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谈严刑峻法：日本军管政府统治的经验

91岁的李光耀今天凌晨因病逝世，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至今仍是新加坡的立国之本。能够把一个新生的城市国家打造成不少人眼中的“华人世界典范”，严刑峻法无疑是李光耀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也是他最受争议的部分。

说起新加坡的刑罚，鞭刑无疑令人印象深刻。新加坡的鞭刑源自英国和英属印度，刑鞭长1.2米，粗1.3厘米。在行刑前，刑鞭会在清水中浸泡一夜，使之充分吸水，增强柔韧性，一鞭子打下去就让人皮开肉绽。

尽管许多国际组织要求新加坡政府废除鞭刑，但新加坡政府坚决支持鞭刑，并且适用罪名不断增加。1966年前，新加坡鞭刑仅限于刑法中造成人民身心重大伤害的罪嫌，包括：重伤害、抢劫、强暴及猥亵等罪。然而，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破坏法》，甚至连街头涂鸦都被纳入鞭刑罪名。据报道，如今新加坡每年都有上千余名男性罪犯被判鞭刑。

李光耀的严刑峻法思想从何而来？在回忆录《风雨独立路》中，李光耀说得很清楚：“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李光耀在日本治下的新加坡只住了3个月，但显然学到了不少东西

以下为李光耀回忆录原文

（摘自《风雨独立路》第七章《日治时期的教育》）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我亲眼看着在残酷无情的占领军面前，整个社会制度突然垮了。日军要求绝对服从，除了极少数人，人人都从命。几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们，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们，只好调整适应。应变比较慢以及不愿意转而接受新主人的人就倒霉背运了。他们生活在新社会的边缘，财富有减无增，地位也下降了。马上看风使舵，趁机向新主人献媚的人们，在新加坡这场大灾难中发财致富。

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1944年下半年过后，在物资匮乏、人们半饿不饱的情况下，可以夜不闭户，犯罪率之低叫人惊奇。家家都有户主，每10户设甲长一人。黄昏过后人们开始在区内巡逻，直到天亮。他们拿着棍棒，不过是做做样子．因为刑罚太重了，没有犯罪事件可以报告。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经过最初的震荡和有过这段紧张经历后，我意识到．生活非像往常一样过下去不可。人们要吃饭、要服药，也需要牙刷、牙膏、衣服、鞋子、自来水笔、墨水、纸等日用品。当时连刀片也难以买到，它变得珍贵了，人们只得把用钝了的在玻璃杯内缘磨一磨再用。烟草比日本钞票更值钱。一些专业技术不再那么有用，赚的钱也少了，商业活动也不多。罪犯在军法下受审，受过英国法律训练的律师派不上用场、生意少之又少，会计业瘫痪了。但是人们仍然生病和牙痛，医生和牙医还是非找不可。尽管药物和麻醉药奇缺，医生和牙医却发了财。

在日治时期头10个月里，人们常常看到日军把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押到市区，命令他们做些诸如装卸货物的工作。战俘们会偷偷溜到咖啡店找食物，店主和家庭主妇送些面包、罐头、粮食和钱给他们。华人非常同情他们。他们瘦多了，拘留使他们身体衰弱，他们的军上衣和短裤破烂不堪。到1942年末，战俘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年后几乎绝迹。人们相信他们被送到泰国、印尼和日本服劳役去了。1944年末和1945年初他们重新露面，只剩下皮包骨头，一条条肋骨凸显可数。他们是到缅甸修筑铁路做苦工，有的身上只缠着遮羞布，髋骨毕露，到处是溃疡和伤疤，尤其是手脚。当时虽然缺粮，但还不至于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受到的折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的俘虏来得严重。

我相信日军残酷成性，但是他们之所以会虐待战俘，主要原因是瞧不起投降的英军和澳大利亚军，认为他们不像日军那样宁死不屈。

他们建立一种制度，平民、士兵和学生都得接受精神教育，背诵天皇圣旨，以接受天皇是神的意识。每次举行纪念或庆祝活动时，报道部的职员都必须出席在国泰大厦天台举行的集会，聆听最高级官员宣读天皇敕令：

“奉日本祖先天照大神之命，这个物产富饶的国家将永远由女神的后裔日皇统治。国家将昌盛，日皇统治下的人民将繁荣，与天地共长久；这是上苍的意旨。”

比新主人更嚣张

日本人雇用了一些亚洲人，他们的表现比新主人更嚣张。其中包括新加坡警察部队里的锡克教徒，共有650人，有警官也有普通警察。他们是英国人从旁遮普招募来的，都是彪形大汉，马来亚、香港和上海英国租界也聘用他们当警察。他们在森路平民集中营担任守卫时凶神恶煞、仗势欺人的恶行无人不知，市面上传说被拘留的英国妇女也遭他们凌辱。殴打起平民来，他们是警察当中最凶狠的。战后这批警察全被解雇，送回印度，过后再也不从旁遮普招募警察。警察部队里现有的裹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全是在新马出生、在本地招募的。

