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央妈降息的靴子为谁而落？

本周一，央妈再次降息，存贷款基准利率双双下调了0.25个百分点。

说来也巧，上周五晚上，笔者与数名朋友在南京西路一家餐厅小聚。聚餐者中有一位是某上市股份制银行上海某区支行的行长，有一位是沪上某投资公司负责人，另有一位系某私募基金的出资人之一。饭桌上，谈开了对当下宏观经济走势的看法。话匣子一打开，大家都认为央行将在近期再行降息。比较一致的理由是，4月份的宏观数据印证着下行压力仍在加大；再是房地产新政效果除上海等个别特大城市外均很不理想。未曾想，仅相隔两天，央妈还真落下了降息的靴子。

当下的经济下行，本质上属于“三期叠加”阶段的中国，必须支付的“转型升级”阵痛，不能简单作为“中国经济不行了”的佐证。

但央妈在短短半年内，三次降息外加两次降准（以下简称“双降”），其幅度与力度，的确“放大”着人们对中国经济运行态势的担忧。“央妈将不得不启动‘中国版QE’”的声音，尤其那些持“右翼”立场的经济学者所发出的“传统货币工具已经失灵，不QE又如何”的嘲讽式调侃，的确让社会各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困惑与迷茫。面对众声喧哗，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半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多次微调背后的政策主旨作一番梳理与辨析。

央妈“双降”回回“各有所图”

先说两次降准：

前一次降准系典型的定向降准。降准的受益行主要是中小股份制商行，尤其是市县两级的地方农字号小银行。定向降准所释放的数千亿流动性，主要用于定向支持农字号中小企业，转产、转型中的中小企业，支持城市（镇）棚户区改造等等。所以前一次降准堪称“双定向”降准。

上个月后一次降准，表面看是“普惠”式的，大小银行皆受益，而且越是体量硕大的银行新增的可放贷资金盘子更大。

照理说降准之后，钱放得多了，银行的贷款利率应该跌才是，结果几乎没怎么跌，而银行间拆借利率跌得凶，这说明很多钱并没有放出去，都在银行之间转，钱不能流到实体经济，老问题仍然在。

再言三次降息：

去年11月和今年3月的前两次降息，政策主旨是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贵”，目前回头看，政策效果欠佳。一季度末，企业综合性平均贷款利率仍高达6.7%以上，中小微企业应缺乏“硬朗”的抵押物，实际申贷利率往往更高。不过，前两次降息可不能视为央行为配合中央政府“稳增长”而采取的单向行动，而是与减轻中小微企业税负、费负政策，以及“营改增”继续扩围政策，财政专项“扶持中小微”政策互相融合的一揽子行动的组成部分。

就本次降息的政策主旨，《人民日报》在降息实施当天，刊发了《助力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的长篇新闻综述引导舆论。对《人民日报》此文的基本观点笔者十分认同，因为从宏观上看的确如此。

可对照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接受央视采访所作的“主要为了降低新产业、新行业内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财务运营成本”的解释，笔者以为显然更加“精准”。虽说，那些个在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和传统服务业“苦苦挣扎”的中小微企业，听闻陆磊的“真话”会平添新的郁闷，可“去过剩”、“淘汰落后”的脚步，绝对不会因为“阵痛”的加剧而半道刹车。否则，已持续数年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努力，又将前功尽弃。由是，本次看似所有企业皆可能受益的降息好处，其本质仍然是选择性的“喷灌”或“滴灌”，决非普遍的“大水漫灌”。

“宽货币”越甚，实体经济越“不受补”

多数经济学者包括拥有“著名”头衔的经济学家，都在反复强调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社会主流舆论亦对“难贵论”深信不疑。其实，一味强调“难贵论”的那些个经济学者，往往欠接地气甚至不屑于接地气，至少在企业界和银行的地方支行缺乏朋友或朋友有限。

毋庸讳言，“难贵论”的确有大量事实可予支撑。但必须看到，“融资难”与“融资贵”又都是结构性的“难”和结构性的“贵”，决非整体性的“难”和“贵”。那些发展前景可期，受国家产业政策鼓励行业的中小微企业，那些资产优良，抵押物实打实的中小微企业，融资不但既方便又便宜，还往往是众银行纷纷争抢的“宠爱对象”。

