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往事并不如烟| 从1979年美国人伊朗撤侨到今日中国人也门撤侨
一系列划时代的大事件正从我们面前流过，但本文只是一篇即兴小文章。
也门撤侨看似小插曲，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发生在中东变乱、全球危机、中国深化改革并宣布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门槛踏破水落石出之时。当然，它仍然是一件小事，只是绝不仅是一个国际关系事件，还涉及到中国人的情感变化。请看，朋友圈里以往不太关心政治的朋友是不是纷纷转发关于亚投行成员国的戏剧性漫画？是不是纷纷转发也门撤侨乃至利比亚撤侨的前线基层故事？
这些日子我们记住了太多的画面：面对相机惊恐地举起双手投降的叙利亚小女孩、也门中国海军战士的质朴小喇叭、牵着中国女兵手的中国女孩、争相加入亚投行的“八国联军”漫画表情……它们触摸到大国脉搏的细微角落，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哪怕坚守岁月静好、小我即安的人也不能不感受到一些“历史性”的激动。更重要的，它们是过去历史事件的某种回响。
传统小喇叭
此番美国因为没有撤侨计划，放任美国公民在也门遇难，因而遭到嘲笑。但回顾历史，美国人并非那么值得被嘲笑。美国遇到的事情我们也会遇到。这方面美国人毕竟比我们经历多，衰落中的一哥仍然值得学习。
此时此刻，我不能不想到38年前美国人在伊朗的撤侨行动。发生在那个历史黑洞地区的一系列往事，我不想说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只是想召回一些记忆和通感。真正大国的记忆里装载的从来都不只是本民族的历史，而是“天下”的记忆。
先简单概括一下也门危机。它是阿拉伯之冬和西方体系危机的一个局部结果。当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衰落，当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像癌细胞一样扩散于中东，也门什叶派原教旨胡赛武装趁机兴起。和1979年伊朗的什叶派宗教势力一样，胡塞势力抓住也门议会政府软弱无力治国无方的机会，凭借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争取贫民，武装夺权。基地极端分子亦趁机进入也门浑水摸鱼。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沙特不愿看见什叶派做大，不愿看见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增强，决然出兵打击胡赛武装。炸弹乱飞，平民遭殃。当中国人的军舰悄然开到亚丁湾，安静又坚定地接走各国侨民，美国人的脚步却在历史面前迟疑了。也许他们不能不想起1993年的索马里、今天的伊拉克以及1979年的伊朗。
面对相机举起双手“投降”的叙利亚女孩
1979年的伊朗烽烟
1979年伊朗革命与人质危机事件，对于今天的普通大众已经显得遥远，一般网民大概只有通过两年前的美国大片《逃离德黑兰》才对此有一些印象。那部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突出了本·阿弗莱特扮演的美国特工的帅气和机智，渲染夸张了伊朗的恐怖气氛，却没有说出多少有份量的东西。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那一年。1979，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德黑兰的摩天大厦却已经鳞次栉比，街头豪车如云，青年男女衣着时尚堪比巴黎。由伊朗二世国王巴列维开启的白色革命是天使，也是魔鬼。巴列维继承父亲礼萨王的遗志，在二战后争取到波斯民族表面上的独立，然后依赖美国支持，压服地方部落势力和清真寺的毛拉们，强化中央集权。从1963年开始，像百日维新一样，政府开始普及教育，扩大妇女权益，引进外资和技术人员，大建工厂，推进现代化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得益于石油提价，伊朗城市聚集起巨大的财富。