行政和管理语言从英语换成日语，对老一辈非常不利。他们学日语并不那么容易。会日语的人，像来自台湾的华人，占尽便宜。他们有的早在日治之前便已来到新加坡，其余是随同日军前来。本地年轻人为了找工作，也多少学些日语。多数人有骨气，不跟敌人合作，只想马马虎虎混日子，尽量少对敌人奉献。只有少数人敢反抗，哪怕是暗中反抗。

聪明人和投机分子则千方百计地讨日本人欢心，为日本人效劳。他们向日本人提供劳工、原料、情报、女人、烈酒和美食，捞到盘满钵满。承包商走运了，日本人需要他们供应必需品，建筑承包商也一样。但富得最快的是领到执照可以在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艺场开赌场的人，当时物资匮乏，人民情绪低落，英军可能在三两年内回来赶走日本人，到时许多人会丧命。在这样的气氛中，赌博是最好的鸦片。许多人到赌场碰碰运气，把财产输光；还有很多人到场看热闹，消磨时间。

人们在赌场里消磨漫长的时光，在简单的赌博方式里倾家荡产的情形真叫人吃惊。由于生命没有保障，赌博大受欢迎。生活本身已成了一场赌博。

但正如我所说的，无论你赚多少钱，最重要的是把它变成货物或旧的海峡殖民地货币。谷物和粮食占地方，难以储藏处理，最吃香的是体积小又容易收藏而一旦英国人回来还有价值的东西。因此随着香蕉票越来越多地出笼，从1944年开始，英国海峡殖民地货币的黑市汇率天天上升。其次是首饰。但要买卖首饰，经纪人得知道什么是真金，24K是多少，18K是多少，得辨认怎样的钻石才是色泽好、瑕疵少的上等货；当然还得了解红宝石、蓝宝石、海蓝宝石、猫儿眼和其他次贵重宝石的特点。

胆子大的有钱人买房地产。房地产是不动产，涨幅不如黄金和海峡殖民地货币。转让房地产要通过律师办理手续，到契约登记局登记。将来英国人回来，宣布转让无效的可能性是50％对50％。此外，建筑物也可能被炸毁。结果是英军没进攻，转让手续没宣布作废，建筑物也没被炸毁。到日治时期的最后阶段，德国投降了，日本准会战败，人们只要卖12瓶一箱的尊尼沃克威士忌，就能换到足够的香蕉票，可以买维多利亚街一间店屋。买下店屋的人战后发财了。

枪炮军刀和暴行

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当时我还没读到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我说过，他们首先要人们服从，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接着，便是强迫人们作出调整，接受日本人会长期统治下去的前景，让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适应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我们确认他们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新主人。道德和公平都无关重要，他们已经胜利了，高高在上地指挥我们。我们必须歌颂日本神祗，赞扬日本文化，模仿日本人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事未必成功。在朝鲜，日本一开始企图统治这个国家就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朝鲜民族有古老的文化，对自己的历史有强烈的自豪感，决心反对野蛮的新压迫者。日本人想方设法压制他们的本能和习惯，杀害了许多朝鲜人，却始终挫不了他们的锐气。

马来亚历史太短，民族太多，社会可塑性太强。一些马来人受过英国136部队的训练，在马来亚的森林里加入了抗日游击队。但是多数马来人当时希望日本成为他们的新保护者，正如在英国人赶跑了日本人之后，他们希望英国人保护他们那样。

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华人。他们大多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有些则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这两批人都受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激励，而不是出于对马来亚的忠诚。正如在战争时期他们成了给日本人制造麻烦的根源，后来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成了给英国人制造麻烦的根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从这时候起到9月底，是英国在全岛建立有效统治的过渡时期。整个新加坡是抗日集团的天下。他们用私刑对付日军的内线、爪牙以及那些曾经残酷迫害他人的人和嫌疑分子，殴打他们，虐待他们，甚至杀害他们。我还记得当时在维多利亚街和华厦两处家里，曾听到有人光天化日下在小巷子里被人追逐逃命发出的脚步声，听到拳打脚踢声，听到中刀丧命的凄厉喊叫声。结果是许多汉奸走狗消失无踪，不是躲藏起来，就是逃到马来亚内地和南部的廖内群岛去了。

解放并未为人们带来期待已久的惩恶劝善。老账不可能算得清清楚楚，要公平合理需要文件证明和深入调查。单靠原有的人力物力而要把所有战犯都绳之以法，是不可能的事。无论是日本战犯还是本地战犯，人数太多了。他们少数受到惩罚，多数却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