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海：修改日本教科书，谁说了算？

日本文部科学省最新公布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审查（日语称检定）结果，近日在东亚地区、尤其是在韩国引起了政府、舆论和民间等各个层面的激烈抗议和反驳。  

根据这份在4月6日出台的审查结果，从2016年学年开始，日本的20种中小学社科类科书中（包含历史、地理和公民课本），将第一次全部明确载入与中韩有争议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和独岛（日本称竹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内容。《产经新闻》当天的报道称之为“整体上有关领土的记述实现了倍增”，并指出这是日本在强化国民领土观念教育上的“重大进步”。

日本初中教科书修改版本内页

此次参加审查的8种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无一例外地缩减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敏感历史问题的内容，并对有关事件的记述方式作了“暧昧化”（按日本人的说法是“客观化”）的处理。例如，把所有现行版本中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的记述修改为“战斗波及到了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又例如，对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日本军警和暴民虐杀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暴行，教育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将现行的“杀害了数千人”的记述改为了“据说有数千人被杀，但这并非定论”。而对于战争赔偿和战争责任的问题，所有的新版教科书一律写入了日本政府一贯主张的“赔偿问题已经完全解决”的立场。

对于这种试图在国民教育中推行历史修正主义教育的动作。《人民日报》海外版在4月7日的有关报道中批评这是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再次倒退”。而韩国的《东亚新闻》社论则不无忧虑地指出“从明年起，日本所有的初中学生都将用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学习”。使用这样的教材教育出来的孩子的历史认知令人担忧。

相较于媒体，韩国政府的态度显得更加的强硬。韩国外交部不仅紧急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别所浩郎进行了抗议，随后还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日本政府“通过教科书审查歪曲历史，再被被歪曲的历史观和领土观灌输给下一代，不断地进行挑衅，不断重复着过去的错误。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尽管在过去，韩国政府针对“独岛”和“慰安妇”等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也时有发生，但这一次日本人明显“得寸进尺“了。根据文部省的审查意见，历史教科书将有关“独岛”的归属表述改为“1905年明治政府基于国际法将竹岛编入了岛根县，1952年韩国单方面宣布领土主权并实施了非法占领，日本虽然向海牙国家法庭进行了上诉，但韩国不肯应诉”。要知道，正是在1905年，日本逼迫朝鲜王朝（当时已改成大韩帝国）签署乙巳条约，将韩国变成了日本的半殖民地保护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此举在客观上公开肯定了对韩国的殖民统治。其立场的倒退，已经大大超过了2005年的历史教科书事件。当时，文部省仅仅要求历史教科书写入竹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内容，并且最终也只有一部分教科书完全遵循了文部省的方针。

美国斯坦福大学曾在2008年举行过一次“对立的记忆：亚洲的历史教科书与战争”（Divided Memories:History Textbooks and the War in Asia）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了东亚地区在历史教育方面的对立与冲突的历史与前景。在那次研讨会中，曾有一位美国的东亚研究者感叹过，他没有想到在经过战后数十年的和平之后，中日韩三国之间在历史认识上还会存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他认认为这种对立“不仅对东亚地区，也对世界秩序的安定造成了损害”。不仅如此，在这次会议上，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被认为是在内容上最为“客观和平衡的”。

仅就这次事件而言，强化了有关岛屿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表述和背景介绍，而在“战争责任”和“慰安妇”问题上的淡化处理，都基于文部省在2013年1月通过的编写指针《学习指导要领解释书》的指导方针。就是说，整个“修正历史”的活动是由日本政府直接推动的。当然，在遭到中韩两国的抗议之后，以官房长官菅义伟为代表的日本高官们再次堂而皇之地拿出了“教科书审定是民间发行者基于学习指导要领和教科书审定审议会的专门性、学术性而审定的，是公正、中立”的理由，试图掩盖日本政府在“历史修正”上的推手角色。

菅义伟的说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根据韩国《韩民族》新闻社披露，在这次的教科书审查中，学习舍出版社的历史课本，因为用整页篇幅介绍了从军慰安妇的内容而被一度背叛不合格。最后，出版社方面不得不在补充了反应日本政府立场的“没有发现直接反映强征慰安妇的证据”的内容之后，才得以通过审查。事实上，5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对教科书审查方向的干涉和管控便是直接的。文部省的这个学习指导要领的中立性也压根没有存在过。