1970年代伊朗一景
故事的另一面读者也都能想到。财富背后是贫富差距和世界观的激烈冲突。从农村进城的民工们满目豪宅却只能住在贫民窟。巴列维的“白色革命”从来没有动员和教育基层，那些离开家乡清真寺的农民们被城里的“伤风败俗”惊呆了。世俗化改革及其带来的生活道德变化严重激怒了毛拉阶层，削减清真寺的经费则让他们忍无可忍。与我们的想象不同，毛拉们并不是古老的僵尸，他们的活力恰恰是被现代化所激活。宗教布道很快俘获了贫民的心。被巴列维驱逐出境的宗教领袖霍梅尼还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新媒体技术”——录音带，用这个办法把自己的声音传遍伊朗大街小巷田间地头。
巴列维的妹妹和当时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都认为，伊朗的高速现代化超出了伊朗国情承受能力，农村混乱的土改反而造成粮食大量减产。与此同时，国王家族却积聚了巨额财富。面对不时发生的骚乱，美国人帮助伊朗建立了类似中情局的萨瓦克组织以强化统治。但卡特总统上台后开始大搞人权外交，要求巴列维开放政治，改善人权。巴列维政府毫无群众路线基础，却一味加快政治开放，所以只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把各种猛兽释放出来。沙利文大使称之为“喂鳄鱼”——永远喂不饱。
1978年开始的伊朗动乱看上去是突然发生的。圣城库姆首先发生了宗教骚乱，但库姆一直就是保守派反国王势力的大本营。更引人瞩目的是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世俗派人士要民主要自由，却不懂得人民的需求和藏在人民中间的宗教势力有多么强大。接受苏俄马列主义的左派当然也要革命，不断发动工人运动，客观上配合了毛拉阶级的行动。左翼和自由主义者一样抓不住人民的最主要需求，在谋略上也远不及保守派成熟。自由主义精英掌控着媒体，整天哗众取宠，抨击人权，操纵各种“谣言倒逼真相”，伊朗公主当然是他们的好素材之一。但他们只在乎想象中的理想，却不考虑这样做的实际后果是什么。以至于美国大使事后感慨：他们高呼着人权召回了宗教势力，推翻国王之后反遭宗教势力的严酷镇压处决，却再也喊不出自由民主了。那时的伊朗，不像今天的埃及、也门、突尼斯、利比亚，到有点像2012年的某个“谣言共和国”。
革命箭在弦上，这里先按住不表。关键是，已经置身事内的大国该怎么办？
美国大使与美国高层的冲突
苏联人想火中取栗，但美国人才有更多的利害关系。石油、外交联盟、无数援建公司、几万名驻伊朗公民……怎么办？
我们来看看这个决策过程。在美伊外交里至少有三方：巴列维政府、美国政府和大使。没错，前方大使和后方的总统、国务院以及著名的布热津斯基先生意见总是很难一致。当然，他们首先关注如何捍卫美国利益，又要兼顾已经高举起来放不下去的人权大旗。他们一边要求巴列维继续改革，一边出谋划策如何稳定局势。大使做了细致的工作，接触各方人士，甚至尝试接触霍梅尼的人。国王却没有城府来处理这样的现代危机，瞻前顾后，张弛无道，一会儿开枪镇压，一会儿开放党争，令反对派越来越大胆，各种势力都加入反国王的同声大合唱，连世俗左派也以为霍梅尼的意志就是自己的意志。
**而撤侨的最大问题在于：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你永远搞不清楚什么时候该撤。**几万美国人和无数机构，不是说撤就撤的。美国人为如何判断局势大费脑筋。布热津斯基始终认为，采用军事镇压是最后一张可以稳定局势的牌。大使则觉得美国后方领导总是想当然，不能即时回应自己的请示，还屡屡责怪自己擅自行动。
有趣的是，当时的美国正在同时处理几件国际大事，一是在戴维营会议为埃及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进行艰苦谈判，一是与苏联谈判限制战略武器，还要处理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恰如今天的中国日理万机。最高层的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这些大事上，以至于常常不能即时回应前方大使的紧急请示。布热津斯基考虑宏观层面的大国利益，沙利文是一线工作者，考虑很多具体问题。他说只要到伊朗看一看，就知道局势有多么混乱和悲观，需要即时的判断。一个请示如果一周后才得到回复，那就失去了请示的意义。可是本国的命令是要他不可以表现悲观。所有人都在事后才发现一件多么严重的历史事件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看当时双方来往的电文，布尔津斯基与巴列维的信息交流就一个意思——
