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中国学派”有必要吗？听听实力派青年学者们怎么说
当“中国”越来越成为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话题的热门关键词，学术界的“中国学派”依然是个有争议的名称。对于已经像空气一样存在于中国知识界的西学，当然很少有关于名称的争论。然而对于中国学派，常有类似于这样的质疑：有美国学派吗？有必要单列中国学派吗？时间与事实的魅力胜过雄辩，当中国的发展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中国已然构成一个独特的范例。如果把关于名字的争议放在一边，我们会发现各种超越流行教条、立足中国国情的研究早已如地火蔓延。
2015年4月12日，来自全国甚至海外的70多位中国青年学者和30多位博士生汇聚河北省香河县“中信国安第一城”，召开“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暨博士学术促进会成立大会”。他们济济一堂，或全体集会、或分组讨论，或私下交流，无不从中国实际出发，汇报各自的课题和思想。如果不是在现场看到这么多青年面孔临风论剑，还真感受不到原来地火已如此旺盛，呼之欲出。
青年学会学者平均年龄37.5岁，最小的27岁。如果不是一位60后资深哲学学者误入，平均年龄会更小。他们来自各个专业——分组讨论有7组：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文史哲。此外还有博士交流组。出席者既有各个院校的青年讲师、教授，也有各行业实战人才。其中不少人已经出版具有创新思维的著作，诸如《大道之行》、《乡村江湖》、《国计学》、《制脑权》等等。他们面对大问题，**敢于讲真话而不一定是读者爱听的话。**观点、叙述极具冲击力，也难免会有一些不成熟言论。哪怕是“制脑权”这样一部战略学著作标题，也难免会令一些读者感到吃惊。大会的“总服务员”孔丹先生谓之“偏师”，还真有点《亮剑》中偏师李云龙的生猛味道。
偏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偏。笔者穿梭于各个小组会场，能感受到一波接一波扎扎实实的问题意识。思想的力度来自于深度和他们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不同于唱衰论背景下的风声鹤唳感，而是中国崛起背景下，面对挑战迎难而上的披荆斩棘之感。我们不妨看看青年学者在讨论什么：
文教起兴
文史哲小组的话题完全超越一般纯文学或者抽象的文史哲清谈。张晴滟关注“一带一路”战略输出的文教结构是什么。文教结构有别于中国强大基建背景下“一带一路”的物质结构，是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殷之光的话题与此呼应，提出超越针对英文观众极其视角的世界史尤其是冷战史的叙述，“以往即便是有第三世界学派，或者所谓第三世界视角，也是把第三世界看作是美苏争霸的附属品。”白钢提出，想写一部能够取代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著作，“整体上它有它高明的地方，也有它很根本的问题。它应该到了被全面替代的时候了。”
类似于这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创新雄心，在其他各组都有不约而同的回响。在政治组，有张广生、马钟成、李艳艳、丁凡、鄢一龙等学者同样表达了对于国际文化领导权及其实现方式的关切。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如何形成又如何输出？中国的民主实践如何成为显学如何形成系统性话语？在人们印象中，关心地缘政治、军备发展战略、外交战略的战略小组学者开始讨论什么是中国崛起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他们的思路开始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国战略层面，田文林、石海明等甚至讨论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战略武器作用。比如如何看待莫言？以笔者观感，在对文化机制的细微理解上，他们可以多和文史哲组交流。
文史哲小组
战略学小组，《超限战》作者王湘穗教授到场
王绍光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国家转型和治理要超越政体思维，批评了那种拘泥于西方政体概念，认为政体模式一改就灵的话语。青年学者们也纷纷在政治形态理论上表达了有所建树的愿望。白钢对中共的形式提出了大胆新设想：“中国共产党的形式，一定是师生辩证法，它是通过向人民学习来教育人民，他通过做人民最好的学生，然后成为人民最好的老师，这始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从哲学和文明史的角度来说，这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进行丰富的阐发，而且可以落实到具体中去。”丁耘谈及国家形态：“最近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现在的国家形态，我认为是不是在政党国家之外应当还要加上一个人民国家。我想这样来讲当代中国形态，不是说并列，文明国家在民族国家之内，人民国家在政党国家之内，世界理想在中国道路之内。对中国当前的国家形态与政治道路都不宜做片面的、短视的理解。”中国国家文明自古不同于西方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这早已是学界共识，但眼下的这批学者特别注重打通具体的中国传统经验、中国革命经验与现代治理经验。
有别于概念清流，政治组的学者们深入到政治运作过程中去。《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作者之一樊鹏介绍自己对资本外部性监管的研究，汪卫华追问其社会监管的主体是否包括政府监管。樊鹏回答这正是需要研究的，会后进一步告诉笔者：“社会监管就是国家对涉及社会普遍价值受侵害的介入监管。国家是监管体制的顶层设计者，基本的体制结构和参与规则是国家设计的。不排除企业和社会的参与。具体要研究，不可一概而论。”
