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国崩溃论”，光反驳还不够

“中国崩溃论”在美国学术界、企业界基本算是不入主流的话题，预测中国崩溃的学者最终都沦为笑柄。比如，该论始作俑者章家敦在研究圈已“混”不下去了；2011年以惊世骇俗的《中国会崩溃吗》一文在中国媒体圈爆火的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美国学界常被视为专栏写手，而非教授；2014年春季，以《中国即将崩溃》一文再掀风波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也是口碑不佳之人。

沈大伟最近又改口中国崩溃论

去年以来，笔者曾在《“中国崩溃论”的崩溃》、《中国经济“增长极限论”没有道理》等多篇文章列述1990年代以来四轮“中国崩溃论”的来龙去脉，并反驳个中逻辑，在此不再赘述。笔者想与读者及相关机构共同思考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年来仍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崩溃”这个伪命题乐此不疲？除了在中文媒体上反驳，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应对这个在美国尚且都“不入主流”的话题吗？我们能否有反制“中国崩溃论”的非文本化的手段？

在国内外局势极度复杂的今天，能否很好地化解国际舆论对中国发展的干扰，影响着中国能否平稳度过目前深化改革的攻坚期，也影响着中国是否能平安地淌过当下结构调整的深水区。史料表明，1985年以后苏联改革的最终失败，进而导致国家解体，与国家的舆论门户大开，无力回应欧美舆论对苏联改革各种蛊惑性、煽动性与恐吓式的声音有很大关系。有学者把从西方的舆论冲击到苏联的国家解体过程概括为：外界的舆论冲击――国内社会的不稳定情绪――本国反制无力――国内彻底失控――国家解体。

当然，中国目前的社会承受力与政策定力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应以包容之心、从容之态从外界诸多建设性的批评声中汲取警示之营养。但对看似振振有词、实则像是泼妇骂街似的诅咒式话语，没有理由让其喋喋不休地持续下去。正所谓君子“恶讦以为直者”，现在应是终结所谓“中国崩溃论”的时候了。

多年来中国人对此起彼伏“崩溃论”、“威胁论”的反击见效甚微，究其原因，源于中国人对国际舆论的博弈规则了解不深，也源于中国知识界对内不够团结、对外缺乏自信的现状，更源于中国不愿、不能、不敢主导国际议程的国家能力。相比之下，像韩国、以色列、新加坡等中小国家对不利于本国言论的反击，以及对本国形象的积极塑造，比中国人要更见效得多。总结起来，大体有三种办法：

一是依法反击，重创恶意媒体的实际经济利益。欧美媒体对新加坡、以色列两国的报道，一向是非常谨慎的，因为一不小心，有可能就会引发两国在本国机构或个人的抗议，甚至惹上官司。上世纪中叶，新加坡刚独立时，欧美媒体视其为后殖民地时代的不驯者，动辄对新加坡口诛笔伐，哄抬新加坡的反对派。于是，李光耀果断推行限制外国媒体在新加坡发行量的法令，一度《时代》周刊在新加坡销量被削减80%多，《华尔街日报》发行量骤降92%。同时，一发现欧美媒体对新加坡有不实、不良报道，就会一张状纸将媒体告到当地法庭。胜诉与否暂不论，几轮下来，欧美媒体就因疲于司法而不敢造次。以色列办法比新加坡更“激进”。比如，2006年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就公开著文，批评以色列集团绑架美国的外交政策，结果招致美国犹太人全国性的反对运动，几乎成为21世纪头十年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最大舆论事件。犹太势力利用各种传媒，将两位教授比成三K党人、纳粹同情分子，组团到学校抗议，要求解雇两位教授，“吓”得其他学者与媒体噤若寒蝉。相比之下，中国对境外不实言论，要“宽容”得多。事实上，一切依法办事，以经济利益为切入口，定能拿捏那些发表恶意言论的欧美媒体。

二是精英共识，集体抵制境外那些对本国的叫骂者。几年前，笔者在美国某著名智库座谈并建议对方，不妨邀请当年在中国国内销量百万册、被许多人称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民族主义代表作的几位作者赴美交流，那样，将有助于美国了解中国另一个侧面。该智库管理层知晓那本书，却置之一笑。在美国，很少会出现像中国这样开展对本国不利的国际言论反驳潮，更不会出资邀请那些对美国国家利益不友好的外国人。在他们看来，这几近于“养虎为患”，抬高对手的身价。相比之下，中国官方与社会对长期以来的海外对华支持者、舆论对华力挺者的回馈还远远不够，反而常将那些叫骂者视为座上宾。沈大伟在其新论中国崩溃一文中，就罗列2014年两次受邀参加中国高端会议的经历；克鲁格曼几年前受邀到中国，以“走穴”之态，数日赚走了数百万元的演讲费。叫骂者赚得钵满盆满，支持者反而受到冷遇，这种现象不应再继续下去。中国知识界、企业界和媒体界应当有一个“不受中国人欢迎的海外学者名单”，让他们远离中国思想市场，成为中国思想界的边缘人。去年某香港明星公开叫嚣内地，结果他的几部电影票房都惨淡不堪，其制作团体被迫数次向内地观众道歉。从这个方面看，中国知识精英要向电影界的观众学习。

三是国际辩论，积极传播中国思想与设置中国议程。多年来，中国知识界的英语写作能力普遍不强，国际表达动力普遍不足，这导致中国学者在欧美媒体中主动刊文的数量严重不足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成功案例，比如，北京奥运前后，时任驻英大使傅莹主动在英国媒体撰文阐述“奥运会属于我们大家”、“新疆是个好地方”等，一时传为美文经典；上海学者李世默、张维为近年来在《外交政策》、《纽约时报》等多次刊文，用西方人的话语逻辑，正面阐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收到相当不错的国际效果；近期，澳门学者陈定定也及时在美国媒体上回击沈大伟的言论，以幽默的《对不起，美国！中国不会崩溃》为标题，很及时地起到反驳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相关机构应当创造某些机制，鼓励越来越多的学者就时效性大、敏感性强的话题，在国际媒体上进行尺度更大的发声，那样将对塑造中国的积极国家形象发挥相当大的益处。

总之，当代国家间的竞争不只是贸易、经济、军事、金融竞争，更是基于前者之上的思想竞争。一国思想力决定着本国在全球博弈中的真实排位。中国已公认为贸易第一、经济第二、军事第三、金融前五的全球大国，但仍然没有发挥出与国家整体实力相匹配的思想力，中国在全球并没有得到靠前位置的尊重度。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无休止的崩溃论，与其说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误读，不如说是对中国思想力的蔑视。中国思想界应当基于社会价值观集体共识之上的通力合作，奋发有为，真正营造“为中国效力、必有大回报”的正向逻辑氛围，塑造中国伟大的思想力，在先后解决“挨打”、“挨饿”之后，真正解决“挨骂”、“挨咒”的困局，赢得21世纪的中国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