布：嗨，我很想让你当机立断搞那个（军事镇压），但是这话不能由美国说出来，得由你自己做决定并承担责任。但无论你做什么美国都支持你。
巴：嗨，谢谢。但你们是不是就是想要我搞军事镇压？能不能说明白点？我也想搞，但我就想听你们美国人亲口说出来。
可惜沙利文大使好像不明白布热津斯基的意思，在回忆录里一味责怪白宫的指示不明确。说时迟那时快，时机转瞬即逝，革命如推墙，巴列维先逃了。接下来两年间的故事，是霍梅尼的保守教派如何血腥清洗了自由派、左派、传统伊斯兰派、伊斯兰社会主义派，建立起史无前例的伊斯兰神权宪政国家，中间还利用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大肆打压国内对手。有趣的是，沙利文还曾回忆，1978年中国面对伊朗也产生了决策难题。因为国家主席华国锋原计划访问伊朗，去还是不去呢？沙利文认为，中国人从联美抗苏考虑决定支持巴列维，于是就去了，结果也是失算。不过从国王出逃开始，沙利文的主要工作就是撤侨了。
他在回忆录里表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一直在调查形势，出谋划策，并且婉转提醒前来拜访他的美国人准备撤离。美国人陆陆续续撤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一万多人还在观望。
很多美国人是抱着暂避风头的心态离开的。但是到了1979年12月，沙利文不得不告诉美国公民，如果你们现在离开，可能就永远别想回来了。美国人都大吃一惊。
当沙利文和美国武官被骚乱武装包围在地下室的时候，正在开会的布热津斯基连续打来电话询问他能否策动一场军事政变以掌握伊朗政权，他再也忍不住地愤怒了，直接挖苦对方。但美国武官还是拍拍身上的灰尘做出回答：政变成功的几率是百分之五，而且一旦失败，美国人就是伊朗人的死敌了。
俱往矣。看看二人照片，也多少能感受到理论家出身老谋深算的布热津斯基与军队出身风风火火的沙利文风格之不同。
布热津斯基
青年沙利文
美国撤侨往事
沙利文先“托关系”把自己和使馆人员救了出来。
中国人的也门撤侨被看作充满了中国特色，比如在混乱的地方如何通过“托关系”来做成事情。据观察者网新闻报道：“入港时机确定之后，要顺利入港依然面临巨大挑战。随着也门战事升级，亚丁港也成为交战区，很多工作人员为了自身安全都拒绝工作，而船要入港需要港方许可，并提供引水（即港内水域的领航）等必要服务。这一切条件似乎都不具备，有可能造成撤离人员集结后船只无法入港，相当于把撤离人员置于险境之中。（指挥员）姜国平说：中国驻亚丁总领事找到了亚丁的省长，托了关系，他跟省长比较熟——这次省长有个亲戚还随着我们547舰（临沂舰）撤出。所以，他算帮了省长一个忙，省长也帮他一个忙，就把这些人找齐了。”网友喜称这是妥妥的“走后门”。甚至惊动了纽约时报，把“托关系”写进了报道（Rescue Mission in Yemen Proves to Be Boon for Chinese Military’s Image）：
**其实美国驻伊朗大使一样要走后门，灵活运用各种关系。**在被骚乱武装包围的时候，他电话求助亲美的伊朗部长雅兹迪。雅兹迪带着一队人马来大使馆。他们和激进派武装毕竟是同族，互相吵吵嚷嚷，总算把大使馆人员放了出来。大使适时冲到包围者中间的阿亚图拉（穆斯林高级神职人员）面前，和他握手，令阿亚图拉措手不及只好热情相待，还答应让圣战队员保护使馆成员。这位雅兹迪数年前还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直言伊朗很难成为伊斯兰式的中国，因为缺少中国所具备的经济发展、社会自由、政治自由三要素。对，他说的是中国。
在撤侨中，美国人表现出了“美帝国之内的国际主义精神”。以色列人在伊朗成为众矢之的。沙利文回忆：有三十二个以色列人临时要求登上美国飞机撤离，沙利文果断挤下三十二位美国乘客给以色利人让座。但以色列方面来了三十三个人，这时一位美侨主动让出了座位。英国人则在波斯湾利用测量船帮助撤退伊朗南部的美国侨民。我们在也门为巴基斯坦等国侨民无偿所做的，看来英美人也做到了。