不可一概而论，拒绝抽象的政府、社会、市场概念，拒绝二元对立式思维，这种思路贯穿于各个会场，在经济学小组尤其突出。
令人振奋的经济学讨论及其他
近十年来，主流经济学界纠缠于经济形态的抽象辩论，已经引起了读者相当的厌倦。主流媒体上蔓延的讨论给读者的感觉是，用几个关键词就能概括——崩溃论，市场化，所有制、国进民退、投资消费需求等等。抽象而简明。而青年学会无论政治、经济小组都不屑于抽象概念思辨。他们切入具体问题之后再反馈到理论的讨论令人振奋。
王生升正在研究混合所有制的历史形态，超越国有、私有的争论不休，力图参与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去。江宇回忆求学时在西方经济学和中国思维之间否定之否定的辗转过程。谈到GDP增速下降，他提出政府在一些方面的干预加快了经济周期。如果方法不对，干预效果就会南辕北辙。他不回避政府干预的负面效果，但是反对只用抽象的政府干预/市场调节对立的观念来思考，要切实地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尹隆在做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体化研究，反对割裂，坚持在经济与政治结合视角下研究博弈论，拒绝相信存在与政治无干的纯粹经济学。他们在具体领域如医改和养老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谷彬强调立足于具体问题，通过现实问题导向来为人民服务，不必一见到GDP数据波动就大惊小怪。他正在关注通过就业大数据监测为中国转型提供建议，比如二代农民工的培养和养老工作。笔者不禁想起张维为教授的话：既要承认二代农民工问题，又要看到很多国家都在面临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一代民工问题也没有解决，而我们是站在更高层次上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赵亚赟和周萍则站在互联网层次上研究金融问题，前者关注如何通过互联网金融赶超传统领域难以赶超的西方金融，甚至深入到P2P研究中去。后者关注建立中国自己的信托史。
赶超雄心未泯，脚步扎得更深，深入具体问题之后再回到理论建设。程碧波尝试把西方的经济史、中国的经济史，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融在一起，构建一门“国计学”。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并且已经尝试。张晨敏锐地看到，“新常态”故事又开始沦入西方主流经济学诸如阶段性降速一类叙述里，而他要把新常态嵌入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国际体系尤其中美结构关系当中论述，阐发其历史性（内部性）与外部性。董筱丹则努力把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向下延伸，具体到区域中去。“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但是中国太大，我们把中国一块一块来看，每个区域的发展历程到底是什么……最近完成的一本书是苏州有一个中国和新加坡合办的苏州工业园区，去年是成立20周年，我们受那边的委托，做了一个20年的发展总结……然后我们把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放到一块，在当前的国际大环境下看看中国哪些问题是内部性的挑战，哪些是外部的冲击，这些对于区域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当“中国模式”还在继续惹争议的时候，他们的具体研究已经向前迈进。
社会学小组提出了系统性、接地气的研究计划，从县域政治生态研究到一线行政冲突，从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到新生代农民工生态研究。法学组则关心什么是超大型国家中国的法治，什么是中国自己的宪制。在他们看来，照搬西方国家宪法之不可行，已经是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田雷对美国宪法的系统性研究既非为了照搬，也有别于那种大批判式拒绝态度，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和问题处理中去。他们在细节领域的研究则触及诸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院之类问题。小组总结发言人支振锋直言：如何进行司法改革，人民法院还没有想清楚。在战略层面，则涉及“一带一路”时代与各国的法律交往将会如何实现。两个小组的研究工作直接关系到政府治理。他们提出要多和基层官员展开交流，让研究能够影响决策，从而有利于民生和国家建设。据笔者了解，不少地方政府有心组织学习，却常常邀请言论大而无当的大V型说客。笔者真心以为，尊重青年学者，与他们互相砥砺才是正道之一。
他们在各自的会议室讨论，笔者却能感受到他们彼此心气相通，穿透墙壁。也许下一次大会，政治、经济、法律等等学者可以在同一个小组里开会切磋，彼此砥砺激发。
你不去传播，别人就去传播了
这是一个政治、生活与媒体息息相关的时代。这一批学者迫切意识到，以往只顾埋头钻研还不够，要关注大众舆论，要把知识分享出去。媒体话语的社会影响不能小觑，风气不正的舆论会严重干扰社会发展。张晨与张恒龙都关注经济理论的研究和传播相结合的问题。张恒龙说：“为什么没有结合好？很简单，职称的这个指挥棒，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这个制度。问题是你不传播，社会的需求摆在那，自会有人传播。在座的各位想想看，所谓的著名财经作家、著名的股评人、财经评论人，咱们跟人家比，咱们对得起我们的专业吗？我们不发声人家就发声了，所以我觉得要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把研究和传播搞好。” 简练表示：“如果我们总结当代史的话，确实就会被当代流行财经作家的不严谨的东西概括了。一些财经作家不自觉地抬高了国外的经验。发展了这么几十年，这方面我们是相对落后的。”
