。
抗战期间来华助战的苏联航空志愿队I-16战斗机
12月15日，F·I·Dobysh率领 27架SB轰炸机编为9个三机编队，轰炸了日军驻守的南京机场。12月18日，由波雷宁指挥的驻汉口的另一个轰炸机大队轰炸了苏州机场。1938年1月，驻南昌与汉口的两个苏军轰炸机大队开始频繁出击轰炸芜湖、南京等地的日军机场，迫使日军把前线战斗机调至二线机场。当时SB轰炸机在战斗中没有战斗机护航，但速度很快。即使在SB轰炸机挂满炸弹的时候，日军的95式和96式舰载战斗机的速度也都无法超越它，并且日机火力不足，威胁不大。波雷宁回忆说：“我们的SB时速超过日本战斗机，并没有受到其威胁。强大的自卫火力可以击退其攻击。如果需要，就我们的速度而言，我们可以脱离和对手的接触。SB 更多损失在中国境内简陋的设备和机场上。”
奇袭台湾松山机场
据《文史精华》2010年第12期刊载，1938年2月，为增援上海附近的日军部队，日方开始扩建台北松山机场。日本据台后一直把台湾设为其战略棋盘上的重要棋子，苦心孤诣将台湾打造成进攻中国大陆的前哨基地。为此，日本先后在台北、台南、新竹等地修建了数个机场，并派驻了空军精锐，随时准备跨海支援大陆日军。
日本扩建松山机场，是为了进驻更多的飞机（日本从意大利订购的菲亚特BR—20远程轰炸机当时正在松山机场组装）。国民政府获悉情报后，决定轰炸松山机场，但孱弱的中国空军显然不堪此重任，国民政府只好通过苏联军事顾问团向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求援。
正在寻找战机的苏联空军顾问雷恰戈夫兴奋难抑，决定冒险出击，并把时间定在2月23日。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雷恰戈夫准备以摧毁日本在台北的空军基地作为红军建军20周年的献礼。为了提高奇袭的成功率，中苏双方严格保密。雷恰戈夫直到轰炸前一天才单独召见驻守汉口的第二批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轰炸机中队长波留宁上尉：“明天，你的中队有任务，目标台北。”看着张大嘴巴的下属，雷恰戈夫补充了一句，“选择最短的航程，返航时在福州加油，南昌的12架轰炸机一起行动。”
汉口距台北直线距离将近1000公里，波留宁中队装备的SB双发快速轰炸机作战航程仅1200公里。从汉口起飞轰炸台湾，意味着SB战机投弹后须立即返航，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行动失败。松山机场选址于山谷中间，地形隐蔽，防卫森严。要轰炸这样一个重点防护的目标，没有战斗机护航，轰炸机编队很难全身而退。但为了增加远程奔袭的隐蔽性和突然性，最终决定放弃战斗机护航。
为了完成这个艰巨而危险的任务，波留宁连夜召集机组人员设计航线。领航员菲德鲁克大胆提出，轰炸机群以4000—4800米高空飞行增大航程（这个高度飞机耗油量少，但机组人员必须长时间耐受低温和缺氧的折磨），机群从北面掠过台湾，然后利用高空俯冲下降至3600米空域减速通场，投弹后迅速爬升折返大陆。为确保轰炸成功，中苏双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甚至连机场的地勤人员都被蒙在鼓里。
23日清晨，28架满载炸弹的SB轰炸机依次升空，空中编队后一路南下。遗憾的是，领航员因浓云堆积计算错误，南昌起飞的12架SB轰炸机不久便偏离预定航向，被迫在福州机场降落，加油后无功而返。而汉口起飞的波留宁编队则按预定计划爬升到5000米以上高空，机上没有装备氧气设备，机组人员宁愿忍受着高空缺氧引起的强烈生理反应，也不愿下降高度牺牲航程。
SB-2 轰炸途中从炮手位置拍摄的照片
两个小时后，机群飞越台湾海峡，但厚厚的云层尚未散去。指挥员波留宁眉头紧锁：如果浓云不散，就要改变轰炸方案，或者按导航图计时投弹，或者降低高度寻找目标。这两个方案或者不够稳妥，或者不够安全，实在让人难以定夺。突然云层中出现一个数平方公里的云洞，云洞下边就是目标台北。天假其便，波留宁果断指挥机群顺势俯冲。松山机场甚至没有搞任何伪装，刚刚组装好的飞机整齐地排列在跑道一侧，而在跑道的另一侧则是巨大的油库、机房……最令人奇怪的是，其地面观察哨也没有发现波留宁编队，更谈不上发出预警。
刹那间，280枚航空炸弹从天而降，机场的停机坪、跑道腾起一股股浓烟，爆炸声惊天动地。猛烈的轰炸把守卫机场的日军弄得晕头转向，根本来不及组织对空射击。骄狂的日本人麻痹大意，完全放松了警惕。
是役炸毁日机40余架，破坏未及组装的战机不计其数，机场油料仓库储备的够机场使用3年的航空燃油被焚一空。东京对此次袭击极为愤怒。事后，日本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被召回国受到厉责，松山基地指挥官被撤职，交法庭审判，不久抑郁自杀。
远程奔袭松山机场得手后，意犹未尽的波留宁又下令将剩余的炸弹顺便全部投进港口设施和日军运输船上，再用航空速射机枪扫射目标，然后从容返航。在福州加油后，轰炸机群顺利返回汉口机场，无一折损。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苏联红军建军2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创造了一个远程轰炸的新世界纪录。第二天，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举行隆重的庆功宴，期间一个硕大的蛋糕被推进来，上面醒目地涂着两行红字：“向工农红军志愿飞行员致敬！”
