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二战爆发的地缘格局和文明性格原因

【5月9日，俄罗斯举行大型阅兵式，中国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将在红场高调亮相。今年，中国也将举行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式。回首历史，二战究竟因何爆发？教科书归因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忽略了极端民族主义。然而这不足以解释中国今天的和平崛起。我们不妨跟着阮炜去寻求二战爆发的地缘格局和文明性格原因。本文部分内容曾刊载于《人民日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刊发全文。】

“二战”结束至今，已足足七十个年头。期间，虽发生过多次局部战争，但无论从哪方面看其对人类社会的冲击都远远小于二战。须知，那是一场“世界大战”，死于战争的总人数竟高达7400万！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问题是：二战究竟因何爆发？

据威廉·夏伊勒畅销书《第三帝国的兴亡》，20世纪初年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奥地利青年因父母早亡、性压抑而心理病态，像德奥当时很多人那样，把个人的不得志归罪于无处不有的犹太人、斯拉夫人；这些“劣等种族”不断挤压侵蚀优秀日尔曼人的地盘，日尔曼人因此对他们怀有深深的仇视。不久欧战爆发，后演变成“世界大战”即“一战”，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与协约国签订了为其带来巨大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德国人因而对法英等国怀有刻骨仇恨（因此有样的说法：二战是德国发动的复仇战争，两次大战实乃一次，之间的二十来年只是休战）。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德国人生活艰难，处境悲惨，于是种族仇、民族恨交织演变成非理性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政权迅速崛起，人们心中的恶魔藉着希特勒和第三帝国恐怖地释放出来，最后造成了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几千万人死于战争的空前灾难。

按现教科书的说法，二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法西斯政权的崛起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根本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这里，极端民族主义被忽略，被置于导致法西斯崛起即原因的原因之位置。发展不平衡并非不可以视为战争爆发的某种深层原因，但终归太过凌空蹈虚而解释力有限，尤其不能回答这一问题：为何二战至今，即便中国等亚洲国家迅速崛起，权力天平迅速向亚洲倾斜，与西方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仍远大于欧战前德国崛起时与法英等国间的不平衡，却并没因此爆发“三战”，且可以预料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可能？

现有理论解释力有限，为何不到地缘格局和文明性格中找原因？

中国仪仗队走过莫斯科红场

事实上一战硝烟尚未完全散去，伯特兰·罗素已被一个大问题所困扰：为什么同属于一个文明的西方人竟在自己中间打了一场死亡1654万人的惨烈“大战”？

他认为，西方民族“源于精力过剩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传教狂热、野心无穷、蛮横好斗、支配欲强、盲目追求进步与效率”对此负有根本责任；西方文明品质“使人们永不平静、永不知足，盲目地投身于竞争、冲突、开发和破坏”；恰成对照的，是中国文明谦恭平和的气质。为何不到中国文明性格中去寻找药方，医治西方人的好斗症？他不远万里来中国实地考察。

作为旁观者，罗素并非没看到中国人的缺点，如“懦弱”、“懒散”、“缺乏激情”、“多神多疑”、“卑琐怯懦”、“麻木、冷酷”、“缺乏同情心”等，但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中国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善于妥协、不走极端；悠然自若、富有耐心；爱好和平、包容心强”等优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谦恭平和、温柔敦厚的气质，和合而非分裂，中庸而非极端，包容而非褊狭的性格。

中国人还有其他优点，如“坚忍不拔的精神品格”、“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但在所有这些品质中，罗素最推崇的还是“平和的气质”和“谦恭有礼、温和善良”，善于“妥协”的精神。正是这种性格，使中国人“在寻求解决争端时更多是讲究平等和公正，而非像西方人那样喜欢仰仗实力。”

这种观察大体上符合事实，但罗素并没有解释中国人的和平公正气质、妥协精神究竟从何而来。其实只需从地缘格局入手，与欧洲作一个简单比较，便不难发现中国养育出其温良谦和的文明性格几乃必然。

欧洲不像中国这样，拥有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这样一个适合农耕的巨大陆地板块，而且没有崇山峻岭和湍急河流把各地区隔开，更重要的是，主要河流黄河、淮河、长江更流向一致，极有利于跨区域文化整合和政治统一。欧洲在古代条件下虽然也适合农耕，却因较为寒冷而农业生产率偏低，主要河流又从阿尔卑斯山脉流往东南西北多个方向，致使各地之间隔断，再加海洋阻遏，欧洲被天然地划分为法、德、意、西、英和东欧多个地缘政治区域，凡此种种都很不利于跨区域政治整合和统一。

地缘格局既注定华夏世界必得统一而非分裂，养成一种和合而非争斗、包容而非排斥的品质就很有必要了。有利于统一的天然条件导致文明性格的塑造，文明性格反过来又促进统一，统一的运势进一步强化文明性格。古代条件下长时期政治统一固有弊端，不利于个人能动性的充分调动，但有助于养成温和的文明性格却无疑。这解释了为何早在《诗经》中就有不少厌战诗，如《邶风·击鼓》、《王风·君子于役》等，约同时期定型的荷马史诗却赤裸裸地崇尚武力和英雄主义，《奥德赛》结尾甚至有《诗经》中决不可能出现的大屠杀场景。至宋代，中国更是坚定地走上了和平主义道路。

欧洲不仅古代便崇尚武力，近代以降因地缘格局故更是民族国林立，相互间的争斗从未停息。文明品质差异如此之大，再好不过地解释了为何在“大航海”时代，郑和舰队与沿途民族交往坚持和平和睦平等原则，不以大欺小，不恃强凌弱。这与葡萄牙人在亚洲烧杀抢掠和西班牙人在美洲大开杀戒，灭绝阿兹台克和印加文明相比，何止天壤！

因了浮士德精神和其他特殊原因，民族国林立彼此间争斗不息的欧洲率先实现工业化，生产力急剧提升，发展出极高效的现代科技和军队。既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能力，原本就崇尚蛮力，支配欲极强的欧洲人怎么可能不发动欧战？欧战怎么可能不带来浩劫？

按一般说法，战争责任全在战败国。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战胜国也负有极大的责任。若非民族主义的战胜国杀鸡取卵般地将极苛刻战争赔偿强加于德国，二战怎么可能打起来，极端民族主义的第三帝国和希特勒恶魔怎么可能横空出世，肆虐欧洲？

中国固然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它以悠久的和平主义与政治统一与传统，绝无可能以民族国（不少西方论者以中国的各省比照欧洲民族国）名义打这种战争。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半个世纪以前阿诺德·汤因比便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这一预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但是中国人切不可沾沾自喜。即便出现了所谓“统一”，那也决不可能是重新强大的中国一国独大，高高在上，而意味着世界各国在进一步发展、共赢的基础上长久地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即所谓天下“大同”。很明显，对现中国来说，这仍是一个遥远的愿境，而当务之急，却是要通过方方面面的改革解决结构性的腐败、法治不彰、贫富悬殊、诚信缺失、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开掘自身潜力，同时继续发扬谦恭和平、公正平等的文明精神，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构建一种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