最精彩的桥段发生在沙利文自己的撤退过程中。让我们回顾一下《逃离德黑兰》里那位帅酷的特工，他让六位被困使馆人员化装成电影摄制组逃离伊朗。电影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沙利文撤退大半年之后——伊朗学生扣押美国使馆人员做人质，美方派出特工营救。主要情节取自美国CIA特工门特兹的回忆录，但编剧多少从沙利文那里借取了一部分素材。
首先，沙利文请回自己的老部下、安全事务官迈克·库格林负责撤退事宜。不知道库格林是不是很帅，沙利文称他很勇敢仗义——“出于友谊，自愿前来德黑兰，他处理这类棘手的问题板有办法……他为我的离开作了精心策划，有意露一手。”怎么露一手的？原文引用如下：
“在我预定离开的前一天，迈克布置了一些安全方面的预防措施。他认为雅兹迪派给我的保镖小组不可靠，担心他们同敢死队有关系。因此他派他们先赶到机场探明跑道是否安全，有无潜伏的歹徒企图阻挠飞机起飞。他最担心的是，飞机下边可能埋伏着配有萨姆7型手提防空火箭的敢死队员。迈克给保镖每人发一架装有使馆保密频率标准晶体元件的步话机。
他随后集中精力组织车队，准备在宵禁时间内穿过市中心急驰机场。他执行这一行动计划主要依仗我们那位可靠的屠夫带领的圣战队员。这位屠夫现在同美国人员的关系搞得很好，愿尽全力保卫我们。他弟弟是伊朗出席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拌跤队队员，迈克通过他招募了一批摔跤选手，给每人发一挺乌吉型冲锋枪，略加训练后，编成一支特工队，让他们坐在无窗的面包车里，偏在车队后边。他在车队中间配了几部有装甲的车子，拱卫我那部被海卡兹称为“坦克”的重型黑色克莱斯勒牌轿车。尽管这样，迈克仍不让我乘坐那辆车，而让我坐在其后的一辆软小的雪佛莱防弹车里。
他自己则坐在克菜斯勒牌矫车右后座上，这是大使通常坐的位置，是任何刺客的主要目标。
清晨两点钟，车队驶出使馆大门，消失在实施宵禁的寂静夜里。我们疾驰过市中心，向右拐到当时还以艾森豪威尔命名的大道上直奔机场。这条路必经德黑兰大学门口，那里是最激进分子的大本营。
我们快到德黑兰大学时，发现那里设有检查站，道上横着路障。守卫路障的全副武装人员拦住车队，要检查车子。坐在开道车上的屠夫向他们交涉，出示圣战队的种种证件，证明他是响当当的革命派。然而对方不买他的账，硬是要检查。
这时，迈克把满载摔跤选手的面包车调到前边来。他早有准备调换了车队使用的步话机中的须率元件，使其频率不同于先去机场的保镖队的步话机。前边同路障守卫人员争吵时，面包车趁着夜幕从后边绕上来，车门悄悄打开，摔跤选手们提着冲锋枪蜂拥而出。屠夫的弟弟一伙上前与路障守卫人员软磨硬袍纠缠之际，其余车辆悄悄向西开去，很快消失在黑夜里。摔跤选手的面包车在我们到达机场前赶上了我们。事情办得很顺利。”
《逃离德黑兰》最惊心动魄一幕发生在机场。美国人登机后，手舞AK47步枪的伊朗人开着皮卡狂追已经开始滑翔的飞机。当然，没追上。当然，这是虚构。波音747的发动机噪音就可以把追赶者给震死。但是沙利文在飞机下确实遇到了惊魂一幕：
1979年4月6日晚，当他们到达机场的时候，德黑兰局势略告平静，美侨已全部安全撤离。机场也暂时恢复了秩序。但是一个机场被几股不同的“革命势力”把持，客运处、海关和行李装卸处至少有三个革命委员会行使职权，无法弄清到时谁说了算。控制跑道的革命委员会是一批敢死队员（属于世俗左派政治势力的武装——笔者注），他们曾参与袭击美国使馆。
美国人开始“走后门”了——
**“到了机场，我们不走候机楼正门而走边门，迈克事先已买通看门人在那里等着，我们一到，门立即打开，**我们通过服务区、贵宾皇，进入停机坪，开向正在装货堆备起飞的泛美747型班机。当我们经过昔日的皇家亭时，车队被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的四个敢死队员发现。我们还没到达飞机跟前，吉普车就开过来拦截车队。那四个敢死队员头戴人们所熟悉的花格子头巾，手持AK-47式自动步抢。
迈克再次给摔跤选手发出讯号，车队的其他车辆减速慢行。面包车快速赶上前来。在吉普车还没靠近登机梯前就截住了它。摔跤选手们手提着冲锋枪跳下车来，立刻同敢死队员激烈争吵起来。敢死队员看到自己人数和武器均处于劣势，无奈何只好后撤一百多码，眼巴巴地注视着情况的进展。
泛美航机机长，站在弦梯顶上，对眼下发生的事情莫名其妙。
他看到这么多的枪支在747型机翼和机身油箱下挥舞，大吃一惊。
