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除了街头，台湾青年往何处去

4月10日，“人民做主”、“岛国前进”等四个公民团体发起了“410还权于民、重返立院”，约有千人参加，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这是颇有意味的。去年以来，他们不放过每个与中国大陆有关的议题，从抗议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反自经区”，到今年的“反‘一中框架’加入亚投行”。

然而，这些“反中议题”所引起的效应却越来越低落。特别是“反亚投行”，对于“亚投行”，无论蓝绿还是左右，都显出了格外的慎重以待。右派的拥抱不必说，各路左派反复辩证的，是“亚投行”对于区域性经济重组和打破美国霸权的意义，以及大陆学者所讨论的“社会主义方式”的可能。这种状况下，为“反亚投行”冲击总统府，只在“加入的姿态要有尊严”上做文章，更显得吃力和矫情。

“公民好忙”

去年4月10日，台湾“立法院”内的学生撤离时，有个台湾朋友五味杂陈地说：“好像谈了24天的恋爱！”

有不少白领、学生、主妇，是因为“太阳花”成为街头新鲜人的，对他们而言，“反中”不“反中”不是必答题，回到日常生活，他们被召唤起来的正义感和政治热情，更直接面对的是政商勾结、蓝绿恶斗，是无法仰赖“代理人”解决的各种不公不义。

因而，反服贸过后，有反核四、守护石虎、反警察执法过当、反三义道路、ETC事件、高速公路失业收费员包围交通部……“做一个有良心又有行动力的公民真的好忙！”

也就有了这么一幅漫画：

“公民好忙”的游戏机，一人举着锤子砸小人，而排列在“终极统一”、“民不聊生”、“狗官”、“环境污染”洞里的一个个问题小人，看起来机警又愉快。

“靠！这游戏设定有问题啊！根本打不完啊！要把人累死啊！”

“傻傻地照他们的规则来玩，注定要输的。”

高度议题式、分散的街头抗议，并不是后“反服贸”的产物，而早已是台湾解严后社会运动貌似蓬勃实则乏力的困境。群众自发式的集结和抗议固然总是“轰轰烈烈一阵后没什么结果”，许多在劳工、农民、环境、性别等领域有着长期经营的团体，也总是面临着各自为战、难以针对结构性问题推进社会变革的窘迫。对此，社运界不乏“守着各自的小摊子做起社运小生意”的尖锐自我批判。

这种状况下，被前辈批评“思想薄弱”、“被本土民族主义绑架”、“顶多是小资产阶级的骚动与不安”的“太阳花”，同时也被认为懵懂提出了对“代议民主制度”的质疑，并且让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打破非蓝即绿的思维”。也就是说，蓝绿皆右、皆为资本服务的性质开始慢慢被认识；而“左”虽然只是在道德和话语的层面被借用，却未必不意味着从中有破土而出的幼苗。

也因此，2014年底的“秋斗”组织者认为，左翼联合其他社会力量发声的最好契机，来了。（秋斗，台湾社运的一个传统，一年一度上街头，原本以劳工运动为主，2009年以来开始与土地、环保、性别及其他弱势和异议团体联合，并且在2012年提出了“向左转”口号。）

3·18学运一周年民众团体绕行“立法院”

“重返立院”VS“扎根校园与乡土”

在“410重返立法院”活动中，被称为“老中青”的几个团体政治色彩明显，“岛国前进”代表林飞帆还写了一封给朱立伦和国民党的公开信，娴熟操用了政党斗争的语言。在“太阳花”表现的对“蓝绿框架”和“政党收割”的拒绝中，更被媒体放大的是几位“学运明星”（却也被学生调侃为“三山圣王”）与民进党的密切关系，以及以“反中”拉高声势的自觉。

投注民进党的青年，在积极为将来进入这一政治集团做准备。是不是据此可证青年台独堪忧呢？或者说认为青年世代“打破蓝绿思考框架”是过于乐观的判断呢？

应该注意的是，如“岛国前进”这般采用与大陆有关的对抗性议题，以及“补正公投法，修改选罢法”等诉诸程序正义的诉求，容易获得媒体报道；而那些扎根校园组织或开始走向基层的青年，走向乡镇、工厂的行动，却不会获得这般关注。

不妨重温一下托洛茨基1932年一次“与丹麦学生的对话”：“学生并不构成一个分明而统一的社会群。他们本身分成为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政治态度，与社会上存在的那些不同群的政治态度密切相符。有些学生的倾向是激进的；但在这些激进学生中间，只有很小一部份人能被革命党争取过来。”

“在那些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中，激进思想常常是一种青年病。法国人有句俗话说：‘Avant tsente vans revolutionaire, après Canaille’（30岁以前干革命，30以后变混蛋。）”

运动从来不缺投机者，不稀奇；但总不能为此一概打倒算了。“太阳花”的名字，被给予了这一代台湾青年，他们中的多数或只是求个生存的确定感、拥抱自由民主价值的“小清新”；他们中的激进分子（或青涩幼苗）呢，会走向“干革命”还是“变混蛋”？有一点，走选举路线进入体制内改革，还是做基层组织搞社运，本身并不是对立的，重要的是理念是否建立在对社会性质、矛盾的精准把握，以及是否坚定吧。而为此走入群众改造自己，恐怕绝对是必要的。

从1990年“野百合”学运走过来的人，台上台下，在今天其实已经给出了清晰的、可供查检反思的案例。虽然“太阳花”无论历史动因还是组织形式、思想路线，与“野百合”相差很远，但青年在社会参与中的抉择，却是一个不会过时的问题。

【作者李娜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本文系李娜独家供稿观察者网。给观察者网投稿或转载授权请函至：[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