但是日本海军提报给内阁的损失只是损失轻微（内阁情报部 ‘周报 第７３号’ 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 Ref.A06031023500、画像16）。
1938年5月25日至6月5日初，苏联轮调志愿队飞行员回国。1938年7月日本陆军航空兵装备了新式的97式战斗机，具有速度和爬升率优势，迫使苏联轰炸机飞行员作战时飞行高度从之前的2000至4000 米提高到7500-8500 米。第二批援华志愿航空队人员于1939年2月归国。
1939年6月，库里申科率领的12架DB-3轰炸机经莫斯科-奥伦堡-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兰州-成都来华参战。之后库兹洛夫率领第二批12架DB-3轰炸机也转场飞至成都太平寺机场。这批DB-3后来成为苏志愿队来华最大战果：汉口机场轰炸任务的主力。
1939年10月3日、10月14日，库里申科两次率领DB-3的9机编队从成都轰炸日军的汉口机场。10月14日，轰炸汉口机场返航时，库里申科的座机遭到3架日军战斗机的疯狂围攻。激战中，轰炸机的左发动机中弹停车，库里申科本人也受了伤。为了保护战机，他强忍伤痛指挥机组人员控制好单发的SB轰炸机。飞至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县市）陈家坝上空时，战机已经无法坚持，只能迫降，但陈家坝太小，下面又有村庄，库里申科最终选择在长江江面迫降。
飞机沉没前，他指挥同机的领航员、投弹员和机枪手脱掉飞行服逃生，并命令他们在飞机沉没处做好标记（以便将来打捞），他本人则因伤痛和疲劳过度未能爬出机舱。中国军队趁夜组织熟悉水性的突击队员冒险渗透日军防区，将库里申科的遗体和部分飞机残骸打捞运回我军防区。万县人民为库里申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重庆军委会、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指挥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要员，参加了悼念仪式。
苏联航空志愿队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
结尾：
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战绩主要在1938年取得，1939年后由于飞机老化、战斗机性能的巨大差距，为减少无谓牺牲，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就很少再投入战斗。
同时，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1940年，为了中立日本，苏联决定改善对日关系（历史上苏日多有龃龉，日本曾是最早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国家，而且出兵最多，并最后一个被迫撤离），并大幅削减对华援军规模，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也不再直接参战。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向日本保证不再支持中国抗战。仅仅两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由于国内战事吃紧，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也陆续回国参加卫国战争。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采取轮换形式，4年间苏联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此外还有2000余人的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苏联各军区的空军指挥官、师团级军官，几乎都以战士身份到过中国，他们在中国抗日战场获得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他们带来的飞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50架（其中包括大批中国利用苏联优惠贷款购买的飞机）。
苏联援华航空队参加了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柳州等地的25次空战，击落炸毁日机100余架，炸沉日军各类航船70余艘。
纪念：
据相关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后，先后有多批次的国外志愿航空队来华助战，他们碧血蓝天令国人永远缅怀，但其中的一些志愿队员的组织纪律、生活作风也饱受诟病。
