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车夫司机：李光耀病逝 回忆我在新加坡的留学岁月-Kris

在新加坡总理公署网站看到李光耀先生逝世的声明时，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之所以沉重，倒并非因为在他弥留之际便有嗜血的媒体人提前宣布其死亡，亦非担忧新加坡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博弈中道阻且长，该国精英治理面临民粹主义挑战与我也无甚干系，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小感伤——没有李光耀先生创建的新加坡，我今天过的会是另一种生活，千千万万和我一样负笈南洋的中国学生都会过着另一种生活。

内儒外法

作为新加坡教育部引进外国人才项目的受益者，我第一次踏上这个赤道岛国，是在2001年。那年我15岁，还很“中二”地在国内某网络论坛上发帖批评新加坡糟糕透顶的“洋泾浜”英语口音。

九年后的2010年，当我挥别那个常年暑热的城市国家、回到祖国的怀抱时，新加坡已经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来自重庆和上海的老板都曾这样评价我。我想他们的意思大抵是守序、恪慎，比起中国大陆教育系统里走出来的学生多了一份严谨，少了一份闯劲和想象力。

所以怪我咯？我的初中是新加坡著名的华校，校名虽然叫中正中学，却曾是当地怀揣共产主义理想的学生们搞串联的地方。或许也正出于这个原因，如今的中正中学每个班级都以中华传统价值观里的一种美德命名，与早些年的台湾省倒是不无相似之处。我的班级是“仁”（Benevolence），按照字母顺序，排在后面的还有勇、勤、悯、恕、雅、和、诚、义、忠、谦、敬等班级。从这样规规矩矩的环境里成长出来的学生，大多被修剪得方方正正。

如果细数新加坡人民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除了“怕输”、“投诉”之外，“规矩”也必须榜上有名。不管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我的新加坡朋友们想到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查看有什么现成的规矩，而不是随性地天马行空，或者设定新标准。往小处说，它表现在某位友人对中国某大城市最深的感触是“wolau, you Chinese people anyhow drive lah, never follow rules one”（新加坡式英文，意思是：你们中国人开车乱来，不讲规矩）！往大处说，普通新加坡人跟随现有规则带来的效率和收益，远远胜于打破常规、制定新规则的不确定的回报——在多数常规情况下，这当然是正确的。正因如此，许多新加坡人在法制不健全或规矩不成文的社会中生活，需要经历相当痛苦的适应过程。远观新加坡社会，它如同一件高度精密的仪器，在依法治国的法家思想外衣下精确运行，然而实际上这个社会的内核却浸润着中华儒家传统。

虽然祖籍广东的李光耀先生从小说英语和马来语，未曾接受过任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虽然英国前外交大臣乔治·布朗曾评价李先生“哈里，你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XXX棒的英国人（原话为：Harry, 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虽然李先生及其继承者们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与中国和中华文化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但这并不影响新加坡的依法治国暗合中国古典价值观——仁礼为儒，布政教化，德刑并施，一断于法。

我在新加坡的九年里，除了吴总理换成了李总理；除了从中国人想象中的花园城市变成了新马泰旅游集散地“坡县”；除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不再像从前的我们那样囊中羞涩得不敢出门理发；除了城市中心地带竖起了一座又一座炫耀着财富的高楼；除了塑胶钞票越来越普及；除了裕廊岛上的工业园区越来越兴旺；除了地铁线路在不断延伸；除了美轮美奂的樟宜机场不断扩建之外，整个社会保持着稳定、秩序，人民波澜不惊地生活，仿佛发生在683平方公里国土以外的事情都与他们没有关系。

新加坡冷峻的执法机器仍旧亲疏不别、贵贱无殊地用尽力量鞭挞着触犯法律的本国人和外国人；当地人民仍旧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中夹杂两句生硬的华语或马来语，并在angmok（红毛，即西方人）面前蹩脚地模仿两句美式俚语；熟食中心的“安哥”、“安蒂”（注：新加坡英语中的uncle和auntie，即大叔大妈）仍旧热情地在铸铁锅里为过往食客翻炒着热气腾腾的粿条；德士（注：新加坡华语中的出租车，系taxi音译）司机仍旧一边带着来自异乡的男性乘客穿梭于芽笼单数巷里，一边吹嘘双数巷中香艳的掌故（注：芽笼单数巷为美食街，双数巷为新加坡合法红灯区）；在莱福士坊工作的白领们仍旧每天戴着假面（盖洛普公司2012年调查显示新加坡是全世界最缺乏情感的国家）在投行、律师行、地产公司大楼组成的森林里穿行；许多社会底层的穷人仍旧蜗居在鳞次栉比的政府组屋里，木然地坐在徒有四壁的房间，透过窗上生锈的铁栅栏望着天空里从印尼飘来的雾霾；在酒店打工的年轻人仍旧熟悉每天凌晨四点半的乌节路，他们在闷热的夜幕下摘掉摩托车头盔，点燃一根黑冰万宝路，涅破过滤嘴上的爆珠，深深地呼吸，呼吸，然后去开足空调的大堂迎接新一天寒冷的生活。