我同前来送行的使馆同事们一一告别，向迈克和海卡兹深表感谢，随即登上弦梯。我在机舱里会见专门来护送我的泛美航空公司中东办事处副经理以及机长。迈克考虑十分周到，为避免飞机成为地面狙击手的目标，事先同机长谈好“闭灯”起飞。”
最后的惊魂发生了——
“副经理、机长和我正在商谈如何起飞时，弦梯口突然传来吵闹声。原来圣战队员们认为尚未同我好好告别，非要上飞机来告别不可，弦梯下面的泛美安全保卫人员不让他们携带武器登机；经过库格林从中调解，先把武器堆放在弦梯底下然后才让这群满脸络腮胡子、身上有油腻、衣衫破烂的好爽汉子（包括摔跤选手）逐个上来道别。每人都抱着我的双肩，用胡子拉茬的嘴吻我的双颊，方才温顺地走下飞机。这时已退到通向驾驶舱的环形梯下的机长，看了直摇头，不知怎么回事。
这个小插曲刚结束，看来我们可以起飞了，不料弦梯下又传来一阵喧闹声。原来是我的保镖队，因为改换了报话机频率，与我们联络不上，此时他们突然发现飞机就要起飞，也非要上来道别不可。于是他们也把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堆放在弦梯底下，一个个上来。他们的脸刮得干净些，比圣战队员文明些，但他们也吻我的双颊，祝我一路平安，他们大部分人都会说流利的英语。这些事情完毕后，弦梯撤走，机门关上，飞机安然闭灯起飞。
后来我听说，那天晚上我的保镖队在机场上同圣战队员打了起来，幸亏只用拳头，没有开枪。海卡兹充当和事佬把双方劝开，未出人命，各自分别回到使馆。双方从此不和，结下了怨恨，给查利·纳斯和他的继任者在使馆安全保卫问题上造成严重的困难。”
故人
美国人的飞机飞远了。身后是伊朗和美国从此不共戴天的斗争史。当时，美国人错误地允许身患绝症的巴列维去美国治病，激怒了伊朗人。1979年年底，伊朗学生冲进美国大使馆扣留所有人员。此时伊朗各派势力正在如火如荼你死我活地争夺革命果实。霍梅尼当机立断宣布支持学生，故意激化美伊矛盾。从此谁敢反对霍梅尼谁就是亲美。美国人意外地成为霍梅尼手中的一张好牌，以至于有懂行人士提醒美国人：不到霍梅尼完全掌权，你们是别想获得人质的。美国人派出蓝光突击队营救，结果直升机故障，飞机相撞，狼狈地把飞机连同机密文件丢在伊朗逃了回来。
这不仅是美国政府的挫败和耻辱，布热津斯基和沙利文大使个人也都耿耿于怀，各自撰写回忆录互相指责。
让我们隔着历史的距离看看这二位决策者的冲突教训。应该说，他们都是负责任的人。布热津斯基一再强调我们要像大国那样去行动。沙利文则力所能及保护本国利益。看二人的回忆录，可以发现他们俩在许多问题上的判断一致，可惜中间隔着一个官僚机构和两地遥远的距离。
相比两个美国人之间的误解，沙利文回忆录里有一件更荒谬的事情。美伊已经签订的经济合作项目如果因为伊朗变天而无法执行，很可能美国政府要向美国企业赔偿几十亿美元的损失保险。他和同伴拟定了一项伊朗方面可以接受的谅解协定，发回华盛顿等待批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到了这个地步，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那班迂腐的法学家竟然给我们发来了一大堆他们认为非改不可的修正案，而这些修正案需要几个星期才能谈成。”恼火的大使立刻与伊朗方面签字确定这项协定，结果为美国人节约了四十亿美元。“可政府却从来没有一句表扬我们的话。”
在紧要关头，所谓程序正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如此显眼，不由令我想到最近台湾民众抗议台湾政府加入亚投行的决议没有经过民主程序。金灿荣教授对台湾电视媒体直言：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讨论这个程序是比较矫情的。
沙利文大使已经在2013年去世，生前曾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他的经验在帮助中国人深入中东。
大国的交错时空
回望历史，能感受到一个大国疆域内有着截然不同的时空，考验决策者的处理节奏。
1979年，彼时的美国最高层正在全力处理戴维营会议和阿富汗问题。布热津斯基自己也承认一度没有注意伊朗的事态。而沙利文大使身处伊朗，形势多变，一夕数惊，时刻需要请示高层。一个请示如果拖延一周得到回复，早就失去了意义。两边对比，颇有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感觉。时空相异，难怪沙利文反复责怪高层决策迟钝。
