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向李光耀学习什么

2015年，新加坡即将迎来五十周年国庆。然而，就在举国期待之际，这个繁荣发达之地的缔造者、有国父之称的李光耀溘然长逝。

李光耀离世，全球震动，各国——不分制度、宗教、大小、贫富，纷纷表示哀悼、表达敬意。一个面积只有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也只不过五百万、而且没有什么资源的小国竟能引得全球各国纷纷折腰，堪称奇迹。尤其是，李光耀在西方一直被视为独裁者，2011年他还被《商业内幕》网站在《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中列为第二位，但去世后西方政要仍一致向他表达敬意。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李氏政治技巧和智慧

作为当代华人世界三大伟人之一（另外两位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和带领台湾走向现代化的蒋经国），李光耀确实是伟大的。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些令人眩目的数据：新加坡人均GDP4.8万美元，力压美国，高居全球第五；廉洁程度仅次于瑞典、丹麦和新西兰，列全球第四（德国透明国际排名）；经济自由度仅次于香港名列全球第二（2009年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1994年到2001年连续八年国家竞争力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其中政府效率仍是世界第一（美国《国家竞争力年鉴》）；世界竞争力也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2008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此外，这个五百万（其中本地居民不足四百万）的人口小国，每年的旅游人数居然高达900多万，几乎是自身人口的两倍。

当然，他的伟大并不仅仅体现在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带入第一世界，而是他创造奇迹的方式。

新加坡是英国的前殖民地，但独立后并没有全盘沿袭宗主国的制度——这和印度完全相反，而是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独具特色的新加坡道路。李光耀在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强调秩序和责任，继承中华文明一个政治中心的传统，坚持一党独大。与此同时，他又引入西方制度中有益的成份——比如选举和反对党，但又加以改造。一方面发挥它监督和制造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对它加以控制，不使之失控而危及现行体制。这种策略，使得对内可以给不同阶层提供表达政见的渠道，对外则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体系中，增加自己模式在西方的合法性。

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需要极高的政治技巧和智慧。对此，1994年李光耀在与美国《外交杂志》主编扎卡利亚的对话录《文化是决定命运的》中有清楚的表述：“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迄今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

全世界华人一向把新加坡的成就当作骄傲，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不仅给重新复兴的中国以精神支持，更提供了具体的学习榜样和参照。比如新加坡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发展，中国也做到了。新加坡引入选举和反对党，中国则引入任期制和领导人的制度性定期更替。当新加坡在一党制下实现高度的法治——据台湾媒体报道，在亚洲企业界的调查表明，当遇到纠纷时，司法最高度信任的国家就是新加坡（排第二的是香港，很巧合，也不是西方的制度模式，第三位的是日本），今天的中国也在前所未有的强调依法治国，甚至成为“四个全面”之一。

当然新加坡能够在一个华人社会为主体的国家中实行高度法治，确实有几个特殊因素：一是李光耀凭借个人的威望，严刑峻法，铁腕推行，新加坡至今还保留着肉刑；二是新加坡规模太小，容易控制和做到透明；三是英国宗主国法治体系和精神的影响。

李光耀的儒家精神

面对新加坡奇迹，世人往往会问，为什么会是李光耀？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就是儒家文化和儒家价值观（严刑峻法则有着强烈的法家思想印迹）以及中华文明非常强调的实用理性。在世界上有一个奇特的亚洲政治现象，即儒家文化圈，大陆有邓小平、台湾有蒋经国、新加坡有李光耀、韩国有朴正熙。他们都是政治强人，但都具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和政治道德感，要把自己的能力化为国家的发展。反观完全基督教化的菲律宾，和韩国一样都是军事独裁，但马科斯却只顾自己贪腐，完全不管国家未来和民众死活。这背后就是文化的差异。

儒家文明非常强调人的重要性，“为政之道，尤在得人”，而且十分注重道德和责任。这种影响一代代传承，成为中华文明非常宝贵的政治资产。而西方正如李光耀所批评的：“如果新加坡决定发展成为像西方国家如英国的两党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这也是为什么一向推崇台湾制度的龙应台在“行政院长”江宜桦辞职后（她随后也辞去“文化部长”一职）感叹，在今天的台湾情势下，台湾政界根本无法吸纳优秀人才。

正是对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和人性深刻的洞悉以及对制度的正确认识，才是李光耀成功领导这个国家步入现代化行列的根本原因。在其离世之后，我们不妨重温他的肺腑之言：“人性的某些基本方面是不会改变的。人性中有恶的东西，你必须防止它。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东方人是不相信的。东方人相信，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属于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与社会。政府并不想给一个人以家庭所能给的东西。在西方，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被认为可以对个人完成过去由家庭完成的义务，这种情况鼓励了单亲家庭的出现，因为政府被认为可以代替父亲，这是我这个东亚人所厌恶的。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是建成社会的砖瓦”。

