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论共和宪制：“新罗马主义”的力量与局限 -章永乐

【录音整理：黄蓬北 朱煜琪 范雪晨，校对：康向宇（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本文原发表于《北大法律人》，感谢作者赐稿观察者网发表。】

今天要讲的题目，也可以称作“马基雅维利论三种共和国”。在互联网上，事物通常被分为三种，普通的，文艺的，最后一种比较二的。共和国在马基雅维利那里也有三种。哪三种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整个中国近代，马基雅维利的主要形象就是申不害、韩非子这一类君主霸术的倡导者。梁启超是其始作俑者者。1905年，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谈到一个叫做“麦加比里”的人，称其写过《君主论》与《论丛》，其教导与商鞅、韩非子的六虱五蠹之论“不谋而合”，是“开明专制论”的倡导者。1923年，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提到一位“米奇维里”，对应外文名字是Michiavlli，写了本《君主政治论》，这位“米奇维里”的主张与申不害有相通之处，主张用阴谋以为操纵，但这一主张实际上是法家的“奉公术，废私术”、“任法而不任智”主张的反面。两年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一个中文节译本，著名翻译家伍光建担纲，定名为《霸术》；第二个译本则是大约1930年出版的曾纪蔚译《横霸政治论》（麦克维利著，上海光华大学政学社）；第三个译本标题为《君》（马嘉佛利著，张左企、陈汝衡译，中国文化学会印行，1934年）。因此，从一开始，《君主论》的翻译就被纳入了中国传统“王道”与“霸道”的对立之中，被视为“霸道”的代表性论著。任公根据自己的印象，从思想上将马基雅维利与法家中的相关派别关联在一起，而翻译本则在大众传播层面进一步传播这一形象。

但最近十年以来，随着翻译和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大众文化层面，人们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认识也在逐渐改变。大家现在知道马基雅维利不仅谈君主，而且热爱共和，是西方共和主义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但是，马基雅维利主要宣传的到底是怎样一种共和主义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众说纷纭。我主要从当下在国际马基雅维利研究学界比较著名的三种路径开始说起。

第一种路径，也就是近十年在中国影响力非常大的施特劳斯学派。施特劳斯从根本上认为，马基雅维利支持共和制还是君主制是个无关痛痒的问题，无论支持哪个，他都是“邪恶的教导者”。说马基雅维利邪，不是因为他讲的权术有多么了不起，那点东西古典作家们也都懂，但是古典作家们隐恶扬善，不会让权术阻碍了自己对真理和美德的追求。马基雅维利却把权术赤裸裸地讲了出来，让理论活动完全服务于现世的实践，这就构成一个重要的事件，成为现代性的开端。

第二种就是公民人文主义路径，其代表者是剑桥学派，主力有Skinner、Viroli、Petit等。这几位学者有一个共同的命题，即把马基雅维利视作古典共和主义的继承者。古典共和主义的代表是西塞罗，他强调政治家与公民要爱国、有公民德性，为了共和国共同的善而奋斗，而这同时就要求concordia ordinum，阶级和谐。西塞罗是非常推崇柏拉图《理想国》的，哲学家王、护卫者与生产者各得其所，各安其位，构成最佳的政体。西塞罗的共和主义也要求公民对自己的位置有自觉。

第三个路径，也是国内最不熟悉的，是激进民主派，或者叫平民主义派，这派学者跟施特劳斯一样，强调马基雅维利身上具有公民人文主义路径无法解释的激进性和创新性，但他们和施特劳斯解释的方向不同。这派解释者中有不少社会主义者，如法国共产党员阿尔都塞，意大利共产党员葛兰西，还有《帝国》的作者之一、意大利工人社会主义党员安东尼奥·奈格里。近期芝加哥大学的John McCormick出版了一本书，叫Machiavellian Democracy，更是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观进行了系统阐发。这几位都是把马基雅维利视作平民主义（populism）的早期政治代表，认为马基雅维利不是简单的古典共和派的代表者或继承者，他的观点中包含很多激进的、带有革命性质的主张，可以让现代资本主义秩序的批判者们找到共鸣。

我今天要探讨的就是，马基雅维利究竟是像剑桥共和主义学派所展示的那样，是一种讲阶级之间的和谐、公民德性、共同的善的共和主义者，还是一个更为激进，甚至具有某种革命性的共和主义者？

马基雅维利不是一个在学校里教书的理论家，他自己就是一个政治家，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秘书厅任职，后又兼任负责国防与外交事务的“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秘书，曾经负责组建佛罗伦萨的第一支国民军。1512年佛罗伦萨共和国覆灭之后，他撰写了一系列作品。从这张描绘1494年意大利局势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佛罗伦萨所处的环境。当时的意大利可谓是邦国林立、征战不休，不仅各邦国之间相互征伐，法国、西班牙这样的区域之外的大国也都来意大利争夺霸权；在意大利内部，教皇国也想努力建立自己的霸权。佛罗伦萨这样的小共和国只能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战战兢兢地过日子。1494年佛罗伦萨共和政体的恢复本来就因法国的入侵，1512年共和国的覆灭是因为西班牙的入侵。佛罗伦萨是一个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小国，所以在这样的小国里产生一种特殊的思想也是不足为奇的。

