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国民教育失败，香港出现历史失忆

【今年6月，香港政府将向立法会提交普选方案，香港政改由此步入“五部曲”中最关键的阶段。然而目前在香港问题上，舆论依旧存在片面化误导现象，许多民众集体失忆，对香港历史及政改问题的本质存在误解。

4月19日，由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与观察者网主办的“政治体制比较研讨会”将在上海交大举行，会议邀请众多专家齐聚一堂，围绕“普选对香港意味着什么？”，全方位剖析香港政改，澄清误解，敬请关注。】

近日，香港《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发表了一篇题为《港独学生要求重启南京条约让谁痛心？》的文章，直指高举英国米字旗的港独组织是历史失忆，忘记了英国人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笔者高度赞同邱立本先生文中的观点。确实，当前香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年轻人的国家意识非常薄弱。香港年青一代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和对内地的疏离感越来越强。在去年香港爆发的“占中行动”中，年轻学生既是运动的先锋，也是运动中的激进力量。

显而易见，如果不解决香港年轻人的思想问题，香港未来的政治发展就无法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问题的根本就是青少年的问题，青少年的思想决定着香港未来。

爱护香港力量举行游行，支持推行国民教育科

港府在国民教育问题上的失败

对于香港年轻人出现的问题，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和特区政府早已看到，而且也在积极采取办法解决：

2007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香港并发表讲话，强调“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2010年，特区首长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设立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紧接着成立了“德育及国民教育专责委员会”。2011年5月5日，港府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询稿”，建议将此科列为必修科。2012年6月，教育局出版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2012年8月3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宣布教育局将成立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邀请各界代表加入，共同监察“国民教育”的推行。2012年8月底，教育局向全港65间官校发出“限阅文件”，命令校长记录官校教师对国教科的取态和表现，向局方汇报后记录在案。“倘有教师罢教”、“拒绝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工作”等情况，教育局将“视乎个案的实际情况考虑如何处理”。

但遗憾的是，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国民教育遭到香港政治反对派的强烈抵制：

2011年8月21日，学民思潮组织“821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大游行”。2012年5月13日，学民思潮组织再度发动“513撤回国民教育课程大游行”。2012年7月由香港部分家长组成的团体，成立“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要求港府撤回国民教育课程。2012年7月29日，“学民思潮”、“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及“教协”等团体发动“全民行动，反对洗脑729大游行”。2012年7月30日，“教协”以及“学民思潮”共同要求政府在9月3日前撤回国民教育，并积极组织罢课，与各相关人士（教师、家长、学生）商议及合作，寻求办学团体等社会各方的支持。在7月份，香港的“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也宣告成立。2012年8月1日，本港多个办学团体，包括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道教联合会、香港佛教联合会和仁济医院反对教协早前提倡的罢课或罢教行动；而全港十七区的家教会主席均以个人身份反对教协早前提倡的罢课或罢教行动。

在抵制港府实施国民教育问题上，除了政治立场激进的学民思潮组织外，香港“教协”和“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对一些立场中立的香港居民影响较大，裹挟了相当多数的教师和学生，给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国民教育造成很大阻力。

面对香港发对派发动的抗争，港府被迫退让。2012年9月8日，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的规定，改变为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民教育科及其教学方式。2012年10月8日，“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胡红玉宣布该委员会的建议，请求港府搁置国教科课程指引。这是继23条立法失败以来，香港特区政府遭受的另一次重大挫折。

对港府推行国民教育失败的检讨

从时机上看，香港地区居民国家意识高涨的时期是在1997年回归前后，香港特区政府没有在这个最佳时期，一鼓作气地推出香港回归后的国民教育。相反，港府在香港回归后15年间的国民教育问题上无所作为，尤其是没有把香港回归前后的政治制度比较作为学校历史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香港年轻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过去十几年间急剧膨胀。

港府在推行国民教育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香港国民教育的推行并不是在一个历史连贯的常态社会，而是在一个发生了主权交替的社会。面对香港主权在1997年的交替，部分英国政客和香港亲英人士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发生了主权更替的社会，建构新的价值观都不仅仅是“建构”的问题，而是“革故鼎新”的问题。香港国民教育的起点应当是“破”，“不破不立”，只有破字当头，立才能紧跟其后。如果不破除旧的殖民教育条件，只是简单地建构新的国民意识，注定很难成功。相反，香港主政者如果能在政治和价值观上破字当头，对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进行实事求是的揭露，新的价值观和国民意识的形成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下面是两个破旧立新做得较好的典型案例：

1949年中共建政，如何在中国构建新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如何重新塑造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共破字当头，把揭露和批判国民党政权和旧中国的腐朽、黑暗作为建立新中国的意识形态的起点。正是由于中共实事求是地揭露了旧中国的腐朽与黑暗，新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才能顺势而建，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和价值观才能很快建立起来。由于广大中国民众对旧社会的黑暗面有足够了解，所以，即使在中国社会发展遭受挫折之际，甚至在文革期间，普通民众仍然没有动摇对共产党的信任，更不会去怀念旧中国，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再回到革命前的旧社会。中共在执政前三十年之所以能够牢牢地站住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跟在历史教育中对比新旧社会这一点分不开。中共如果没有对当年国民党政权黑暗面的揭露，后来社会在遭受挫折时就很容易产生对过去的怀旧情绪。

