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存在新加坡模式吗？

【李光耀去世后，关于李光耀政治遗产的讨论依旧继续，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赐稿观察者网以飨读者，本文首发《环球时报》】

新加坡在我的印象里大约只有北京五环路内那样大小，但这个地处东南亚一隅，地域狭小、民族混居、资源匮乏的城市国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苦心经营，终于成为经济繁荣发达、社会井然有序、民族关系融洽的明星国家。新加坡不仅以自己的成功惠及本国人民，更为世界瞩目。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治理方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亚洲国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制度模式。

谈到新加坡，谈到新加坡模式，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李光耀。李光耀是新加坡最重要的领导者、领路人，这一点几乎是没有争议的。李光耀的名字与新加坡，与新加坡社会发展模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今天李光耀先生走完了他91年长长的人生路，也再一次吸引世界目光聚焦新加坡。

李光耀和他的同伴们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适应新加坡的生存发展之道。

在当今一般人的眼里，李光耀是一位极其成功的政治家，在新加坡他拥有崇高的威望，在国外他有着远远超越新加坡国力可以赋予其领导人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其实，李光耀和新加坡成长于艰难困苦之中，50年前，李光耀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把新加坡人民团结凝聚起来，逐步使新加坡摆脱了贫困、混乱、萎靡，跻身于亚洲“四小龙”，成为发展的楷模。

独立之初的新加坡形同弃儿，外有地区大国的冷漠和压力，内无资源、基础薄弱，精神文化上迷茫困顿，生存与发展的压力考验着新加坡。选择什么样的生存发展道路是当年新加坡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年轻的李光耀在困苦面前没有畏惧，在当年风靡世界的各种模式、制度面前没有盲从，他和他的同伴们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适应新加坡的生存发展之道。从后来的新加坡模式展现出的特点和效果看，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建立的新加坡模式重要特质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扩大社会自由；二是，集中国家权力，实现战略性发展。保障人民权利、扩大社会自由，给了新加坡人民以巨大的激励，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给予社会发展以强大的内在动力。而集中国家权力，一方面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提高了发展的集约性，提高了建设的效率。新加坡模式除去最重要的体制性特征外，其社会管理体系也十分重要。新加坡的社会管理以法纪严明著称，这对于治理种族多元，文化散漫的亚洲国家十分必要，长期严格的社会管理塑造了一流的国民。

新加坡的模式，在当年既不同于如日中天的“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被西方世界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体制。这样的体制自然也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质疑和非难，西方学术界不无贬义地成其为“威权体制”，批评其不民主，限制自由。但是，就是这样的体制改变了新加坡的命运，为新加坡社会带来了繁荣和进步，给新加坡人民带来了福祉。面对事实，西方的舆论也逐步收起了原有的轻蔑和傲慢。李光耀本人也在世界范围得到了广泛的尊重。以其幅员、人口和自然资源都极其有限的弹丸之地，创造出发展神话和独特体制，李光耀在当代世界独一无二。他不仅是新加坡人民的领袖，也是亚洲的英雄，因为他所摸索出的体制已经远远超出新加坡，启示和影响诸多的发展中国家。

新加坡模式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找到了一套适合在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已经形成，经济全球化已经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后发国家如何既能调动社会内在动力与活力实现发展，又能避免社会因发展而引发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基本秩序，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新加坡模式当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不会永恒不变。但新加坡模式成功回答了时代的难题，以一条前所未有的特殊道路，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并且，这样一条道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类似的体制在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在一些亚洲国家获得了成功。新加坡模式因此跻身于世界政治与社会发展的经验体系，李光耀也必然会因此而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