上面讲到，从中国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马基雅维利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君王霸术的论述者。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究竟是一个君王霸术支持者还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在学界长期有过争论。但现在它基本上已经不成一个问题了，那我就简单地交代为什么不能够给马基雅维利贴非此即彼的标签。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共和制。要理解共和制，就要弄清楚它和它的反面君主制之间的差别。马基雅维利将它们对应到两种生活方式上去：一种叫自由生活（vivere libero），另一种叫安全生活（vivere sicuro）。安全生活就是君主保障臣民的安全，基本不干涉臣民的私生活，而公共的生活由君主来垄断、保护；自由生活的特点则是公民有可能参与到公共生活里面去，这里的自由不是指你的私生活不受政府干预，而是指你不受专断意志的压迫，你服从的是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这个政治参与的维度非常重要。从这个区分来看，马基雅维利好像是认为共和制是比君主制更高的。但是，我们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建设共和国，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不可以建立？比如说，当一个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是否可以一步到位马上建立共和国？马基雅维利觉得做到这一点十分困难。他指出罗马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是一天建成的，它也是从君主国发展演变成共和国的。

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个共和国，也可能需要君主制为它来奠定最初的基础。第二个问题就是共和国败坏之后怎么办，怎么让它恢复到最初创建时候的活力？这个时候，马基雅维利就会提议由一个人大权独揽，把国家重新矫正到原初的轨道上。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共和主义中又镶嵌了君主的要素。第三个问题是如果这个共和国扩张，在它的新增领土上的统治与君主统治是否有差别？马基雅维利认为其实没有多大差别。比如说，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头几章讲到君主国的分类，其中讲到新增的君主国，这里的主题其实就是对外扩张。马基雅维利就举例探讨罗马共和国怎么统治新增领土的，我们可能会疑惑：罗马共和国是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要把它放到《君主论》里来探讨呢？但如果对罗马史有些研究，就会知道，罗马城内有一套非常精巧的权力制衡机制，但在那些遥远的地方，如叙利亚、希腊，它的统治和君主制是没什么分别的，甚至可能比君主制更残酷。所以你把那些将军看作那些地方的君主，没有太大问题。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它的创建，它的对外扩张，它在腐败之后的刮骨疗伤，这其中都贯穿着君主的因素。

马基雅维利确实是毫不含糊地说，如果要建设一个杰出的共和国，最好由一个人来奠基，因为人多嘴杂，会导致最初的制度基础不完善。因此，君主可以发起一个事业；但当这个事业已经初具规模，如何保持它呢？这时候马基雅维利提示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更多人的力量参与进来，国家才能稳固。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李维史论》第三卷第九章的一段话：“与君主国相比，共和国有着更强盛的活力，更长久的好运，因为它有形形色色的公民，能够比君主更好地顺应时局…只用一种方式做事的人，绝不会改弦易辙；如果时局已变，他的方式不再适用，他也就覆灭了。”那么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一个国家就好比一艘船在大海上航行，海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浪，但一个舵手只熟悉那么几种，就无法保证大家的安全，这时候你如果能调动形形色色的人才，面对不同的风浪，船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在君主国的环境下，国家的存亡仅取决于君主的好坏，而共和国是一个复合式结构，它能够聚集更多的人才，将他们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应对所有的风浪。

这里就涉及了马基雅维利在所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两个形象：Fortuna与Virtù。Fortuna是幸运女神或机运女神。在这里的第一副图片中，幸运女神摇着轮子，轮子无情地碾压过人的肉体，这个就是常说的“命运之轮”；在第二个画面中，幸运女神右手掌着舵，左手拿着代表丰饶的羊角，其中盛满金钱，她将金钱撒向人世间。Fortuna女神在物质世界里分配权力、荣誉和物质财富，而且她是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去分配的，经常反复无常。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就是这个女神在主导人的命运，人们应当用自己的Virtù来应对女神，但这种德性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德性，而是一种能力，它的目的是为了成功，它要面对的挑战来自幸运女神。因此，你就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综合使用各种手段，既有道德的，也有非道德的。《君主论》第二十五卷有两个比喻来描绘Fortuna，第一个比喻是一条经常泛滥的河流，你为了应对它就必须筑起堤坝使它不至于溢出来。第二个比喻说，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比喻更加激进，因为在这里，你不是简单地防御机运的突变，而是要征服它。

对于政治家来说，幸运女神是他们时刻都需要提防的力量。在君主国中，君主只有一种面对她的方式，就处于被动的地位；反之在共和国中，有多种方式可以来对抗这个女神，就比较主动。因此共和国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把方方面面的人才聚集起来，然后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人才来面对幸运女神，这样就可以更长久地在时间中存在下去。

