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一周年| 后太阳花时代，台湾的挫败与转机-张方远

台湾3·18太阳花运动至今已满一年，再加上去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这一年岛内变动之快，让人的思考感到偌大压力。无法否认3·18对台湾影响甚大，有人认为“太阳花”为台湾的未来带来阳光，也有人认为“太阳花”的阴影压得台湾喘不过气来，不管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这都是这场运动辐射出来的能量。

3·18周年之际，各路人马急于总结，也想为“太阳花”树立不亚于1990年“野百合学运”的历史评价。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说：“3·18学运是台湾近几年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公民觉醒运动，要用历史眼光来看待这场学运”，“一百年后回去看2014年，影响最大的是学运，而不是11月29号投票。”

不如我们就按柯文哲的“指示”，以历史的眼光来检视“太阳花”到底为台湾留下了什么？岛内自2008年以来经历了“野草莓”、“反旺中／反媒体垄断”、“白衫军”等几场规模不等的“公民运动”，经过几波动员洗礼，运动的发展在“太阳花”时终于臻于成熟。一波接着一波的冲撞，特别是“太阳花”标榜着“反体制”与“公民不服从”的精神信仰，最终展现出来的动能却集中在“反中”与“反国民党”，未曾撼动战后真正制约台湾的结构──亲美反共及由此派生出的“蓝绿”格局──甚至加深、巩固了它。

“太阳花女王”刘乔安

太阳花前前后后所掀起的波澜，或许会为岛内政局增添动荡，但未曾改变过台湾社会的集体想象，当然也无法转变台湾舵手（无论蓝绿）驶离大陆的航向。

近一年来，被太阳花群众烙上“亲中卖台”的马英九政府似乎也在焦虑自己与大陆靠得太近，因此先是透过检调单位起诉义务服务台湾考生赴大陆求学的“夏潮联合会”，接着又在今年将台大等6所进行两岸学术交流的大学停权半年。在政治上，马政府驻美代表处今年元旦在美国“双橡园”升旗突袭，反而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换来“两个中国”或“一边一国”之嫌；接着又为M503新航路与大陆针锋相对；两会期间，习近平以“地动山摇”形容九二共识对两岸政治互信的重要性，台湾新任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却回应“听了会不舒服”。

在历史意识形态上，台湾闻不到丝毫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与台湾光复70周年的味道，台湾“国防部”反而先跳出来开记者会指责大陆“抗拒事实、反历史”；马政府对于高中历史、公民等课纲的“微调”，在今年2月更是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审判决“教育部”败诉。

经历这场嘈杂喧嚣的运动之后，社会内部的撕裂与激辩带来的不是更多元的态度，对于中国大陆的视角反而更加禁锢、僵化，对于在台湾的陆配、陆生与陆客的歧视及排斥不减反增。与此相较，太阳花背后所象征的地缘政治意义，经过一年以来的沉淀，其面目则愈加清晰。去年太阳花退场没多久，我在观察者网写了一篇文章《美国还能继续滋养台湾的太阳花么？》，结论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植在台湾泥土里的这株太阳花，或许将永远面向美国绽开着。”现在看来亦是如此。

积极鼓吹台湾民族主义与香港民族主义的独派中生代学者吴叡人（“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太阳花周年之际接受《自由时报》访问，他直白且露骨地说：“在美国重返亚洲的大战略，美日安保条约正待重新讨论、日本要提升军备时，基于‘民主’高正当性的太阳花学运形同一股反中力量之呈现，正面呼应美国，学运某种程度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结构。”

吴叡人这番“正面呼应美国”的清楚表态，正好说明了无论中国大陆给台湾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与区域稳定，青年世代所在意的“反黑箱”、“程序民主”终将沦为配角，因为符合台湾“国族”建构工程唯一的“政治正确”，就是配合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布署，换取美国的庇荫，这才是他们心中真正在意的“实质正义”。