众人只知“融资难”与“融资贵”，实则商业银行也有着外人很难想像的“放贷难”。

笔者有个同乡朋友在沪上某家已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长宁支行任行长，聚会时他亲口向笔者诉苦，最近一两年，他全部压（精）力几乎都用在寻找和游说优质客户积极申贷，每周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反复登门造访优质信贷客户，这种压力还层层下移，分摊于支行内的每个员工，连营业部柜员也概莫能外。寻找优质信贷客户放贷还与员工绩效收入直接挂钩，所有人都压力山大，完不成放贷任务，扣发绩效奖成了常态。有些优质企业，拗不过我们一次次登拜访，明明当期并不缺少资金，出于维持良好银企关系的长远考虑，只能时不时申请一笔贷款满足我们一下……

贷款放不出去，上级分行的利润考核指标却年年拔高，信贷资产无论如何不能让其闲”----同乡行长告诉笔者：恰逢股市大牛，于是只好切出约1/3的信贷资产，通过各种途径委托券商投入股市短期套利。这种情况普遍么？笔者问。是行业内公开之秘密，上海滩几乎所有银行的分支机构都在这么干，同乡行长直言不讳答。如此不务正业监管部门可知情？笔者再问。当然知情……同乡行长和笔者忍不住一起苦笑。

上面的对白并非孤案。笔者的家人中，也有一位在总部设于上海的某上市银行的分支机构从事企贷业务。支行内部的企贷部，每3至4人分成一组，每组年度放贷量3-4个亿（循环积累性记账），任务特重，若能完成指标，奖励幅度倒也可观，每放出1个亿，小组可提成奖励约25-30万元。别的组笔者不知情，笔者家人所在的组，已连续数年完不成任务。为尽量完成任务，也为了缓解家人压力，避免被倒扣基本工薪，几乎就是“全家动员”，一起寻觅潜在的申贷客户，尽管明知所做都是“无用功”，可依然得硬着头皮上……

如此窘况，真实地揭示出在结构性“融资难”和“融资贵”之外，商业银行却也面临着外人很难想像的“放贷难”。若深究造成这种窘况之深因，主要是眼下仍处于“去过剩”艰难爬坡阶段的实体经济“虚胖不受补”。如此实情下，流动性释放越多，流向股市及其它资本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信贷资金也越多，在国内大金融体系内“封闭式空转”的资金亦越甚。

这样的情形若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对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肯定弊大于利。众人皆可“装傻”，银监会与央行屡屡被当成出气筒，却必须坚守住“清醒”。由是，面对以往不曾出现或远未积累到今日之程度的窘状，央行怎会盲目推出所谓的“中国版QE”！

降准降息易，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难

去年下半年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逐季加大。作为调控手段和调控工具，仅货币政策一项，央行已两次降准三次降息，如今回头看效果却不那么理想。套用经济学的术语，乃货币政策调控的边际效应出现递减的态势正日益显性化。上节所指出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作“封闭式空转”，就是“边际效应递减”的突出表现。这是因为货币政策（定向释放的流动性）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渠道，出现了程度不同之梗阻。

降准与降息，央行只须事先征询其它宏观调控机构意见上报国务院获批后即可自我作主。可要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央行很难单独发力，许多具体的操作因牵涉面太广，涉及部门太多，央行压根就作不了主，更不能“任性”，甚至还会受到其它部门的种种掣肘与反弹。

当下的市场是“宽货币”有余而“宽信贷”严重不足。要想有效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转换，提升现有流动性的使用效能，避免陷入“流动性陷阱”而出现更难医治的“货币瘀结症”，必须全面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环境生态政策、产业升级政策共同发力，且中央与地方、市场与企业要形成合力，否则，单靠货币从量和从价供给之角度，是很难化解中国经济当下的结构性困境：当下的突出反映于货币层面的“融资难”、“融资贵”和“放贷难”之综合并发症，其病根恰恰在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此外，另一个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乏力，银行趋利避害，会选那些大公司、国企，有抵押担保的优质公司给提供贷款，一般企业如果行业不景气风险大，一般贷不到钱，这不是新现象了，需要花大力气配套措施解决。而解决融资贵是目前多次降息的核心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也说过，企业利润才5%，贷款利率要6%，企业怎么赚钱，怎么投资？这样来看，融资贵就不仅仅是结构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