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对于马基雅维利，一个政治共同体要保持长久，即使一开始是君主制，也要慢慢引进共和制，引进人民的力量去保守它。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国家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是像剑桥学派所说的一个偏重精英、讲德性的共和国，还是带有激进色彩的国家？我们先从精英主义的共和主义讲起，其代表者有西塞罗、布鲁尼（Bruni）、圭恰迪尼（Guicciardini）、麦迪逊（Madison），等等。他们都讲共和，且共同特征是强调精英的作用，强调普通民众能力有限，所以要通过精英的领导和提炼。在他们看来，普通民众不经过引导的话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可能胜任保护政体的重任。那该怎么解决呢？第一，要在民众中进行选举，产生代表，相对来说，代表在能力上更强一些。第二，还要考虑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政治家来指导国家事务。因此，古典主义的论述倾向于不信任平民的能力，同时要求精英在统治当中发挥主导作用。但马基雅维利是否赞成这一观点？他是否如此强调精英作用呢？恐怕并不是这样的。下面我就要讲马基雅维利归纳的三种共和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同的共和主义。

在互联网上，世界上每种东西都可分为三类：普通的，文艺的，比较二的。我把这个“普文二”分类法用到马基雅维利的共和论述上，以博大家一笑，虽然有恶搞成分，但和马基雅维利的论述基本上还是合拍的。第一种：普通共和国，有两个代表，一为斯巴达，一为威尼斯。第二种：文艺的共和国，罗马。第三种共和国的代表就是马基雅维利的祖国佛罗伦萨。当然在他的书里，他还提到过其他共和国，但是没有展开，比如说雅典。马基雅维利把古代雅典看作一个共和国，它的武功也不错，但并没有建立混合政体，所以很难长治久安。另一个共和国就是瑞士，瑞士由若干小邦国联合在一起，各邦国高度自治，地位平等，共同决定重要事务。但马基雅维利认为它和古代罗马所征服的托斯卡纳联盟一样，内部结构搞得太复杂了，导致它根本没法对外扩张。所以瑞士人很会打仗，却只是给各国君主当雇佣军。

在《李维史论》的第一卷第二章，马基雅维利用了许多篇幅去谈论重述古典共和政体的发生。在这里他重述了波里比乌斯的一个混合政体原理，单纯的政体，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都是比较脆弱的，如果要延缓它的衰老的话就要把它们结合起来。而罗马共和国就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混合宪制：罗马的执政官就相当于君主，元老院相当于贵族。那么到底是谁代表罗马第三方的利益即民主政体？人民大会？罗马共和国有四种人民大会：库里亚大会、百人团大会、部落大会、平民会议。我们要想当然的话，会认为人民大会自然就代表了平民的力量。然而你会发现马基雅维利恰恰没有把重点落在人民大会上。他讲的是什么呢？保民官。我在下面再进一步展开。

当马基雅维利谈论共和政体的时候，阶级划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君主论》第九章中说：“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两个相互对立的党派（umori，直译为“体液”）：平民不愿意被贵族统治和压迫，而贵族则要求统治和压迫平民。”各种政体都需要处理这两个对立的党派之间的关系。而三种共和国之间的差异，就跟他们对这个基本关系的处理有关。

先说普通共和国斯巴达与威尼斯。斯巴达和威尼斯的处理方法就是依赖贵族的势力，既不让平民过多地参与政治生活，也不要压迫他们，这样的好处是在城邦里面，平民和贵族的冲突就比较少，显得比较安宁、和谐。我们来看一下斯巴达的政体：首先是两王，采取世袭制；接着是长老会议，有 30个成员，两个王也是它的成员，其他的是在斯巴达贵族中产生；再下面是斯巴达人民大会，人民大会的作用是立法，但立法需要得到长老会的准可才能生效。这样可以看出，如果说人民大会代表平民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在斯巴达公民之外还有两种人，一种叫边区居民，他们为斯巴达人种田，向斯巴达人纳贡，但不是奴隶；另一种就是黑劳士（helots），即斯巴达人的公有奴隶，经常起来反叛斯巴达。这两种人就没有公民权，不能参加公民大会。放到这个结构里来看，你可以发现斯巴达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很有限，有实质决定权的人更有限。当然，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去谈斯巴达的监察官，斯巴达有5个监察官，从包括平民在内的全体公民中选出，越到后期，权力越大。如果把监察官带进来，情况就不会像马基雅维利说的那么简单了。  

接着再来看威尼斯。这张图上的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结构非常复杂，但是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除了图里这个权力很小的人民大会之外，其他机构基本上都是由一种人——绅士（zentilhomeni）来构成的。绅士和非绅士的边界是怎么确定的呢？其实就是根据先来后到来排。自从1286年以来，威尼斯的传统家族们合谋把自己作为先富阶层的政治特权永久化，断了后富阶层在政治上上升的念头。到了1298年，非传统家族的人，不管多么富裕，已经不可能进入威尼斯共和国的大议会了。到了1315年，所有有资格进入大议会的传统家族名单被正式固定下来，这被称为Serrata（封闭）。到1527年，威尼斯有144个家族约2570个人有资格参与大议会和担任各种官职。其他人再怎么有钱，也没法跻身这个俱乐部。威尼斯打仗也不用国民军，而是出钱去买雇佣兵。既然它的平民对国家没有什么军事上的贡献，也就很难对国家提出政治权利要求。

