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哲：亚投行政治化？树欲静而风不止

已经考虑了六个月之久的澳大利亚，在收到了美国的“变调”信号之后，最终决定加入由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太戏剧性了。自3月12日英国捷足先登，五天之后法德意接踵而至，然后是卢森堡和瑞士，西方集团重要成员纷纷违背美国旨意，加入以中国为旗手的新兴金融阵营…一场标志着西方垄断国际金融的时代即将结束的“亚投行门”事件，环环相扣，持续升温。眼看最后期限逼近，西方集团内部的一次大分裂已在所难免，突然又峰回路转，3月23日，代表国际金融老大的美国来了一个立场大转弯，表示可以与亚投行携手合作。

原本直接通向分裂甚至对抗之路的“亚投行门”，转了一圈，竟然向合作的方向打开了。

法国、德国、意大利追随英国的脚步，同意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

国际金融界的分裂暂时避免了，但舆论界却彻底分裂了。

在《今日俄罗斯》英文网站3月23日晚间新闻稿《华盛顿在中国主导的基础设施银行事项上“变调”》下面，有一位网友的跟帖这样写道：“不要让美国人接近这个新的国家联盟，联盟设立就是要驱逐美元。最终目的是令美国无害化，不能再发动战争。这是值得追求的。”。

另一位网友写道：“我老母亲告诉我，如果有人一开始想要杀你，但没能得手，然后转回来要做你的朋友，这通常就意味着他们想要离你更近，以确保下一次杀你时不会失手。我觉得美国/IMF/世界银行就像是我老妈说的那种朋友，他们可能觉得从远处不能碰到这个项目，现在要参加进来以便从内部搞破坏。”

不能怪这些声音太“阶级斗争”，亚投行这个事的确没那么简单。无论如何，国际金融秩序是西方最重要的霸权支柱之一；而无论如何，中国是国际秩序最强大的挑战者之一。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只要受到了来自外部国家的挑战，就意味着整个霸权基础的动摇，而如果挑战者是中国，则更增添了十分的颠覆味道。对于这一点，西方集团内部其实心知肚明。日本《日经中文网》财经记者大越匡洋在英国宣布加入的第二天3月13号发表一篇文章，标题直指问题核心——英国倒向红色金融。

中国主导的金融机构就是红色金融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之所以这一标志性的“亚投行门”事件注定要改变历史，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中国这个主角。在国际金融这个领域里，中国的身份主要不在“新兴世界大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些表面，而在于“红色国家”、“人民共和国”这个实质。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国际金融再复杂，也还是人间故事。回顾历史，金融就是资本家的独家游戏，而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资本家就是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可以发动革命，可以建立政权，可以进行战争，可以开展生产和贸易、开展教育和科研、甚至开展外交，但唯独没有驾驭过金融，更别提主导国际金融。

回顾历史，二战后大批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自豪的日子没过几天，很快就不得不屈服在西方的“新殖民主义”之下。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们有本事在政治上独立，却完全没办法在经济上独立，国家机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但金融的命脉却依然被老殖民者紧紧把持。西非国家加纳1957年宣告独立，是非洲英属殖民地中首个独立的国家。它的首任总统恩克鲁玛是泛非主义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1962年的一个讲话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的心声，他说：“事实上，殖民主义的实质仍然存在，改变的只是外形。外国的进口仍然受到保护，地方的发展受到阻碍，社会进步被推迟，财政方针受到宗主国的资本的控制。国家的半独立对非洲解放的影响是灾难性的。”（1962年6月4日在非洲自由战士会议上的讲话）

事实的确如此。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1961年亚非拉国家出口商品258亿美元中，初级产品占到84%，其中78%输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年，亚非拉国家进口277亿美元商品中，工业品占65%，其中93%来自发达国家。英国六家最大的银行在亚非拉各地设有分支机构3000个以上，吸收存款80亿美元。

与这些“半独立”国家相比，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政府是“人民政府”， 军队是“人民军队”， 警察是“人民警察”， 银行也是“人民银行”。不用说，在西方资本家眼里，任何“人民银行”和“人民币”都是笑话，他们可以承认人民会打仗，也可以承认人民会生产，但绝不可能承认人民会玩金融。

即便是曾经一度成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在西方金融巨头们眼里，也是金融战场上的“纸老虎”。苏联实行开放政策后，美国趁虚而入，通过透支信用制造出空前繁荣的假象，让苏联领导人和人民都相信了自由市场、金融开放、取消政府监管才是美国繁荣的基石，并接受了可怕的“五百天休克疗法”。最终的结果世人皆知，国家金融大崩溃，经济大倒退，一个世界强国转眼间跌落到了第三世界。

这就是历史上“西方金融”与“红色金融”之间的博弈故事，在此次“亚投行门”之前，历史见证，前者从来没有失过手，而后者从来没有胜利过。

中国式的胜利

中国不同于前苏联，中国没有实行无条件拥抱自由主义的激进改革，国家金融体系长期保持渐进开放的稳健政策，也就避免了被强大的西方金融一举摧垮、扼杀于国门之内的悲剧。另一方面，与大多数二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也大为不同，中国走了一条先赢得国家的完全独立自主乃至成为了核大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后，再实行“与国际接轨”逐步进入世界体系这样一个特殊道路。

现如今，中国凭近三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成倍增长的实力，成为了世界大国，同时也冲上了国际金融这个高地，甚至要通过设立由中国主导的新的国际金融机构，重塑国际金融秩序。

这就是这次“亚投行门”的历史意义。一方面，正如日本人所指出的，中国代表着“红色金融”，所以，公元2015年3月的这一“亚投行门”事件，也就标志着几百年来“红色金融”第一次接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不仅在国内经济领域取得了成就，而且在国际金融高地上举起了大旗。而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胜利：正如中国政府的表态“亚投行是以商业为导向的银行，不搞政治化，不应变成国家之间博弈的机构”，也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言“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为美国量身定做的，而亚投行是一个很难得的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机构”，这就意味着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不会重复西方金融的老模式。为了表明革新的态度并释放合作的善意，中国政府甚至表示可以放弃对主导地位至关重要的一票否决权。

赢了，但不追求霸权，而是邀请合作。可以说，这是西方金融几百年来从未遇到的一个“伙伴型对手”或“对手型伙伴”。“亚投行门”的第二阶段，必将围绕这一全新主题展开，在进入具体的金融业务之前，首先是一个国际政治的新版本、新故事。

“亚投行门”还在继续，由于连带了太多历史和现实意义，不想“被政治化”也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