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N个“不”

【亚投行无疑是近期国内外地缘政治、经济金融的最大热点。3月26-29日举行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规划也将正式发布。在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赵磊看来，“一带一路”范围广，规划不会过细，更多是原则性的表述，要留下足够多的、动态性的空间让丝路国家和企业去参与，不希望限制参与国和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主要提供方向性内容，如交通、能源、电力、通讯等，这与亚投行的工作重点是匹配的。

但目前国内外对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都有不少认识误区，亟待澄清。本文摘编自作者在盘古智库发表的文章《“不动别人奶酪”的亚投行》和在《环球时报》发表的文章《理解“一带一路”需避十个误区》。】

亚投行不是“中国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要避免简单类比，不要一方面反对别人拿“马歇尔计划”类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另一方面自我陶醉地把亚投行比作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制度安排都有维护一国霸权的意味。许多西方媒体将亚投行称作是中国控制的，这不客观。此前中国对外表示可出资到50%，这表明中国对亚投行的强力支持，但也不一定非要50%，随着亚投行成员的增多，中国的占股比例会相应下降。中国有控制的能力，但没有控制的意愿：中国不寻求一票否决权，因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国在世界银行拥有否决权，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是亚投行的发起国与关键力量：中国推崇协商一致，即“有事好商量”，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来决定。中国要推动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把具体的项目做扎实。

亚投行表明中国外交布局的重大调整：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是中国的外交布局。可以预见，多边外交将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亚投行等多边机制，既有利于中国整合周边与全球资源，也有利于中国赢得良好的口碑与声誉。

亚投行不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

开始的时候，美国游说七国集团和亚洲盟友不要加入该机构。美国认为，鉴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存在，没有必要再建一家新的开发贷款机构。美国的担心：1、从战略来说，亚投行会动摇美国霸权的基石——全球货币与金融秩序，美国已经领导了70年；2、从技术来说，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金融组织，美国担心贷款标准是否会很低，或形同虚设。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今天，美国在能源领域、金融领域都感受到了中国强大的竞争压力。

3月23日，奥巴马称欢迎亚投行的设立并表示亚投行可以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合作。美国态度的转变不仅仅是因为盟友的倒戈，更主要是国内压力：1、全球经济新格局的主要标志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要接受这个事实；2、加入才有可能从内部影响亚投行的发展。

从围堵到合作，也表现出美国态度的虚伪性：一方面，不停敦促中国发挥与其日益增强的实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当中国朝这个方向努力时，比如建立亚投行，美国却试图阻挠，这就显得短视和虚伪了。对中国人而言，亚投行的建立不是北京与华盛顿争斗全球经济影响力，而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经济秩序的博弈。

不要让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被过度政治化

中国要推动国际规则更加合理与完善，但不是要进行颠覆。在国际关系中，负责任不仅仅指要援助、要砸钱，更强调公共产品的提供，要有议程设置的能力：我不能决定大家内心想什么，但我能决定大家讨论什么。要避免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的政治化，要在便利、透明、高效、合规上做文章，推动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公平性发展。1、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要符合绿色和低碳标准，要有人文情怀、要在生态友好上下功夫；2、包容性发展，使各国人民有机会的参与到亚洲的共同事业中来，要避免由于边缘化状态而导致的极端化情绪的蔓延。3、公平性发展，既要反对霸权，也要反对特权，使公平成为亚洲国家的共同价值。目前的突破口：成立后要提高放贷效率，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但同时要制订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保障条款。

亚投行是中国“共同体外交”的新载体。“共同体外交”的实质，不是单纯寻求一国利益，而是将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实现普遍的利益增值。因此，区域开放主义、利益均沾、透明化操作是“共同体外交”的逻辑基础。这也是区域多边主义与开放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共同体有三个阶段：利益共同体，即要在满足需求上做文章；命运共同体，即要在应对挑战与回应压力上做文章；价值共同体，即要在相关欣赏与内心认同上做文章。

“共同体外交”的实质，不是单纯寻求一国利益，而是将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实现普遍的利益增值

亚投行“创始国”不一定有特权

为什么大家争着想做创始国？国家在考虑回报的时候，既包括经济回报也包括政治回报；创始会员国会得到特殊的政治回报，会载入史册，特别是大国非常在意这个。小国更加关注具体的经济回报。从原则来说，创始会员国与其他会员国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并无区别。金融机构最大的特权是投票权，投票权的多寡取决于成员国的出资份额。具体来说，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各国的经济权重，以经济权重来衡量各国的出资份额和股份分配的比例。由此看来，创始会员国的特权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即“历史不会忘记”。

建设“一带一路”不能自娱自乐

中国人往往把22个阿拉伯国家看做一个整体、把5个中亚国家看做一个整体、把54个非洲国家看做一个整体……据此制定整齐划一的政策。但“一带一路”要真正具有生命力，我们就要真正去了解每个国家、每个群体对中国的期望、对我们的需求，要庖丁解牛每个丝路国家。

各省不能只顾“讨政策”

丝路战略既要顶层设计、更要基层创新。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地方干部最后的总结往往惊人的相似：希望中央重视我们，给予特殊政策。但北京的专家再聪明，他们不一定比地方干部更了解地方。所以不能等，要有基层创新，要先做起来。

各省不要急于为自己找定位

有为才有位，不用忙着定位。很多省份在忙着争抢历史上谁是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有的叫丝绸之路的新起点，有的叫丝绸之路的黄金段，有的叫丝绸之路的节点……这在全球化、互联网经济时代的意义是有限的，关键不是叫什么，而是要有内容、有亮点、有突破，即在今天本省有哪些“错位竞争、不可替代”的丝路优势。

但很多省份一想到丝绸之路，还在丝绸、茶业、陶瓷等“老三样”上做文章，但这是历史上中国的主打产品。今天，我们要卖什么？首先，需要了解合作伙伴需要什么：对方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要多卖必需品、少卖奢侈品，既是卖产品，也是卖价值、卖文化，通过消费中国产品上升到对中国的欣赏和认同。

“资源、能源合作”不是“一带一路”的唯一主题

有一些人认为，“一带一路”就是要保障中国的资源、能源供给，确保稀缺性资源的战略安全。的确，丝路沿线国家大都有丰富的资源和能源储备，如黑金（石油、煤炭）、蓝金（天然气）等，但是这些国家不喜欢“一谈生意就是资源、能源”，它们不希望成为“骑士的马”。

而且丝绸之路的两端一头连着繁荣的东亚经济圈，另一头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因此，发达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成员。

谈“一带一路”不要错用“桥头堡”

很多省份定位自己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bridgehead），但是桥头堡、排头兵、先锋队、主力军等类词汇是军事术语，它们的本意是防御性的，即“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你进来”。这类词汇翻译成外文，不具开放性、包容性，并且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不要滥用“过剩产能”一词

常有媒体提到，“‘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把过剩产品销售出去”。这个词汇，让一些沿线国家听了会产生反感。你不要的，别人会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