这两种政体减少对平民的依赖，同时也尽量不去侵扰平民。斯巴达不向外人开放公民权，威尼斯使用雇佣兵打仗。等级分明，上下有序，国家获得了长寿——斯巴达持续了八百多年，而威尼斯持续了将近九百年，在中国只有西周加上东周才能与它们相比。但马基雅维利却一点也不羡慕这种政体，他认为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不能对外扩张，因为扩张需要打仗，而打仗只依靠贵族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武装平民，但是你又不愿武装平民，而是使用不可靠的雇佣军，战斗力当然上不去。但你要是很努力的话，也许能够在扩张上取得一定成就。但是，这种扩张恰恰会给你自己带来很多烦恼，因为你的政体是适应于一个封闭社会的，越是扩张，越会在自己内部引起麻烦。斯巴达的例子是最典型的。这个城邦不用金银，杜绝奇技淫巧，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数百年；扩张之后，将领从国外带回来很多金银，更引进了奢靡淫逸之风，于是内部很快就开始了败坏。

现在来谈第二种共和国，代表就是罗马。罗马共和国从表面上看比斯巴达与威尼斯混乱多了，它的社会一点也不和谐，每天都是闹哄哄的。但是，马基雅维利恰恰认为这种表面上的混乱中恰恰蕴藏着创造性的力量。他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4章中说，良好的典范源于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教育源于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源于纷争。在罗马，是平民和贵族的斗争导致了良好的法律，从而产生良好的教育，最终产生良好的典范。罗马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跟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那么罗马是如何做到建立一个大帝国的呢？建立帝国就需要打仗，打仗就需要军队，而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当然是国民军，而不是雇佣军。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国民军，就需要把平民纳入战斗人员。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6章说，为成就一个伟大帝国所必需的大量武装起来的人民不是你想怎么管就怎么管的。平民一旦手里有了武器，也就会要求一定的政治待遇。保民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在罗马王政时期，王与贵族、平民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结构，如果贵族侵犯平民太厉害，王就会出来保护平民。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结构。 但在王政末期，发生了贵族革命，王被推翻了，贵族垄断了政治权力，他们对平民的压迫就变得没有底线了。压迫主要体现在哪些问题上呢？首先是土地的分配。罗马人对外打仗，征服了一个地方之后，就会把土地的一部分收归罗马国家所有。这是罗马的公共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但使用权却可以交给个人。但在这里，贵族与平民的区分就凸显出来了。罗马国家基本上把土地使用权交给贵族，不给平民。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平民流汗又流血，辛辛苦苦给罗马挣下新的土地，胜利果实却被贵族独吞。平民对此非常不满。种种因素综合影响之下，在公元前494年，平民开始撤离，要退出罗马，自己去建立一个新到的城邦。没有平民的罗马军队战斗力当然会大损失，恐怕很难再对外扩张了。于是贵族就去和平民谈判，答应了他们的一些要求，把平民拉了回来。贵族承认了平民保民官（Tribune plebis）、平民营造官（aediles pleb）。保民官的首要权力是否决权，在罗马城墙之内，他对罗马的长官（独裁官除外）与元老院都具有否决权，这样贵族就不能不经过平民同意而发起行动；救援权，即保民官可以帮助被侵害的平民；指控权，指控迫害平民的官员，这是与救援权联系在一起的；立法权，保民官可以在平民大会上提出法案，通过平民决议，平民决议一开始只约束平民，但随着罗马政制的发展，最后对全体罗马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否决权。否决权不是领导权，平民很难发起做新的事情，但他们可以对贵族发起的事情表明态度。掌握领导权的贵族只有在平民不反对的情况下，才能做成事情。这就隐含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种分权。

保民官的确立，使得罗马政体中的民主部分得到了完善，这个政体成为真正的混合政体。它的第一功能是保护平民，对抗贵族的侵扰；第二功能是促进了罗马帝国的扩张。第二点可能不是那么直观，脑子要转一下弯。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贵族天然就是要压迫人的，既然在城内不可能随意压迫，那么只能往城外去，只有不断把蛋糕做大，他们才能过得比较舒心。有意思的是，保民官的否决权只能在城内行使，出了城墙是不管用的，那么贵族更有理由把平民拉出去打仗了，在战场上贵族将领可以说了算。这就加速了罗马的扩张进程。

为了跟精英主义的共和主义进行辩论，马基雅维利还在多处对平民进行辩护，论证平民并不像古典作家们所说的那样愚蠢。比如他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47章指出：“人民在一般性的事务上可能犯错，但在具体事务上不会犯错。”平民在类似于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这一系列抽象性事务上可能会犯错，但到公共职位和荣誉的分配这样的具体事情身上，他们的判断力却是健全的，很少犯错误。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58章，他又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比较人民与君主，认为过去的作家们老是拿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人民与君主相比，这个比较很不公平。如果拿组织起来的人民与君主相比，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坚定、谨慎与感恩无异于一个君主，甚至能比君主更为明智和坚定。 如果说君主善于创建新的事物，那么民众在维护这些新的事物方面能做得比君主更为出色。在同一章里，马基雅维利甚至说：“把人民的声音比作上帝的声音不是没有理由的…”要知道，他是在卢梭两百多年前写这样的话。