这里需要说的是，李光耀和邓小平之所以比蒋经国更伟大，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文明的领悟和认识更为深刻。他们都一致认为中华文明不适合西方这种多党竞争性政治体制。在《李光耀：大师论中美和世界》一书中，他十分坦率地讲到：“中国也不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若成了那样的国家，中国会崩溃。如果你相信中国将发生某种民主革命，你就错了。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共领导人将尝试各种方法，除了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的民主体系”。

更重要是，他们二人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新加坡是引入“选举和反对党”并进行有效的改造，大陆则创造出了“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这一人类前所未有的体制。只有蒋经国在传统强人政治和西方民主制度之间无法创新，只能最后以倒向西方作为结局。然而，台湾民主化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其历史见识远远要低于邓小平和李光耀。这也是为什么终其一生，李光耀都对邓小平这位老大哥十分尊敬。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当然不能说只有这两位华人政治领袖具有如此之高的眼界，这样未免过于看低西方文明了。早在一百三十多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泰纳在其巨著《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的序言中，在总结法国大革命后近一个世纪动荡的经验教训时，说出和邓小平、李光耀同样的结论：适宜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形态，是由民族的性格和历史决定的。只是西方或者早已将先辈的忠告抛之脑后，或者是为了推广自己的制度而刻意忽略，毕竟就是在第三国搞砸了，对他们自己又有多大损害呢？假如第三国还是他们的威胁，岂不更是一举两得？

后李时代，新加坡怎么办

李光耀病危时，一度闹出媒体乌龙事件，足以见这位领导人的全球影响力。对于同文同宗的中国人来说，他的逝世确实令人揪心。

第一，他对两岸关系的积极影响力不存在了。他曾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促成了两岸首次汪辜会谈，奠定两岸关系稳定器的“九二共识”。他也曾对李登辉直言：“美国人不可靠，台湾不应该相信美国保护”。真的是忠言逆耳。就在他去世前，他曾批评民进党的政策，认为两岸统一是必然的结果。以他的威望，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第二，他是全球少有的敢于公开肯定中国模式或者公开为中国辩护的重要政治人物，而且没有人有资格能够反驳他。1989年西方制裁中国之时，他却高调力挺：“此类举措与人权问题无关，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世人同样还记得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评价：“我会把习近平归类于纳尔逊·曼德拉这一级的人物。”他的离去，让中国少了一位非常重要的支持者。毕竟中国再成功，西方也不可能公开肯定，因为这样做，就等于自我否定。

当然李光耀的去世，影响最大的还是新加坡。失去这样一位伟人，新加坡的软硬实力均大幅下降。比如李光耀去美国访问，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众多政界人士都会倾听他在讲什么，都会向他请教。甚至每一位新总统上任，都会向李光耀请教亚洲和中国事务。但现在，新加坡再也无一人能够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其国家在全球的重要性自然会降低。

从未来看，李光耀去世后，他创立的这种需要高度政治技巧和智慧的体制能否持续下去，成为决定新加坡命运的关键因素。

具体讲，新加坡现行体制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来自西方的压力，二是李光耀从西方引进的“选举和反对党”制度，是否会在其身后失控？

李光耀在世时，这两个挑战都不是问题。毕竟西方完全能够接受一个不反西方，而且能够为西方提供智慧的李光耀和他所代表的新加坡模式。而且李光耀很擅长在大国之间维持平衡——这固然是他的政治才能，也是目前东西方较为平衡的实力所然。但从未来看，随着中国日益崛起，要想维持这种平衡越来越难，早晚有一天，新加坡将不得不选择中国。到那时，西方的立场和态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恐怕很难抵抗住西方的颜色革命。

当然新加坡不变天的积极因素也有。比如这一模式的成就举世瞩目，也得到新加坡人民的认同。不管怎样，新加坡未来都进入一个难以预测的时期：或者成为历史的过渡期，或者成为历史的转型期，或者成为今天的延续期。

一位伟人的离去总是让人格外悲痛，最后，就让我们以李光耀2008年对新加坡的预言作为结尾，同时也把它作为对中国最后的、有益的建言：“如果新加坡由反对党执政，五年内会将富裕的新加坡所获成就全部破坏殆尽。身为新加坡人，生存全赖优异表现和超越对手的优异表现，但是，如果这些超凡表现植基的体制遭到侵蚀，这些超凡表现将消失一空，那时你已失去所有。要治理好一个国家的条件其实很简单，一是组成一个能赢得人民信任与支持的政府；二是有行事光明磊落、能为国家做出正确决定的领导层。是，条件看似简单，要完全符合却近乎不可能。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能干的人来负责这一切，但是这在人民自由选举的制度下是非常困难的。”

由衷希望新加坡人、中国人都能够牢记这位伟人的赤诚诤言。