以“飞虎队”为例，国际志愿中队（隶属于空军第八大队第十四志愿轰炸队）中的一些无耻小人曾利用空中运输线大搞走私，把一些紧俏物资拿到黑市上高价倒卖，中饱私囊，有些人竟因此一夜暴富。美国飞虎队一些成员扰民、狎妓、私生活不检点，甚至强奸少女更是公开的秘密。美国《时代》周刊采访美国志愿队时，陈纳德坦率地说：“我那个妓院，使我操心，大兵们总要有女人，弄不到干净的，不干净的也可以。”史迪威在给马歇尔的一封绝密函件也说：“今日我们一架运输机将13名妇女弄到了昆明……我已命令督察去那里，立即进行调查。”
相比之下，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恪尽职守、军纪严明。为防日军偷袭，他们一般都住在机场或者机场周边，从不远离自己的飞机。这些金发碧眼的苏联小伙子或者在简陋的场地上踢足球、打篮球，或者弹手风琴、唱歌。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甚至不坐人力黄包车，推脱不过时就付钱后跟在人力车后步行。因为由苏联政府派出，他们也的确对得起“志愿”之名。而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AVG）虽有志愿之名，实质却是薪饷丰厚的雇佣兵。
中国对于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的纪念是断断续续的，1956年，武汉解放公园建成，武汉市政府把15名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烈士的遗骸迁葬到公园的西北角，建立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烈士墓。重庆市渝中区的鹅岭公园建有苏军烈士墓，纪念两位在重庆上空与日军作战中牺牲的卡特洛夫上校和司托尔夫上校。重庆市万州区也为格里戈里·库里申科建立了纪念碑。
武汉市（汉口）解放公园里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那个与苏联友好的时代中，中国曾经一度将苏联志愿队视为两国之间友好的象征，不过毕竟这支单位当年在中国，是协助国民政府作战的，也因此没有非常详细地去探讨这支部队的战史。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对于苏联飞行员的纪念活动也明显减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飞虎队”的故事逐渐令人耳熟能详，在这之中“飞虎队”这样响亮的名头也给其带来了种种利好。飞虎队一般而言所指的就是美籍志愿大队，这个名称狭义上并不包含之前的第14国际志愿大队以及之后的驻华空军特遣队或14航空军，与后来同样获得飞虎队徽称呼的中华民国空军第5大队也没有直接的关联，然而如今许多两岸的新闻媒体乃至大部分的民众依然一律以“飞虎队”称呼所有抗战期间驻华的美军作战单位，甚至连非陈纳德所指挥，空袭东京后降落于中国浙江的杜立德机组人员以及装备B-29超级空中堡垒驻防于成都的第20轰炸机指挥部都以“飞虎队”称呼，形成一些误解。
而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于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的纪念更少了。此后经济条件较好的美军老兵喜欢满世界跑寻找自己曾经战斗过的战场，苏军老兵则少有如此举动。此消彼长间，公众对于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的记忆越发淡去。
后来，中俄关系改善，继续纪念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历史，不过在北京抗日战争博物馆中的画像中，里面的I-16战斗机所漆的是苏联红军的红色五角星机徽，而非战时的青天白日机徽。
由于政治因素，海峡对岸的台湾当局一向对苏联在抗战时期之援助不多加宣传，而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此项政策以及苏联生还者并未像飞虎队般公开考证战史，加上战后日本以及国民政府大多档案皆散佚于各处，因此苏联志愿队之实质战果至今尚未有经过详细考证数据。
当然遭遇这一待遇的并非苏联志愿援华航空队，美国的“飞虎队”亦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兴起所谓“本土化”潮流，绿营人士于取得政权后为了否定与中国之间的相关联系，刻意逐渐淡化所有国民党执政时期抗日战争与其它的相关历史，民进党籍台北市长陈水扁甚至在1997年1月将50年代即陈列于台北新公园（后称二二八纪念公园）的陈纳德铜像移出，引起飞虎协会老兵们极大的不满，此后飞虎协会更倾向于与大陆接触进行纪念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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