微妙的种族与身份

新加坡除了75%的华人，还有马来人、泰米尔人和欧亚人。治理这样一个高密度、多民族国家，再加上华人与马来人在马来西亚联合邦时期结下的龃龉，民族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加坡民族政策最核心的关键词是什么，说出来中国网民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和谐”。

在新加坡，种族和谐是比天还大的政治正确——1964年7月21日，庆祝穆罕默德诞辰的马来穆斯林与华人爆发流血冲突事件，造成36人死亡，五百余人受伤。该事件直接导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走向苦涩的决裂。此后，新加坡痛定思痛，将这天定为“种族和谐日”。

五十多年过去了，跟所有国家建国过程中的挣扎一样，这个去政治化的纪念日早已褪去苦涩的旧貌，穿上浪漫的外衣。如今每年这一天，所有学生终于有机会脱下他们深恶痛绝的、必须扎在裤子里的衬衫校服，换上其他民族的传统服饰。想象华人姑娘曼妙地裹着沙丽，马来少年一本正经地罩上唐装，印度女老师腿部的曲线在旗袍下摆的缝隙中飘摇，那是怎样一场盛大的cosplay。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变得复杂甚至混乱。我刚去新加坡时，许多当地人还没见过几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对祖辈故土的全部认知，局限于福建、广东和海南三个省。

早先，在统一的华人身份之下，新加坡华人还按照福建、广东、海南、潮汕、客家等几种方言群体区分彼此，靠同乡会馆维系宗族脉络构成的身份认同。后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声令下，这个数百万人口的蕞尔小国开始大批引进外国人才。我的新加坡朋友们才从我这里第一次了解到：原来世界上竟然有三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原来中国方言远远不止新加坡当地的那几种。

也许在新加坡带给中国新移民们文化冲击的同时，中国新移民们也给老移民的后代们造成身份认同的危机。

记得从前打篮球，当地华人更愿意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学生或港台同胞结成队伍，对抗我们这群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姑且不把这种建立在英语沟通习惯上的结盟上升到所谓的“东盟身份认同”或“大中华地区身份认同”，上高中时的另一件事使我意识到新加坡华人的中华身份认同竟如此脆弱。

新加坡英式学校有着深厚的橄榄球运动传统，而我所在的高中华人居多，该项运动底子薄。某次校际比赛上，对方一名体壮如牛的马来族选手用“支那”这个词奚落我所在的球队，嘲笑华人不会打橄榄球。这个词在我听来无比刺耳，于是一场所谓绅士的野蛮运动在我的冲动之下变成了野蛮人的野蛮互殴。后来，华人队友听了我对攻击性行为的解释后，均表示不解，因为在他们眼里，“支那”这个词的贬义无非在于“非常中国的中国性”（very China-like Chineseness），说白了就是“土”，而这种“中国性”所代表的“土”虽然是新加坡华人都不想与之沾边的——比如学京剧的同学可能被其他华人同学嘲笑为“非常支那”——但毕竟不至于为之眼红斗殴。最后，队长无奈地说：“也许我们理解的Chinese跟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理解的中国人不一样。”

前些年，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这样的经历纯属个案，绝大多数新加坡华人与我们有血脉相连的感情。比如管理宿舍的卢先生，最期盼的是中国国家足球队杀入世界杯，取得好成绩。他说：“中国赢就是我们赢，中国队也是我的国家队。”又比如教授中华文学的詹学究，自号“勿洛望海阁阁主”，上课时除带领学生膜拜诗词歌赋之辉煌以外，还常痛斥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拜他所赐我写得一手繁体字（并因写得不够快在期末考试上没能填完答卷）。再比如我的监护人黄女士，在我离校时送了一本李光耀传记作为毕业礼物，并在扉页上寄语希望我能“从李资政身上汲取力量”。

时隔多年，对华人身份怀着复杂感情的李光耀先生现已作古，今天的新加坡公民更认同的是“新加坡人”这个身份；待到老一辈以中国方言为母语的华人俱已成为历史，“炎黄子孙”这份血脉中的感情未来是否还存在，将以何种形式存在，就不好说了。

对新加坡的年轻人来说，国父的陨落，似乎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那些沉痛哀悼的辞藻，他们不会说，也不屑于说——毕竟在这个国家，就算小区里死了大爷，家属们也会收到“百世流芳”、“万古长青”、“驾鹤西归”、“哲人其萎”之类的花圈——但如果可能，我会给李先生献上一束他夫人柯玉芝生前最爱的纽子花，附上一句“In Loving Memory of Harry 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