马基雅维利以罗马为例，提出了一整套的政体设想，我们可以称之为“新罗马主义”。之所以要加个“新”字，是因为他对平民力量的强调是很新的，是我们在西塞罗和李维这些罗马古典作家那里看不到的。“旧罗马主义”强调的还是贵族精英的德性与能力。而从现在的罗马史研究成果来看，马基雅维利对罗马的描述也不能说是客观的，他确实夸大了平民的力量。但马基雅维利从来都不是一个追求客观的历史学家。他很清楚李维和西塞罗怎么写罗马史的，他故意不按李维和西塞罗的套路写，而是要用罗马这个典范来承载自己的新的政治主张。

但如果罗马共和国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优越，为什么最后灭亡了呢？土地分配问题一直是罗马共和国的老问题。到了共和国中晚期，人口增长，平民占有的土地却没有多少实质增长，人地矛盾越来越大；罗马的显贵们当时在发展大规模的奴隶制庄园经济，加大了对小农土地的兼并，这样下去，平民大量破产，自备武器的罗马国民军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为了重建罗马的小农经济，同时也维系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国民军制度，格拉古兄弟以保民官的身份推行土地改革，限制显贵们的土地占有数量，将多出来的土地分配给平民。贵族极力反对这项立法，俩兄弟都被贵族杀死，他们的后继者也被贵族刺杀，还引发了罗马的意大利同盟者反对罗马的“同盟者战争”。平民在罗马宪法内部无法完成这个改革，最后就转向了依靠军阀。而马略进行了募兵制改革，国家为士兵提供装备， 这就让军事制度与小农经济脱钩；马略同时承诺向服役的平民分配土地。这样一来，从军成为破产农民获得土地的途径。而将领们既然向平民作出了分配土地的承诺，也就需要将它变为现实。而那些有野心的将领当然就想趁机利用平民的力量，向贵族夺权，从而让自己成为罗马的统治者。在军阀混战中，共和宪制日益被突破，元老院的地位不断下降。奥古斯都终结了军阀混战，宣布复兴共和，但实际上以元首制终结了共和国。因此，我们如果看共和国后期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斗争与混乱，西塞罗这样的古典共和主义者主张阶级和谐，希望平民和贵族各安本分，是很有针对性的。马基雅维利认为罗马共和国因为内部斗争而成功，但如今的现实却是共和国因为斗争而覆灭，他怎么解释才能自圆其说呢？

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37章探讨了罗马围绕土地法展开的阶级斗争。开篇他就告诉我们，当人民不再出于必然性而斗争，那么他们就会出于野心而斗争。围绕土地法的斗争，就是平民出于野心而进行斗争。他承认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法有问题，它的的立法时机不佳，其采取的溯及既往的方式不妥当，其结果也是悲剧性的：“……在平民与元老院之间激起如此大的仇恨，以至最终演变为战争与流血事件，这超越了公民政体的一切规则和习惯的限度。”就斗争策略而言，马基雅维利主张采取拖延的方法，这样灾难性的结果至少可能来得晚一些，而在拖延的过程中，问题也可能会自行消亡。然而，马基雅维利却坚持元老院与平民的敌对使罗马保持自由这一看法：“对平民来说，大人物的野心是如此大，如果在一个城邦里不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摧毁之，它很快就会使那个城邦毁灭……如果平民不是通过这个法律以及他们的其他欲望一直抑制着贵族们的野心，那么罗马陷入奴役会快得多。”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在为平民超越“必然性”的野心进行辩护，即将之解释为对贵族野心所带来的压迫的反抗。这就好比你问马基雅维利，罗马共和国为什么这么短命？马基雅维利的回答却是，你知足吧，如果没有平民持续遏制着贵族的野心，罗马共和国的命会更短。他从来没有设想罗马共和国这样的政体能活八百年，它比威尼斯和斯巴达短命是自然的。

如果说罗马代表着马基雅维利心目中最好的共和国的话，他的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在他眼里却代表着最“二”的那种共和国，既不稳定又不能对外扩张，总是在贵族奴役平民和平民自我放纵两个状态间转换。我们在这里就要谈他的《佛罗伦萨史》，这本书是马基雅维利给美第奇家族做的一个课题的成果，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说话不可能随心所欲。所以读它的时候需要作一些小心的甄别。

马基雅维利论述佛罗伦萨共和国内斗的核心时间是从13世纪晚期到15世纪。1282年，佛罗伦萨在行会的基础上建立起共和政府，一开始贵族还参与政治生活。1293年，佛罗伦萨颁布《正义法规》，排除贵族参与，巩固了大行会的统治。但平民内部很快又出现分化，形成了三个阶层，肥人（popolo grasso）、瘦人（popolo minute）和庶民（plebs），肥人有7个行会，瘦人有14个行会，而庶民没有自己的行会，是绝对被压迫的阶层。1282年以后，100多年内，宪政结构大致为：执政团（Signoria），包括1282年创立的首长会议（Priori）和1289年创立的正义旗手（Gonfaloniere di Giustizia）；两个辅佐机构——12贤人团和旗手团；还有人民会议、公社会议，以及紧急情况下召开的巴利阿会议。在这100多年间，变化的主要就是选举规则——不同阶层的人当权的时候，就会用自己阶层的人去充实执政团。1378年梳毛工人起义后创立了庶民和“瘦人”主导的政府，持续4年，但很快被“肥人”镇压。从1382到1434年间一直是“肥人”掌权。

