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远：台湾共产党人的寻找祖国之路
侯孝贤说要拍新片，内容和日本乃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台湾共产党有关。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和台湾作家蓝博洲的《台共党人的悲歌》有关。这本书讲述了台湾台湾“二二八事件”及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台共党人的群像。侯孝贤曾评价蓝博洲是“咬住历史不松口的大牛头犬”。
在5月初的台北大稻埕“248农学市集”上，我有幸再次见到了蓝博洲，这次他演讲的主题是“寻访被湮没的台湾史与台湾人”。其实这个题目我已经在不同地方听蓝博洲讲过好几次了。同行友人问我：你为什么还想来听？我说，每次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和收获。
蓝博洲在演讲中提到了台湾光复初期的“四大才子”：吕-赫若、郭琇琮、许强、吴思汉，并且着重谈了吴思汉“寻找祖国三千里”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也听了很多次。吴思汉，本名吴调和，台南白河人，日据时期毕业于台南二中，后考上台北高等学校。吴思汉曾以日文将自己在日据末期回到祖国参与抗战的经历写成文章，后来曾任《大公报》记者的台北人李纯青（1908-1990）在《人民政协报》上更具体地回忆了吴思汉的故事，再后来又有蓝博洲所写的长文《寻找祖国三千里：日据末期台湾青年学生的抗日之路》。
蓝博洲著，《寻找祖国三千里》
再一次听吴思汉的故事，感受特别复杂。因为今年是抗战胜利、台湾光复70周年，岛内非但无纪念之情，甚至还不断地高喊着“台湾战败论”──台湾是二战战败国、不能纪念“中国人”的抗战胜利、顶多只能称为“终战”云云。这些违和且诡异的论调，在宣称反对教科书“去中国化”、“捍卫台湾人历史”的今天反而甚嚣尘上。
这些人说当年台湾人参加的是日本军队，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军还轰炸过台湾，因此主张台湾是战败的受害者──当代台湾人的史观竟与日本右翼如此雷同。说好的“爱台湾”呢？日据时代台湾人被蔑称为“清国奴”，光复70年后的某些台湾人却抢着当“三脚仔”！（日据时期台湾人骂日本殖民者为四条腿的“臭狗仔”，而斥责替日人效犬马之劳的台湾人为比狗还不如的“三脚仔”。）
回到吴思汉身上。当年四大才子之一的吴思汉，通过重重难关“曲线”内渡回祖国大陆的重庆，满腔热血投入抗战，日据下的台湾青年心里很清楚──要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当时美军与国民党商议，欲寻一青年以降落伞空降台湾阿里山，与当地抗日游击队联系，以配合美军登陆作战。当时的台湾人都知道，阿里山根本没有什么抗日游击队，事实上是美军要人去送死。但是，抗日心切的吴思汉自告奋勇，就算几位在重庆的台湾前辈好言相劝，吴思汉仍执意前行。“为抗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他的信念。”李纯青忆起当年临行前的吴思汉：
“您贵姓？”
“我叫吴思汉。”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吴思汉，吾思汉，好一个名字，“壮士，祝你成功！”
5月6日，台湾民众史作家蓝博洲在台北演讲“寻访被淹没的台湾史与台湾人”（张方远摄）
后来美军改变战略，跳伞计划作罢，爱国的台湾青年吴思汉没死在阿里山上，却在1950年扑倒于国民党的马场町刑场。李纯青这样形容“为爱国而牺牲”的吴思汉──“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部千万行的叙事诗”──这句话正是日据时期无数台湾青年的心路写照。
尽管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吴思汉当年若是躲过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而活到今天，他肯定无比疑惑：他的爱国、他的抗日、他企图参与盟军对日作战的热情，怎么到现在却变成了是非不分、廉价的“终战”与“战败”了呢？！把这个疑惑与不解放回到日据时期与光复初期的台湾人民历史之中，换得更多的应该是悲愤吧。
那一年终于回到祖国的吴思汉，站在鸭绿江边呐喊着：“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吴思汉的激动之情，不能被“爱台湾”当代青年所理解。
那天晚上从农学市集走出来，我一直在想着吴思汉的故事，又想起几年前一位很优秀的学妹在北京大学交换，我请她在图书馆所翻拍的李纯青《无名英雄之碑》原文。我把这篇文章附于文后，遥想我们的前辈，遥想着他们寻找祖国的荆棘之路。台湾人怎么会跟着日本人一起纪念终战与战败呢？挺直腰杆！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是属于我们的光荣！
附文：
李纯青《无名英雄之碑》一文原载于1985年《人民政协报》，图片翻拍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料
无名英雄之碑
李纯青
（原《大公报》记者，曾任台盟副主席）
如果还活着，他已经年逾花甲。
那是抗战后期，在山城重庆。