别的小组也在发出同样的心声。政治组的郭静、李效东表示他们在编撰关于中国政治的小读本，要把中国的典型政治案例拿出来，基于事实重新讲述故事，要让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并获得启迪。面临越来越严格的高校职称、论文体制，能够这样去做知识普及工作，笔者以为很不容易。
他们有意识地回应传媒大众关心的问题，比如GDP的起伏，就业问题，网络信贷等等。周萍甚至用美容卡的资金风险来谈论信托创新。
不止经济组，各个小组都有关切舆论，走进读者的想法。唐杰与雷希颖参与合作了一部视频系列《我和我的国家引擎》，以生动的动画方式叙述前三十年的经济、政治遗产，包括建党、群众动员的高效治理模式等等，一改以往深受西方政治小说影响的灰硬气氛，把共和国儿女的切实感觉描述出来。他说：“这个叙述既是哲学的，又是文学的。在形式上还得有变化，不光是仅仅写文章，不光是电影，不光是动画，下一步策划是用水墨动画来讲‘一带一路’。我希望讲故事，首要一点就是我们中国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运作的。何以至此。说中国学派，可以一上来就是宏大的，宏观的，一上来就是文明，政党，我想能不能讲一些具体的东西，所以我想做这些事。”
与大众切身相关的具体事务里隐藏着理论性问题。肖自强回应了一个关于公务员收入的具体问题，“体制内的分配机制和社会分配机制严重不一致的时候，怎么搞信仰教育？内地一个县委书记一个月才2000块钱，这个相差太远了，这个机制如何调节？还是要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上看。”如何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看？这里且打住。我们希望早日看到他的著作。
青年学者们都不容易，他们的衷肠也许需要一步步地让大众感知，与更多知识青年砥砺。据笔者所知，不少青年学者比如欧树军都坚持业余开读书会普及知识。好的研究没有传播好，有他们自身的责任，更有媒体的责任。
传播小组对新媒体传播投入极大关注，比如微信传播规律极其对媒体、资本、权力生态的影响。同时希望能加强与各小组的合作，帮别的学科参谋如何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当然也关注网络主管部门管控新媒体的目标和方式。希望有良性互动。
这里不是莫干山，但是就在这里跳舞吧
“少年中国说”已是老生常谈。青年的挑战每时每刻如恒河之沙，但只有在国运嬗变之时，才会因势而起。最近几年，如果我们仔细倾听，青年学者的清音已不少见。吊诡的是，一方面是新媒体兴起，泥沙俱下众声喧哗，一方面是大潮底下潜流劲涌。新莫干山会议就是如此。观察者网评论员岳峙去年9月撰文《三十年后再上莫干山：青年挑战者》，影响颇广。这篇文章里更多体现的是青年学者与当红学者的理念、作风冲突。新莫干山会议内容相对平淡，似乎只有冲突才引人注目。这不是因为没有好的研究和观点，而是囿于老思维，未能新老交心、上下一致引出蓬勃之气。这股朝气会在青年学会绽放吗？至少今天的气氛给人信心。
误入青年组的丁耘教授表示，他更愿意到这里来，而不是去大牌教授的会议，因为这里有活力。青年学会成立大会主持人孔丹年近70，说话虎虎生威如年轻人。作为张劲夫同志的秘书，他回忆起三十年前经济界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回想当时青年经济学家的作用在于因应时事，非一人一时之功。他期望在座各位能够超越左右，脚踏实地，做实事求是派。他说能把今天的会议组织起来，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在与青年学者的讨论中，他时常调整自己的观点，并反复表示：“我也需要向青年学习。”
孔丹表示不了解新莫干山会议。在笔者看来，与新莫干山会议上晚辈学者的边缘挑战不同，这次青年学者是主角。也许地名不重要，也许可以套用马克思的那句话：这里就是莫干山，就在这里跳舞吧！
济济一堂
回答中国学派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中国学派有必要吗？
在总结大会上，文史哲小组发言人张翔称：我们组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学派这个提法比较好的方式，在目前阶段是放在具体学科里面展开。这个有先例，比如说在比较学里面，有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特色。目前我们在每一个学科的里面，做到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推出中国特色的学派。至于中国学派具体的内涵，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比较重要。一个是中国的主体，我们提出这个词，要理解它在当代的背景，面对的意识形态状况，就是所谓一般的讲法叫“西强我弱”，或者说我们一般很容易受西方的话语模式，或者它的理论框架的影响，丧失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我们强调要有自己的主体性，还要有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另一个是要有中国自身的形式，这个形式在不同的专业里面，有不同的表现。
这样的说法得到大家的认同。
中国学派，那只是一个结果。需要耕耘的土地还有很多。走过这一宵，学者们会有什么表现呢？谈及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如何超越西方的霸权模式并发展出新的互利共赢的普世文明模式，孔丹在闭幕发言中提及“命运共同体”，以此超越利益共同体。今天的青年学人们在未来能成为命运共同体吗？能与中国、世界命运攸关吗？能成为我们这艘乘风浪、绕险礁的中国巨轮上的领航员吗？
挂一漏万,与会的学人也不代表中国青年实力学者的全部。本文仅仅记录笔者的所见所感，希望能展现那些新锐的人和思想星火。至于能否燎原，那是未来的事情。（本文由余亮为观察者网独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