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学锋：官员因反腐冷落企业怎么办?

【反腐高压之下，政商关系灰黑底色一次次被暴露，远有刘志军丁书苗，近有郭文贵被指与多名权贵“勾肩搭背”。变态的政商关系如何治理?在新一轮的反腐之中，政商之间如何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观察者网刊发评论员严学锋的文章，以抛砖引玉，欢迎对此话题有心得体会的读者来稿交流。】

被媒体指为权力围猎手的郭文贵

逼良为娼？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的分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表示，因为政府垄断的权力太多了，资源都在他的手里，也不公开，不透明，所以逼得民营企业不得不行贿，搞潜规则，就是逼良为娼。

当打老虎拍苍蝇成为常态，另一个极端也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论坛上就指出，因为反腐高压，官僚不作为，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而企业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现在“不接电话、不批文件就是一些官员的新常态。

病态政商关系的土壤

政府是政商关系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实践中的主导者。长期以来，权钱交易潜规则猖狂，乃至如保育钧所言逼良为娼，这种非常病态的政商关系，与长期以来，政府权责不清晰，商界不健康的经营生态均有关系。

事实上，权钱交易在中国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封建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商是政的奴才，官商勾结有很强的必然性。计划经济年代，政为大，全权支配商，政商可谓一体。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商逐渐独立、繁荣，对资源配置的渴求日增；而公权力依然特别强大、权力边界不清晰、行权欠透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法制不健全：由是，权力寻租的空间巨大、违法成本低，搞权钱交易成为经商的捷径，官商勾肩搭背、权钱交易成为相当普遍的潜规则——这成为一种政商常态。

经典的例子如，房地产行业是这些年来的腐败高发期。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此领域，重要资源土地掌握在政府手中、需审批事项繁多乃至设置随意且行权不透明、该行业发展火爆（利润高），这是权力寻租者的肥肉，企业也愿意或被迫愿意花小钱得大利。

佳兆业即可能涉其中。总部深圳的佳兆业近年飞速发展，被誉为房地产行业的黑马。据报道，佳兆业的危机始于去年10月深圳政法委书记蒋尊玉被查；12月，公司在深圳的多处楼盘被政府“锁盘禁售”，创始人、董事长郭英成辞职。按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今年3月24日的说法，佳兆业在春节前已经死了。

企业家搞潜规则著名的，如曾经的中国首富黄光裕，涉单位行贿罪；身家百亿的金螳螂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兴良涉向季建业行贿；据报道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的保护伞强大。病态政商关系之下，企业家不搞潜规则好像成为少数。

几年前万科董事长王石说自己不行贿，一时仿佛成为企业界的异类。高压反腐以来，不少高官也深陷其中，苏荣、令计划、蒋洁敏、刘铁男、仇和等大老虎均被媒体曝出涉贪腐，与企业界关系说不清道不明。

病态的政商关系旧常态，严重损害了经济社会的公平正义、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按照领导人的说法，腐败可能导致亡国。这方面，政府、企业家，以及我们的法治均当反省。

从参与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巨大的改变来临。十八大之后，顶层设计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大力反腐败，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一系列权力清单出台，大量贪腐官员受到惩处。这些全新动作，无疑是在打破政商旧常态，开启政商新常态。

那么，该构建怎样的政商关系新常态？这种新常态理应以法治为基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符合依法治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晰、简政放权并行权透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特征。

同时，确保对腐败零容忍，对权力任性、权钱交易的惩处到位，让违法成本远大于收益，以真正遏制有权任性。如能同时实施官员财产公开等制度自然更好。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的看法：在经济新常态下，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关系紧密型”转到“保持距离型”，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从“参与型”转到“服务型”，既减少政府腐败，又把企业解放出来。事实上，服务型政府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已获得广泛认同；在市场经济时代，参与型政府则日益行不通。转为服务型政府，利国利民，也有利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

毫无疑问，重塑政商关系，发挥核心作用的主体还是政府。打铁还需自身硬。“四个全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政府理应切实行动起来，真改革、蛮拼的。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企业家也应发挥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早先，勾肩搭背、不分彼此（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和商人丁书苗可谓典型）现象突出。重塑政商关系，官、商之间要交往有道，其中官、商都应发挥积极作用、共同努力。

首先，要建立政与商合法、正常的联系机制，这应由政府牵头。正如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所言，“良好的政商关系需要官商正常交往，官员要堂堂正正走进民营企业，干干净净与企业家进行接触交往。要建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与企业家的沟通联系机制，提出党政干部与企业联系交往的要求和规矩，解除他们与企业接触的后顾之忧，让官员开门与企业家经常交往，做到工作联系等距离、服务帮助零距离、私情交往远距离。”这种确立明规则，有利于政商交往有道，遏制潜规则。

按照博鳌论坛上郑永年的观点，就是要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从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

第二，企业、企业家在政商关系新常态的构建中，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做正能量。作为政商关系的重要一方，企业家不能完全被动、消极，而应该做积极的参与者。一如，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同时在政商交往中严格自律、依法、不搞歪门邪道。比如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的做法：跟一些特殊部门、特殊人物保持一个正常的距离；又如阿里巴巴的原则，只和政府谈恋爱，但不结婚。

是做参与型政府，任潜规则盛行；还是壮士断腕、切实转为服务型政府、塑造政商关系新常态？正如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非常期待经历过比较痛苦的过程之后，中国会出现一个完全新的政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