我没有去谈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事件，一来相关材料很多，二来我关心的是我们普通人理解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的想象力问题。中国也是大国，不同地域不同层级也处在不同的时空感觉里，从上到下都得习惯于这种时空差异。帝国的时空与民族国家的均质时空无法完全一致，既考验决策者的智慧，也考验国民的心态。今天的中国也在三头六臂处理国内外重大问题，好在大局稳定。
1979年之后的伊朗乱局颇似中华民国。迷途于各自政治正确的左派、右派无不完败于“波斯人的司马懿”、“伊斯兰主义列宁”霍梅尼之手，有兴趣者也可以从中获得深刻的历史教益。当伊朗人民想要向一个更好的世界进发之时，收获的是一个伊斯兰宪法国家——在最高宗教领袖的监护下行三权分立五权监督全民选举，很“民主”的样子。令人唏嘘。当然，这是历史的合力造成的。
【时光穿越的插播】：以下网友对本文的批评，笔者比较赞同。抛砖引玉，希望有更深思考——ScorpioGs：有几个地方值得商榷：促使巴列维改革的是肯尼迪，他一直希望巴能早些土地改革。巴列维也是通过美国人政变上台的。伊朗ysl革命很复杂，俺认为这是ysl自我现代化或救赎很艰难的一步，可能类似于欧洲新教改革，它的自我前进步伐其实要超过凯末尔的复兴革命（一个不太直接的例子就是两伊战争，威望正盛的傻木木没能动摇新生的ysl共和国）。似乎文章中采纳的西方观点太多了 】
【插播穿越完毕】
早在1949年，中国人已经依靠先进政党与群众路线完成彻底的革命。1979年，中国人刚刚开完三中全会，重装待发。国民为重新拥抱世界而欢欣鼓舞。那时我们眼中外国的天空是蓝的，建筑是高的，军舰是酷的，人是自由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有时候也会忘记我们自己艰苦奋斗得来的物质和精神遗产。世界不是一团祥光，是火炉。彼时德黑兰的蓝天正陷入烽火，美苏治下的世界体系正在悄悄重新洗牌。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困顿中前进，一次次着急地扬眉吐气也一次次遭遇挫折。但扬眉吐气的时刻总是突然间到来。
1986年，我国同样是在南也门首开大规模撤侨先例。那时的条件远比现在艰苦。今天，不仅装备鸟枪换炮，世界形势也斗转星移乾坤易位。成为一个大国的国民，这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大国的时空无论如何都会融入我们的血脉。我们或者浑浑噩噩地被动接受，或者力图清醒地将其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当小时代文学塑造了现代市民的情感，回顾历史则多少能够熏陶大国国民的心灵。
在也门撤侨之后，有人编造了中国部队在当地的霸道行为。但是有网友纷纷表示：“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回顾历史当然不是为了重演历史。相比霸权国家，我们当然要有不一样的思维，就如同汪晖先生对一带一路战略所希翼的那样。但是首先了解已经发生的，学会处理别人已经会处理的，是继续向上攀登的基础。如果我们是外交官，如果我们是海军士兵，如果我们是舰长，如果我们是千千万万侨民中的一个，我们该如何沉着应对浪奔浪流？在面对复杂形势的时候应该如何审慎大胆地决断和减损，这不只是国家的事情，也是国民的生存态度。
2011年我国从利比亚撤出三万侨民。一队丢失护照的中国工人为了向利比亚边检人员证明自己是中国人，在外交官组织下一起整齐地高唱国歌，令在场者无不动容。几天前，临沂舰带着各国侨民，带着自己这个革命老区的名称，驶向祖国。此时，伊朗已经加入亚投行，而“自由民主”的伊拉克、叙利亚仍然江山寥落百姓荼毒。痛苦的人们还在黑暗中挣扎，但中国与世界都要向新一天进发。我们也许再难看到那个面对相机举手投降的小女孩，我们会记住她吗？我们终有一天也能带着她们一起走向新世界吗？
也门撤侨，中国女孩与女兵
主要参考资料：
《伊朗公主回忆录》阿什拉芙·巴列维
《出使伊朗》威廉·赫·沙利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陈安全
中间白发者为沙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