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伊朗解除制裁，中国能获利多少

近日，中东大国伊朗引得舆论频频注意，一方面在数日之前，经过艰苦的谈判，伊朗终于和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德国在内的六大国，在“P5+1”框架下，达成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另一方面，伊朗石油部高级官员在近日访问中国，希望尽快增加石油出口，并恢复中国在伊朗境内的大型项目；与此同时，伊朗成为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宫小生也在近日到访伊朗，商讨“一带一路”事宜。在一系列变化的新国际形势之下，伊朗不断向中国趋近，两国关系也随着双方经贸往来的密切而进一步升温。

中伊良好的经济关系

中国与伊朗一直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商贸联系，在当今更有着稳定正常的政治关系和广泛的经济合作关系。从中国的角度看，伊朗是中国进口石油最大来源国之一，从伊朗进口的石油占中国全部进口石油总额的10%。2014年中国和伊朗的贸易额达到了历史最高，约520亿美元。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伊朗是必经之路，是中国主导创建的上合组织观察员国，任何连接东亚至欧洲的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和通讯网络，都将使伊朗受益。同时，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的“亚投行”也将为伊朗的基础设置建设提供可能的资金支持。

从伊朗的角度看，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伊朗需要中国的资金与技术支持。首先伊朗拥有巨大的石油储量，在当前世界十大探明石油储量国中，中东就占据了五个国家，分别是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这其中伊朗的已探明储量就占据了世界总探明储量的10%。伊朗石油收入占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原油需求国，2012年国际社会对伊朗制裁加码以来，伊朗出口石油半数销往中国。此外伊朗其他的资源储量也十分巨大，铁矿、铝矿、铜矿、铬矿和天青石等矿产资源是中国矿业进口的主要地区之一，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冶金建设集团等大型企业同伊朗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合作。尽管从总体的进口比例上来说，伊朗的进口矿石在中国进口矿石的总比重中仍然较小，但是在资源日益紧张和稀缺的今天，伊朗的矿石和其他天然资源的进口对于中国来说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2013年9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

其次，伊朗需要中国的石油技术。伊朗一直鼓励中国参与到伊朗国内的油气资源项目之中。由于伊朗长期受到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经济制裁，因此亟需新的油气勘测和生产技术来保证原油开采的可持续性。在此背景下，如中石油、中海油和中信国际合作公司等中国企业参与到了伊朗国内不少油气资源项目。伊朗还希望中国能够更多的参与伊朗国内液化天然气项目如气田开发、工厂建设和进出口终端设置等一系列合作，以此带动和帮助伊朗国内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伊朗需要中国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伊朗境内不少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中国公司的影子，如北部高速公路德黑兰-索莫尔项目，马什哈德、色拉子、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和阿赫瓦兹等城市间的铁路项目，都有中国公司的影子。此外，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地铁工程（曾经由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和1980年两伊战争而成为“烂尾”工程）也是由中国企业接手并完成建设，使得德黑兰成为中东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

最后，伊朗需要中国的工业与科学技术。伊朗工业基础在中东相当牛气，但和世界领先水平相比就很薄弱了，大部分工业原料和零部件都需要进口。但是由于长期受到经济制裁，伊朗从西方获得技术支持的途径有限，因此中国就成为了伊朗获得技术和科技支持的重要地区。中国向伊朗出口的产品中，大多数属于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技术产品；此外伊朗大型工业缺乏，其市场也吸引着中国企业在伊朗扩大影响。中国重汽、东风、奇瑞、一汽、宇通、力帆等汽车在伊朗市场都颇受欢迎，而中船集团和中航技等公司也同伊朗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伊朗对于中国工业产品和技术的依赖，也是未来中伊双边关系继续良好发展的重要基础。

伊朗的唯一选择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国内经济情况一直很糟糕，加上社会经济阶层分布不均，民众对于变革的要求十分强烈。尽管90年代以来，历届伊朗政府都试图通过“改革”来改变日益拉大的阶层分化，结果却“越改越糟”。2006年美国和西方实施了严厉的制裁方案，伊朗严重依赖油气出口的国内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国内通胀率直线飙升。经济制裁还波及到了伊朗社会其他领域，伊朗航空公司代表公开对媒体说，由于受到制裁，机队平均机龄21年并且无法获得必要的零件，已经威胁到飞行安全。

当下伊朗国内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从伊斯兰革命至今的数十年间，伊朗先后四次被西方制裁，尤其是2012年的第四轮制裁更为严酷，当时欧盟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伊朗金融机构的资产也被冻结。2013年鲁哈尼上任伊始，伊朗国内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近40%，经济一直处在负增长，失业人口比率高达12.6%。如果说我们套用经济学上的“滞涨性通胀”来形容伊朗的经济状况，怕是一点也不为过。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伊朗的通胀率就一直居高不下，但与当时情形不同的是，伊朗经济在近些年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与膨胀共同出现的现象。在1996年哈塔米执掌伊朗时期，伊朗的通胀率虽然高达49%，但是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3%；再向前推到1987年穆萨维担任总理期间，伊朗的经济通胀率达到了23%，但是其经济增长率却也保持在了9%的水平。