晚雾迷江。天公撒下了防空之网。空袭的紧张季节过去，我真想登上浮图关，脚踏繁星点点，长长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正是在这闷热稍敛季节，一些台湾人总要聚会聚会。宋斐如来了，他瞇起眼睛，微笑说话，前额显出几线浅浅的皱纹，它告诉你，这是经过风霜的人物。这位台湾人，曾在泰山当过冯玉祥的老师。李万居来了，眉宇之间充满豪迈之气，走起路来，有似风云阵起。这是一位穷苦出身曾在法国留学的无所畏惧的台湾人。谢南光也来了，矮胖的身材，叼着烟斗，有一对深藏的眸子在眉宇下闪光。他参加过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抗战初期曾被国民党当局怀疑爲日本间谍，在广州被捕下狱。是李万居以全家生命担保，把他营救出来的。
我们四个人，在李子坝临江小楼，叫了几盘菜，二两花生，煮酒纵谈天下事。
这次话题集中在一点：有一位台湾青年从台湾跑到重庆来，要求参加抗日。在大陆人地生疏，没有一个亲友，他抛弃家庭，跋涉万里，像虔诚的宗教徒般，投奔重庆朝圣。谁能理解这种意志，这种心情呢！
谁能理解？
也许只有台湾人理解。人类进化经过鱼的阶段。人在进化过程中还保留着鱼的本能。好多种鱼，例如海鳗，从大西洋藻海，与狂风恶浪搏斗，洄游数千海里，游到自己素不相识的父母的故乡，这位台湾青年，也许就是这种鱼的本能的表现吧。
抗战期间，有不少台湾人活跃在各条抗日战线上，或参加了国民党各种派系，或在延安，在新四军，还有李友邦领导一支台湾义勇队，转战东南天地间。尽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移易的共通信念，那就是，彻底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故土。他们在不同时期，抱着共同的民族仇恨，逃出台湾，在祖国大地印下了爱国者的足迹，洒下了爱国者的热血。
但是台湾人无尽藏的爱国心，往往受到无尽的怀疑。“无天可吁，无主可依”——这是一首唱不完的流浪者之歌。
这位台湾青年的命运也不例外。
据说国民党特务机关怀疑他是日本派来的间谍，想找个堂皇的理由把他除掉。说他的那条腿短了一些，说台湾人的眼睛应该滚圆，而这个人却有点像丹凤眼。说他讲的普通话没有闽南话的音素和惯腔，这是受过特别训练的。总之，他不像台湾人……。
当时太平洋海战方酣，美军反攻已到菲律宾，雷伊泰一战胜利，听说下一步准备在台湾登陆。国民党军方已与美军驻华机构接头停当，要用美军飞机把这位台湾青年投落台湾，叫他与阿里山的抗日游击队联系，以配合美军登陆作战。
实际上，国民党也知道，阿里山是没有抗日游击队的。其结果，将是用日本人之刀，杀台湾的抗日分子。
我们十分担忧这位台湾青年容易受骗，降落台湾会被日本人杀掉，因此决定设法和他见面，告以真实情况。
晚雾迷江，万家灯火。我见到了这位台湾青年。天哪！他衣衫好几处窟隆，露出黝黑的肌肤。我细细对他端祥。他是如此斯文，眉目清朗，风度倜傥，说起话来有条不紊，明察事理。从他嘴里知道，他是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不堪萦回祖国之情的熬煎，偷偷逃出台湾，绕道东京，假冒日本人，穿过朝鲜半岛，奔在鸭绿江边呼唤：
“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
然从，他匆匆把伪满抛在背后，入关凭吊北平故都黄昏，从北平南下西徂，好几回险遭杀害。严冬泅渡，仲夏爬山，一关比一关难闯难越，其曲折惊险，有如希腊神话英雄攸力栖滋还乡记。
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部千万行的叙事诗。
这样一个取火者，这样一个爱国青年，为什么要对他怀疑，并忍心蓄谋把他置于死地？
我要诚恳地把所知所想告诉他。
“你愿意跳伞回台湾吗？”
在我问这个问题时，他感到非常奇怪，为抗日而来，为什么不可以为抗日而去。为抗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他的信念。他的简单答覆断然拒绝了我的意见。他就要去接受训练了，正高兴地在等待接受一支卡宾枪，一套日本军官制服。
对这颗赤子之心，我肃然起敬，无法再多说话。临别我问：
“您贵姓？”
“我叫吴思汉。”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吴思汉，吾思汉，好一个名字，“壮士，祝你成功！”
又是早雾漫天。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宋斐如、李万居、黄朝琴、游弥坚等几十位台湾人，搭乘美国飞机和接收台湾前进指挥所第一批官员一同，于傍晚到达松山机场。作为新闻记者，我也跟他们在一起。
上帝给予我一个极为残酷的安排，就在到达台北那天凌晨，我父亲在大稻埕家中逝世。阴路凄凄，深不可测，十几小时的距离，没有人能够追回他。我跑进家门，只见父亲遗体陈卧床上，一袭白巾蒙面。
很多台湾人回家，见不到父母亲人，离开故园时流着线线眼泪，胜利还乡时又是流着线线眼泪。
吴思汉呢？
由于美军没有在台湾登陆，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他幸运地活了下来。
台湾光复后，吴思汉去台北当记者，不久忽然来到上海，不知什么时候又遄返台湾。他往返于台湾海峡之间。每次到上海都来看我，我与他成了忘年之交。
几年后，记得是一九五○年岁暮，我阅读台湾报纸，忽然有几行短短消息跃入眼帘：共匪吴思汉于某日被捕，昨晨在某刑场执行枪决。
我不能相信这条消息，但又不能不相信这条消息。吴思汉之死强烈震动了我的灵魂。谁去收尸呢？我恍惚听见一群乌鸦在灰黯的天空啼叫。几十年来，我经常梦见吴思汉出现在面前，他还是那么年轻，那么充满自信。
当年在大陆抗日的台湾人多数已经凋谢，宋斐如在二．二八事变时被装进麻袋，投入淡水河；李友邦以通匪罪名被杀害；李万居办报为台湾人说话，穷困潦倒致死……这些台湾人，未死于抗日疆场，而死于国民党的疑忌。
吴思汉的抗日行状，鲜为人知晓，只要我的笔尚在，必须为他勾沉。但愿有一天，能在他埋骨之地，栽一环青青的松柏，树一块巍巍的石碑。
（原载《人民政协报》，后转载于《台声》杂志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