现在我们来看马基雅维利对佛罗伦萨内斗的反思。他认为与罗马不同，佛罗伦萨的内斗是你死我活的，没有退路和底线的。他在第三卷第一章中评论道，罗马平民竭力争取的是和贵族共享最高职位，而佛罗伦萨平民竭力争取的是将贵族全部赶出最高职位，罗马平民并未对贵族特别侮辱，因而贵族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这就使得，一方面平民得到满足，一方面贵族也可以继续享有权利。罗马的好处就在于斗争完以后，平民与贵族还能维持合作。而佛罗伦萨，由于平民的要求“既蛮横又不公平”，贵族“在绝望之下竭尽全力自卫”，最后就酿成惨案。因为平民成了胜利者，贵族被剥夺了参加政府的一切权利。他们为了重新取得权利，在言谈举止、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装作平民的样子，其结果是，贵族身上伟大的领导才能日益衰落，而平民身上是没有这种才能的。在罗马，贵族德性堕落的结果是，公民意识到需要一个君主来领导。而在佛罗伦萨，由于贵族德性丧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稍有理智的人，就可以掌握国家权力，把国家捏成他所希望的样子。

佛罗伦萨的党争还具有不断发生内部分裂的特征。《佛罗伦萨史》第七卷第一部分写道：“佛罗伦萨的内部分歧经常伴有党派之争，因此它一向是有害的。居于统治地位的一派只是在受到敌对的一派牵制时才能保持团结。一旦敌对的一派的势力被消灭，政府由于没有反对派的约束力量，无法无天，于是就分崩离析。”所以一派斗倒另一派之后，事情还没完，因为胜利的一派内部又会发生斗争。

马基雅维利对佛罗伦萨党争的谴责，从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接近西塞罗那样的强调阶级和谐的观点。但我在前面说过，《佛罗伦萨史》是给美第奇家族做的课题成果，他必须要把美第奇家族之前的佛罗伦萨历史写得混乱不堪，这样才能显得美第奇家族英明神武。马基雅维利在给他的朋友Donato Giannotti的一封信说，“我没法像我没有任何担心的时候那样写这部历史”。但不能畅所欲言，并不等于他就没有办法在文中放点料。古典作家们常用的一种写作手法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塞到自己笔下人物的嘴里。在《佛罗伦萨史》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演讲，文采飞扬，激情澎湃，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马基雅维利故意放的料。是谁的演讲呢？1378年一位梳毛工人起义领袖发表的公开演讲。这场梳毛工人起义是中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基雅维利为无产阶级革命留下了最早的一个政治动员演讲，意义重大。

我来读一下这个演讲，中间插入一些评论：

“假如当前的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拿起武器去抢劫焚烧公民的住宅、抢劫教堂财物的话，有些人会认为这样的事应当进一步认真加以考虑；而且，或许宁愿贫困而安全，也不为追求靠不住的利益去冒险；我也是这类人当中的一个。然而，既然我们已经拿起武器，而且已经干了许多犯法的事；依我看来，我们应当考虑的倒是怎样才能把这些罪行撇开，设法避开我们已经干过的事情所引起的后果以保全自己。如果什么事情都不能教给我们怎么办才好，那我就毫不含糊地认为，迫不得已是会教给我们怎么办的。”

——这里有什么呢？首先就有一个非常强的必然性/必要性（necessità）的概念。政治家在necessità前面，是没法完全按照道德来行事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正是《君主论》里反复宣扬的政治观。  

“现在全城都充满对我们的怨恨和愤懑，公民们已经紧密地团结起来，那些执政也经常和官员们聚在一起。你们大家完全可以相信，他们正在想法子对付我们，他们正在研究某种压服我们的新计划。因此，有两件事我们必须注意，有两个问题应当考虑：第一件是如何设法逃脱我们前几天干的事情招来的惩罚；第二件是怎样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生活得更舒适更安全。因此，我认为要想使我们的旧罪得到宽恕，就必须犯些新罪，加倍干坏事，多放火多抢劫；在这样干的过程中，还要尽可能多拉一些人加入。因为，犯罪的人越多，受惩罚的人就越少；犯轻罪往往受到严厉惩处，犯大罪重罪却往往得到奖励。受损害的人很多，也就很少有人寻报复，因为普遍的灾祸总比个别人受害更容易忍受。因此，罪行的数量越是增加，就越容易得到宽恕，而且还会为我们打开一条门路，取得我们为获得自由所需要的手段。看来很明显，好处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对手既有钱又不团结。他们的不团结会给我们取胜的机会；他们的财富到了我们手里就会使我们得以维持生活。”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犯轻罪往往受到严重惩处，犯大罪重罪却往往得到奖励。犯罪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得到宽恕，这就是法不责众。这是谁的法律观呢？其实是革命者与建国者的法律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本来就是犯法的，但你要是动员起了足够多的群众来参加革命，为一个新的秩序奠基，这说明你发动的革命得民心，这种集体的犯法就不会受到惩罚，因为以后是你们自己来立法。大家想想，北美殖民地从大英帝国独立犯不犯法？当时为了发动更多人一起犯法，塞缪尔亚当斯（美国国父之一约翰·亚当斯的表兄弟）甚至把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走私商都拉上，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这些犯罪分子干的。

