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如玉| 李光耀这样质疑李嘉诚、陈方安生

【李光耀恐怕“坐享其成”的年轻干部持国可能出偏差，因此在八十五岁的高龄，以“内阁资政”（Minister Mentor，中文译名似未能确切反映其真正涵义）的身份，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之间，接受该国《海峡时报》七名新闻工作者十六次总共长达三十二小时的访问；这些访问，原先也许只想作“内部参考”，供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干部及政府官员学习，惟李氏后来慨然答允将之辑成专书，这便是《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Lee Kuan Yew：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are Going；下称《硬道理》）。

本文节选自2011年8月21日《东方早报》林行止对《硬道理》的书评《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

香港人喜欢和新加坡作比较，表面上，这两个英国前殖民地有颇多相似之处，其实本质上南辕北辙，大不相同。举其荦荦大者，香港既没有国防问题，外交上亦不必自己打拼，这意味仅军事及外交开支，香港便省了一大笔，这不仅令香港财政很易便有盈余，而且有安定前景，便能够全心全意致力于经济建设。可惜政务官出身的特区领导人，缺乏胸襟与前瞻性，对中国政治完全外行（其中文程度令人怀疑能否读通北京的文件及领悟其背后的含意），事无大小，揣摸京意后才制定策略，结果处处碰壁，且因此拉阔港人与北京间的鸿沟。观乎目前的情势，新加坡终有一日会取代香港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地位！

新加坡人早视香港为竞争对手，在谈及该国税率时，李光耀显然把香港视为假想敌，他认为若把入息税税率定得太高，有办法的新加坡人及在该国工作的外国人，便可能考虑“移师”香港（《硬道理》页168-169）。

李光耀对香港小商人以顾客为尊因而设法满足顾客需要的做法，颇为欣赏，但他对香港大生意人的经营哲学与视野，大不以为然。事实上，李光耀对香港地产商的看法，与笔者颇近。他指出香港人口倍于新加坡且有很多南来的优秀人才，这些俱为新加坡望尘莫及。但这些人的后辈，“独沽一味”地产发展，而现在他们已回内陆发展（页143）。李光耀指出，香港商界除了物业发展商和市场炒家，什么都没有。

**他以不屑的语气问，李嘉诚可有制造一件营销世界的商品？没有。**他投资地产，收购港口、超级市场、电讯公司（和李氏没有提及的资源及电力公司），十分成功，然而他不过顺市而行，即什么行业当红便进入该市场，言外之意是缺乏创业家的眼光和魄力。笔者对此说不敢苟同，以李嘉诚是唯一一位放眼世界而且身体力行在国际商界大展拳脚的香港企业家，创新当然难能可贵，但在海外开拓经营海港、电讯以至洪水公司，又岂是易事！哪家香港公司最成功？李光耀认为应推冯氏昆仲经营的利丰，可惜其经营的不过是现代货运连锁店的“物流业”（logistics chains），他们不兴办工厂，因为自知无法在竞争剧烈的市场中立足（页147-148）。

李光耀指出香港经济因为吸引了无数“中国制造”的企业家（指解放前后挟资金技术及企管经验南来的内地企业家）而起飞，新加坡完全缺乏这种人力资源，他慨叹新加坡独立初期的社会中坚分子只是一批农人的后代，他们之中有的成为贸易商，有的成为专业人士，当然有的成为创业家……但在他治下，新加坡的经济成就终于与先天优厚的香港并驾齐驱。事实上，不是长他人志气，在笔者看来，香港经济可以拿出来“炫耀”的，除了物业发展（尤其是会自动膨胀的楼面面积），似乎没有什么其他成就足以骄人了。新加坡人经营的酒店，现在到处都见，其制造的若干消费用品，亦在国际市场上占一席位；可是，香港有什么本地制造的东西打进国际市场？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多。

笔者不久前曾指出，特区政府容许地产商任意肆意把楼宇面积“发水”，令他们大发其财（亦令不少官员退休后谋得好差事），却因此祸根深植，除了少数例外如长江实业，有哪个地产发展商的后代乐于在非地产行业发展？换句话说，有哪些行业的利钱比可以“发水”的地产业优厚？答案是没有。香港的“富二代富三代”大都在国际顶尖学府求学，学有专精，本应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可是结果大部分精英分子都在最易赚钱的物业发展上打主意，这意味香港商界的精英分子，除了地产，什么都不敢尝试，结果什么都不会做。而当物业不景周期来临时，香港经济便会受楼市崩溃的拖累而一蹶不振。比起新加坡已有蓬勃的尖端行业及媲美香港的基本设施，其经济前景远胜香港，是不必讳言的。

据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去年前三季新加坡工业产量增百分之四十五、生化药物增百分之八十五、电子产品增百分之五十；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外汇交易上有长足进展，2010年的交易额比2004年倍增，国际清算银行估计新加坡每天外汇交易额平均两千六百六十亿美元，为世界第四大，在亚洲为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经过多年经营，新加坡已是亚洲商品（包括橡胶）现货及期货交易以至石油提炼中心；去年4月赌场开业后，旅客人数大增，去年7月已首次突破百万人次……

当然，如果中国经济一帆风顺，继续繁荣，则香港尚能期待在大陆的救援下“起死回生”，而此一“优点”是新加坡望尘莫及的。李光耀多次访港，与香港政商人物应有不少交往，可是本书并无提及，大概是没什么东西可供新加坡青年一代借镜吧。他唯一花了约三分之一页篇幅谈及的香港人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

被问及中国崛起会否令新加坡处境艰难时，李光耀的回答可圈可点。他说，假使美国从东南亚撤走，中国自然成为区内独大的强权，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新加坡做出一些令中国不快的事，中国亦不会（其实是不必）入侵新加坡，她只须收紧市场，不让新加坡货进口，新加坡便不知如何是好；虽然新加坡早已开拓印度等市场，但中国市场仍是生命线！

李光耀又说，香港现在已明白本身的处境，因为中国大陆经济上一收一放，香港经济便冷热交侵、翻腾不已。香港经济呆滞时，中央政府可放宽国人去香港买楼买股票的限制，结果香港楼价股价立竿见影上升，香港人当知谁是他们的“再生父母”。在这种大环境下，李光耀质问，你以为反中、主张民主的组织还是那些亲中央的团体得势？答案明显不过。正因为如此，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决定退出政府。她不支持北京的干预，以为仍行英国的一套、落实民主和有美国的支持，香港便能“五十年不变”。李光耀认为这种想法简直是垃圾（Rubbish）。当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升起之时，香港便无法摆脱北京的影响（页315）。

李光耀著《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中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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