再来看美国的例子。1776年，美国的国父们在列克星敦打响第一枪后就发表了著名的立国文件《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用大量的篇幅把英国描写为一个邪恶的国家，把英国国王描绘为一个十足的专制暴君。正是美国当时的政治精英对英国统治时期的黑暗作了强有力的揭露，（当时北美十三州拥护英国人的托利党人无法在当地社会强烈的反英情绪下立足，最后只有逃到加拿大地区）北美十三州才能凝聚为一个国家，才能制定宪法建立联邦政府。

但遗憾的是，1997年后的香港政府却忽略了主权更替之后，社会政治观与价值观的重建必须要破字当头，立在其后的这个基本原则。本着对英国友好的态度，中国政界、学界对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黑暗面基本不提，仿佛平稳收回香港就不必再谈英国统治香港期间的黑暗面。由此一来，中国政府在1997年自动放弃了揭露英国统治者在香港实行种种劣政的大好机会。而这种不作为的情形持续了十几年后，香港社会出现了历史失忆现象，一些香港年轻人开始怀念那个他们并不了解的英国殖民统治的时代。

与特区政府重获香港统治权后在历史教育和揭露旧香港方面不作为相反，香港的反对派并不因为中国政府对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保持沉默和友好的态度而投桃报李。相反，政治反对派利用香港教育淡化殖民统治黑暗面的弱点，使用各种方式尽可能美化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正是由于特区政府主动放弃了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对英国殖民统治专制、独裁的本质避而不谈，或者很少谈，香港年轻的一代才会对回归前的旧香港抱着美好幻想，才会有人在街头挥舞英国的国旗。

历史教育是国民教育的起点

美国是把国民教育寓于历史教育之中做得比较好的国家。美国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没有专门的思想教育课，但历史课的份量却很重。美国的历史课实际上承担了讲授美国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如果学生接受了美国历史课讲授的内容，也就基本上树立起了美国公民的国家意识和基本的意识形态框架。同样，美国公民的入籍并不考政治，而是考历史，但历史考试的大多数内容其实都属于政治范畴。

培养香港年轻学生的国家意识是构建香港未来社会的重要基础，而要在香港推广国民教育，历史教育是最根本的起点。如何让学生了解香港回归前后的基本历史是香港教育的当务之急。

殖民统治的本质是极少数外来统治者通过武力对当地居民实行暴力统治。英国人在香港实行的“英人治港”与民主制度在根本上是冲突的。港督作为英国国王统治香港的权力代表，其权力的来源并不是来在香港本土，而是来源于伦敦的《英皇制诰》《皇室训令》《殖民地规例》，以及英国国王会同英国枢密院颁布的敕令等，所以，英国的殖民统治决定了香港在回归前无法实现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治。

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典型制度是从1842年到1984年，而不是到1997年。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于1997年正式结束，但香港社会从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生效后，开始进入回归中国的过渡期。从1984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港英政府实施的所有政策都应放到中国回收主权的过渡期这个背景下来理解。没有中国政府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的压力，港英政府不可能在香港进行任何改革，从1842年到1984年的142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统治香港期间，并未实行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而是港督高度集权，集行政、立法和军事权力于一身，在1993年之前，港督同时担任香港行政局与立法局主席，主导整个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

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并没有真正的立法机构，港英时代立法局议员的产生、立法议案的提出、签字、公布生效等都由总督控制，立法局的职能仅是就立法议案进行一般性辩论和质询，无立法动议权，事实上仅仅是港督的咨询机构。在1985年前，立法局议员皆由港督任命。（1991年港督还任命了17名立法局议员）香港立法局议员的首次部分选举发生在香港回归过渡时期的1993年。

尽管英国在香港建立了相对健全的司法系统，但司法终审权却属于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在英国统治香港期间，香港的刑事诉讼案件上诉到伦敦的英国枢密院，最后在伦敦进行裁决并非个案，香港并没有独立的司法权。

香港从1997年后才有了高度自治，从“英人治港”转变为“港人治港”；行政长官从万里之外的空降到由香港社会自己产生；香港的司法终审权从回归前的伦敦枢密院改变为落地香港；香港立法会从1997年后成为真正的立法机关，具有了立法机关的五个最基本职能。即使香港政治在回归后短短17年间有了如此巨大的进步，新一轮的政治改革仍在进行之中。

中国从来有历史是宗教的说法，香港特区政府应当通过历史这门学科让香港青少年了解今日香港的来龙去脉，了解香港过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真相，了解港人基本权利跟香港回归祖国紧密相连。只有还原了香港回归前的历史本来面貌，香港学校的国民教育才可能有一个稳固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