“不要上当，以为他们祖先的古老血统会使他们比我们高贵；因为所有人类都出于同一祖先，都是同样古老；而大自然也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一个模样。大家都把衣服脱光了，就会看到人人都长得差不多。假如我们穿上他们的衣服，他们穿上我们的，我们就显得高贵，他们就显得卑贱了。由于贫富不同才使我们有贵贱之分。”

——这是非常惊人的一段话，一个14世纪的庶民提出了人人平等的主张。而且马基雅维利写这段话并没有嘲讽的意味，而是非常认真的将这段话塞到无产阶级嘴里，那么马基雅维利到底是不是认为人人平等呢？从他写的著作来看，他从来不认为贵族是通过血缘获得高贵地位，他认为真正值得崇拜的是凭借自己的德性从默默无闻的状态中创立新的国家，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屌丝逆袭”是马基雅维利认可和肯定的。

“你们当中有些人从内心悔恨自己干过的事，而且下定决心今后洗手不干这种事了；我一想到这一点就非常难过。如果情形真是这样，那就可以肯定地说，我是认错人了；因为你们根本就不应当受耻辱和良心的责难。胜利者，不论是用什么手段取胜的，人们考虑到的只有他们的光荣；良心这个东西和我们毫无瓜葛，不必考虑它。因为，象我们这样的人，常常必须为饥饿、坐牢或杀头而担忧，怕入地狱的想法既不可能也不应当对我们有任何影响。”

——这里有马基雅维利对基督教良心观念的攻击，马基雅维利对基督教的道德说教向来是冷嘲热讽，他认为当时的教会是嘴上一套，实际一套，搞得意大利没有真正的信仰。同时，过度关注来世，导致了对现世荣耀的漠视。马基雅维利自己也是不怕下地狱的人，他梦到过和柏拉图、普鲁塔克、塔西佗等人在地狱里讨论政治。这些牛人都在基督教的地狱里。

“你们只要对人类的行为留神观察，就会看到，所有那些获得巨大权势、取得大量财富的人，不是运用暴力就是运用欺骗的手法。而对于用暴力和欺骗得到的这一切，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用伪造的所谓正当的收益的美名来掩藏他们取得这些东西时所用的那些可耻的伎俩。那些由于轻率任性或头脑迟钝而不愿意这样干的人，总是陷于受奴役和贫困的处境。因为忠实的奴仆总是当奴仆，诚实的人永远受穷。除非既大胆又不忠实，否则永远也摆脱不了奴役；除非既贪婪又奸诈，不然一辈子也逃不出贫困。上帝和大自然把所有人生的幸福都撒到人间，人们把它抓到手的方法与其说是勤勉不如说是强夺，是恶行而不是善举。因此，只能是人吃人。只有不能自卫的人才活该担惊害怕。所以，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必须使用暴力。当前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因为公民们眼下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执政团举棋不定，官员失魂落魄。在他们能作出妥善的安排以前，我们很容易战胜他们。”

——这一段就是讲可怕的、万恶的旧世界的规则，必须要用暴力手段去打破这个旧世界，这里马基雅维利用了我们很熟悉的表述：“人吃人”！这在中国近代革命中是经常用的动员话语。

“用这种办法我们将取得全城的统治权，或者其中很大一部分权力。这不但可以使我们过去的罪过得到宽恕，而且还可以用足够的权威要挟城邦，必要时将来还要大干一场。我承认，这个办法既大胆又危险。但在迫不得已时，大胆就变成审慎；而且在大事业中，勇敢的人从来都不考虑什么危险。在开始时冒些险的事业，到最后总会得到报酬。任何人，不经历某些危险，是不会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更何况，显而易见，他们正在大力准备监狱、拷问台和杀人工具。这对我们来说，无所作为将更危险；只有奋力才能拯救自己。因为无所作为则祸患必来；行动起来则不一定。我经常听到你们抱怨说上司如何贪婪、官员如何不公。那么现在是时候了，不但可以从他们的压迫下解放自己，而且还能够使自己变得比他们更为崇高，从而使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对你们担忧害怕，而不是你们惧怕他们。形势造成的机会是会溜走的；当机会丧失后再想把它找回来，那是徒劳的。你们大家看到我们的敌人正在作准备；我们必须先发制人；谁首先拿起武器谁就一定胜利，一定能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只有这样，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才能得到荣誉，而我们全体都将得到安全。”