2016年“台湾大选”距今剩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后太阳花时代所反应出来台湾社会内部的动能，有很大一部分都将卷入大选的纷扰之中。台湾移植西式代议民主制度之后，周期性的大选几乎左右了台湾岛的走向，程度不一的变迁最终都会被大选的巨大能量给吸纳进去，这也是台湾背后的美国势力所乐见的循环。“亲美”加“蓝绿”的格局仍是台湾岛上空最大的幽灵，这是太阳花不愿触碰、更无从解决的结构性困局。

最有可能代表民进党角逐大位的人选是现任主席蔡英文，她即将带着包括两岸政策在内的所有政见前往美国，说好听点是“访问”，其实就是摸头称臣──争取美国的认同与钦点。而风中残烛的国民党，目前唯一浮上台面的“救主”是朱立伦，但2011年《维基解密》的资料早已曝光朱是美国在国民党内的“暗桩”。3·18太阳花、同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以及明年初的大选，将共同形成台湾内部政治变动的脉络，但无论蓝绿何人胜出，其实都还是美国在台的代理人，将持续与北京角力、拉锯与博奕。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上世纪70、80年代风起云涌的党外运动，最终被民进党的成立而收编；1990年那场改变台湾政治发展的“野百合”，其结局是与李登辉里应外合，为初掌政权的李登辉扫除体制内部的政治障碍。如今看似又是另一个重要转折点的3·18，却也无法超越这样的循环。

3·18运动的激进派参与者（及其背后的“野百合”世代学者），在运动结束后先是成立“公民组合”，后来因为组织方式与发展路线的歧异，分裂为“时代力量”与“社会民主党”两个政党，分别宣布投入明年初与“大选”一同举行的“立委选举”。这两个政党与民进党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一方面携手循柯文哲模式替民进党在过去的艰困选区突围（例如时代力量与社会民主党都分别宣布在深蓝选区台北市大安区提名候选人，其后时代力量对外表示将在5月底前与民进党整合各区域人选，最近时代力量的大安区提名人林昶佐Freddy又选择退选礼让给社会民主党的提名人范云）。

因此这些后太阳花成立的小党，号称要“打破蓝绿垄断”，其实还是扮演着民进党侧翼的角色，助民进党开拓票源一臂之力。另一方面，这几个小党同时具有牵制民进党的功能，防止民进党在2016登上大位之后与北京发展过从甚密的关系，配合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需求。

去年3·18运动后没多久，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就曾撰文评断这是一场“不反服贸的反服贸运动”。“反服贸”运动以经济争议的面貌横空出世，实则是一场政治的操兵动员。民进党之所以反服贸，并不是因为“服贸”真的会为台湾带来巨大的灾难，只是因为它不愿经济利益被国民党所垄断。

“九合一选举”尝到胜利果实后，民进党便露出马脚。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去年底即表示：“绿准备执政，服货贸都可谈。”被激进派所绑架的3·18，服贸争议本身也在运动中退位，替换上场的则是高举“公民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的中青世代与旧世代分道扬镳，企图引领一条新的反中战线，并且与香港反对势力隔海呼应，共同在中国东南沿海制造动荡。

3·18之后的一年，台湾原有的政治格局不仅没有被冲破，反而更加稳固，思想与意识形态也更为紧缩。3·18曾经为岛内许多NGO以及厌恶蓝绿两党恶斗的台湾人民闪现夹缝中的曙光，但是台湾根深蒂固的结构本质立刻将希望吞噬了。

话说回来，台湾内部困局的解决出路还是在两岸。如果看到去年的纷扰就全盘否定经济交流，反而是本末倒置。就像好不容易盖了一座桥，但桥面凹凸不平引起用路人的不满，解决的方式不是把路铺平铺顺，竟是将整座桥拆掉。台湾的问题也在于此，当前两岸经济交流已经到达瓶颈，也该到了两岸进行政治接触、甚至是政治谈判的时机。台湾如果持续以各种理由抗拒政治，无疑就是让两岸关系陷入泥淖。在两岸关系之中拒绝经济主义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只靠经济主义已经动能不足，而政治与伦理恰好是深化两岸关系必要的切入口。重新为载浮载沉的两岸关系找到新动能，才有可能破解岛内原有结构对社会、对人民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