国内的经济发展情况，直接关系到社会和民生。当下伊朗国内确实存在着大量的“烂尾”工程。据统计伊朗全国仍有约3000多处没有完工的工程项目，如此庞大的工程“余额”，如果想要全部重启并完工，势必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支撑。鲁哈尼采取的是比较务实和稳妥的解决方案，即注重投资那些已经接近完工的项目，争取“先易后难”，一点点解决“烂尾”问题。

伊朗经济形势同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经济衰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所引起的。因此倘若能够解除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伊朗经济势必能够获得巨大发展。根据政府预测，随着国际经济制裁的接触，伊朗所获得的石油收入将会增长约22%。

如果经济制裁一旦解除，国内的工农业生产将会在短时期内恢复生机。在过去数年之中，“里亚尔”同美元汇率持续贬值，这一方面表明伊朗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但也为国内货物出口提供了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优势。伊朗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钢铁和水泥产量也较为充足。在过去数年中，由于美国经济制裁，伊朗国内原油无法实现正常出口，因此伊朗囤积了大量的优质原油。如果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一旦解除，伊朗经济生产一定会迎来发展的良好机遇。此外，一旦经济制裁解除，伊朗与西方的贸易将得到激活，工商业者信心得到强力提振，国内商品供应的紧张状态将得到缓解，物价高居不下的状况可能有所改善，失业率因此也可能出现下降。

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要求伊朗在伊核问题谈判上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来解除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经济制裁。但是从不久前达成的伊核问题框架协议来看，伊朗并没有获得希望已久的“全面解除经济制裁”的条款。在框架协议中，美国和西方国家仅仅承认将会“逐渐减轻”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且这个条款还要视伊朗履行核协议的具体行动来进行，如果伊朗的核活动重启，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加重经济制裁”。

一方面是中国和伊朗之间长期保持着的经贸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是美国与西方世界对于伊朗的封锁和限制，在此背景下，伊朗经济的对外选择确实有限。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伊朗原本就可怜巴巴的“原油红利”更是日益缩水。由于欧佩克等主要供应方坚持既定的供应计划，而欧元区、中国和日本的能源需求依然低迷，油价近期的上涨势头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因此寻求中国的经济合作，通过加入“亚投行”获得亟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再通过加强同中国石油企业合作来扩大原油出口，获取先进技术，这也就成为了伊朗当前几乎唯一的战略选择。

双边经贸关系的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伊朗经贸关系，在未来仍然会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中国同伊朗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中国不以政治划线，而更加侧重通过发展双边经济造福于民的现实考量。当然，中国同伊朗的经贸关系也因此面临巨大考验，除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使中国企业在对伊业务中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之外，伊朗国内对于中国的印象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其次，中伊在未来经贸发展中可能会受到来自西方企业的竞争。一旦未来经济制裁放松，来自西方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就会迅速流入伊朗。事实上，鲁哈尼上台以后，多次邀请法国、德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石油、基础设施和科技代表团访问伊朗。伊朗遭受美欧贸易制裁30余年，客观上使得中国资本、设备、消费品等在伊朗市场上难遇对手。倘若制裁大幅度松动，情况将发生变化，届时长期被动选择“中国制造”带来的“审美疲劳”，会潜移默化地加强伊朗客户优先选择西方产品的倾向，甚至可能导致伊朗客户在中方交易条件占优时仍做出非理性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加快实现中伊经贸的提质升级。如果能及时提升对伊朗经贸的质量，那么伊朗突破禁运制裁对中伊经贸就是十足的动力和机遇。

此外，伊朗国内的恰巴尔港可能会对中国-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项目造成巨大冲击。中国新疆至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沿途地势险恶，受到巴基斯坦境内塔利班组织和俾路支分离组织的长期骚扰，安全环境在未来难有改观。与之相比，印度和伊朗力推的恰巴尔港项目则具有明显的优势。从地理位置上讲，伊朗境内的恰巴尔港距离瓜达尔港仅数百公里，港口天然条件优良。伊朗的社会秩序相对好稳定，只是过去伊朗长期遭受西方禁运制裁，才使得瓜达尔港相较于恰巴尔港具有了一定的“政治优势”。如果伊朗一旦被解除制裁，那么中国援建的瓜达尔港项目则很有可能受到恰巴尔港的影响。

就中国经贸全局而言，伊朗需要更大规模进入国际石油市场，石油供给增多，对油价的抑制增强，有利于我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而伊朗核问题最终协议的达成，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有利于中国-伊朗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密切整个中国-中东地区的经贸往来。但是面对当前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风险，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做出相应的预判，提升自己在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作者王晋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博士生、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本文系王晋独家供稿观察者网。给观察者网投稿或转载授权请函至：[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