尽管，日本国内并没有统一的制定教科书，而在形式上文部省亦不会指定学校采用哪一种教材。但是，一方面文部省在教材的源头上把住了审查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各地的教育委员会又控制地方中小学教材的选择权。而在这样的制度设计当中，尽管有名义上的发言权，普通的教师乃至于中小学校长实际上对教科书的选择和教授是没有。在日本，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是由所在地方政府首长任命的，本身也是官僚，因此，其立场多半是服从政府的指令的。

在日本成长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之前，各类“历史修正”的活动大体上还只能算是潜流。一方面，在战后的前三十年中，绝大多数战争亲历者对战争的惨痛依然记忆犹新。另一方面，日本国际地位的低落，也使得日本内部的社会活动不太引起外界的关注。例如，日本著名进步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先生从1965年开始了长达30起诉日本政府干涉“历史教科书”编写违宪的年的马拉松式的诉讼，尽管“家永诉讼”的意义不容忽视，但事件的影响所及毕竟只限于日本国内。但当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之后，自信心开始膨胀的部分日本政客和民间势力开始了修正历史的蠢动。由此，在进入1980年代之后，教科书问题开始成为困扰中日和韩日两个双边关系的一个顽疾。并且，这种争端从来都不是单纯围绕教科书本身的。

以1986年爆发的第二次“历史教科书”争端来说，当时以日本原任联合国大使加藤俊一为首的右翼市民团体“保护日本国民会议”编纂的日本史教科书（原书房《新编日本史》）得到了文部省的认可。这个右翼团体曾经打出过“抛弃基于东京审判结果的“自虐史观”，实现“教育正常化”的“旗号，要求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实现日本国家的正常化。这种明火执仗式的右翼言论和活动，当即遭到了我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和强烈警告，当时的中国外交部义正词严地表示”对于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和行动，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坚决反对”。

在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和强大压力下，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命令文部省责令出版商原书房将这本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书中“满洲建国是王道乐土”的内容删除，并且补充了“南京大屠杀”的内容。由此，才在短时间内化解了这场风波。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中曾根康弘的举措符合他作为一个成熟的、负责人的政治家应有的明智。但这也好当时，中日既同属于前苏联对抗的共同阵线，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方面亦有求于中国，加之日本从在中国的投资上面获利丰厚。从中国得到了甜头，并且希望长期继续下去的日本政商界的首脑门，在比较务虚的历史认识问题方面向中国放低一点姿态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与比较注重原则立场和看待信义的中韩两国不同，日本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其实采取的是一种独善的机会主义态度。也就是说，如果利益上对中韩有所诉求，日本也能够在表面上配合一下。比如说，在近10多年来的韩日关系上，2001年和2006年间两次围绕独岛地位内容的“韩日教科书”争端，都是在韩方在日方做出和解姿态之后，主动缓和了紧张关系之后，随即又遭到了日本又一次的挑衅。尤其是被日本人习惯性地称为“亲日派”的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由他主动放低身段所营造出来的韩日关系的“小阳春”局面，在2008年被宣称独岛是日本领土的文部省教科书指针的击了个粉碎。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方不断地与中国和韩国的学者展开共同的开始研究活动。尽管日方在表面上常常宣称这种研究是为了寻求共同理解的新的基础，弥合分歧所做的中立的学术活动。但是，在实际的共同研究中，日方学者一面要求中方和韩方在历史研究上“去政治化”，另一方面却以各种细节和史料片段入手，试图结构中韩一方在开始问题上的立论基础。正如，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态度那样，一边宣称谋求我们的谅解、理解，一边却在紧锣密鼓的继续着历史的修正和歪曲。

今天，在一个没有正确历史认识的首相的领导下，一个因为经济衰退而愈加保守右倾的政党和一个因为经济不振而愈加保守排外的日本社会不断篡改历史，最终将是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右倾和沦落。因此，不可能指望安倍或者他的继任者会作出如他们的大前辈中曾根前首相那样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