——“在迫不得已时，大胆就变成审慎”，这其实就是《君主论》第二十五章里所讲的道理，Fortuna女神钟爱那些比较大胆的青年。

这个演讲里有大量的马基雅维利自己的主张夹杂其中，我大致总结一下：

一、冲突比和谐更具有创造性；

二、要抓住时机，征服命运；

三、Necessità作为政治行动者的教师；

四、大罪与小罪的对比，体现出革命者-建国者的法律观；

五、在迫不得已时，大胆就变成审慎，犹豫不决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最后，还有权力与财富，暴力与欺骗等主题，这些主题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反复出现。在此就不展开论述。

再结合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土地法争论的论述，我们更可以确认他对平民野心的深切同情。马基雅维利不会像古典共和主义一样，从美德和共同的善的角度出发，要求贵族高风亮节，为平民留出活路；他直接主张平民自己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为必然性而进行斗争是正当的，而考虑到贵族有更大的野心，平民以自己的野心来对抗贵族的野心是正当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基雅维利的确是近代平等政治的思想先驱。

但同时，马基雅维利对佛罗伦萨内斗的批评，是不是只能被当作敷衍美第奇家族的套话？我对此同样保持谨慎。同情平民的欲望，并不等于说就肯定平民所作的一切。马基雅维利很明确地说，平民是不适合发起新的事业的，他们的优势在维持方面，因此他不可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我认为马基雅维利对佛罗伦萨与罗马的比较是严肃的。罗马人的派系斗争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贵族和平民最后可以达成妥协，通过法律的形式把妥协的成果固定下来，这就能保持“斗而不破”的局面。而佛罗伦萨是“一斗就破”。如果平民的野心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缺陷可能就出在制度上——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并没有创造好的制度来引导斗争，控制它的烈度，使得它产生建设性的成果。在佛罗伦萨的制度缺陷方面，马基雅维利有不少论述，有的是在《佛罗伦萨史》里，有的是在《李维史论》和其他作品里。比如说在《李维史论》里论罗马的公开指控制度的时，他顺便提了一下佛罗伦萨，认为佛罗伦萨没有公开指控制度，最后导致党派斗争通过制度外的途经来进行。

此外，他还给出身于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利奥十世（Leo X）写过一个关于改造佛罗伦萨宪法的建议书，题目就叫《论佛罗伦萨事务》。他的提议是将美第奇家族治下的佛罗伦萨改造成为一个倾向于贵族/寡头制的共和国，从贵族中选出任职终身的执政团，并且由上层行会的精英来参加元老院。但是，他在这个看似倾向于贵族/寡头制的共和国方案中埋下了一颗地雷。他提出设立若干监事官（Proposti），监事官类似于罗马的保民官，从“人民之友旗手团”中抽签产生，监事官可以否决元老院的决定，可以代表平民在大会议中提出诉求。马基雅维利的监事官提议还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罗马保民官制度，第一是采用抽签方式，杜绝了贵族干预；第二是减短监事官任期，防止被贵族收买。一旦监事官制度稳定下来，就会呈现出扩张趋势。如果教皇去世，佛罗伦萨没有强有力的寡头执政团，权力重心就可能转移到大会议和监事官手里。

大家如果要系统了解对马基雅维利的平民主义解释，我推荐一本书，John McCormick的Machiavellian Democracy。这本书对我很有启发，但也有我不同意的一些方面，McCormick对马基雅维利的平民主义倾向强调得有点过，以至于过于弱化了精英在共和政体中的积极作用；McCormick对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帝国扩张的维度也刻意淡化，这在我看来也是没有必要的。我有篇对Machiavellian Democracy的评论很快就要发表，大家到时可以参考。

说了这么多，最后得出什么结论呢？不同于古典共和主义强调精英的爱国情操、对共同善的热爱，以及对阶级和谐的追求，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之道同情平民的野心，强调以野心对抗野心，如果被纳入恰当的制度轨道，可以产生于有利于共同善的结果，可以促进一个国家对外扩张，成就伟大的帝国。在这里，欲望获得了正当化，问题就在于如何提供一个制度结构来容纳和引导这些欲望。

而在古代，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这样的思想都不会成为主流。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敬天法祖，克己复礼”是主流精神，当然在不同的文明里会有不同的表述。在西方古代，无论在哪种政体之下，主流意识形态都会认为个人要服从一个权威的宇宙秩序，不管它是以上帝还是以自然的名义出现的；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因为人在宇宙秩序中有自身的位置，不能逾越本分。而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之道和“敬天法祖，克己复礼”差得很远，简直可以说是对这八个字的背叛。我今天所讲的内容取自于对马基雅维利的平民主义研究传统，但其结论却与列奥•施特劳斯相去不远。马基雅维利对“屌丝逆袭”的同情，对平民欲望和野心的正名，对“野心制约野心”的发现，都是非常现代的东西。我们今天就生活在一个不自觉地受到马基雅维利共和思想深刻洗礼的国度里，要把这种不自觉变成自觉，思考这场洗礼的力量与限度，我们就需要细致阅读马基雅维利，以及孕育了马基雅维利的古代与中世纪传统。

今天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